4、法正则国安威严则众服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什么最重要呢?答案当然是权威。权威是领导
之所以成为领导的重要标志。失去了权威的领导,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了。怎样树立自己的权威和领导形象呢,唐太宗的做法很值得今天的管理者们学习!
中华泱泱大国,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国人好礼重仪,中华民族因而有“礼义之邦”之美誉。那么在重礼义的国度里,“温文尔雅”的礼制与“冷面无情”的刑律,二者能否融合在一起,又如何融合在一起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呢迹?鉴于此,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提出“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礼仪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须的。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唐太宗即位后,对隋礼有所损益革新。贞观二年,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唐太宗请他召集一批“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次年,魏征任秘书监,也参与修订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至贞观七年“始令颁示。”这是《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篇目大体上和《隋礼》相同。
初次修订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贞观七年以后,围绕着“封禅”大典争论激烈,意见纷纭,所以就有重新修订《五礼》的必要。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琏等大臣主持参加,同时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令狐德棻,李百药等参加。孔颖达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贞观新礼》修成,共计一百三十八篇,比初稿增加了八篇。唐太宗诏颁天下,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成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可见,《贞观新礼》第二次修订稿较为完备,可谓集古今礼学之大成。
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接着,魏征就西汉史事作诗道:“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这样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就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为了进一步显现等级的观念,在礼仪上设立繁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份高低而定。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魏征便以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礼学是唐太宗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唐太宗也尽量的维护礼学,以刑惩礼之失。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爱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这是对“失礼”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唐太宗提倡的“以礼制刑,刑礼相辅而行”思想观点,使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和法制无疑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礼、刑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上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当今社会,虽然礼仪所起的作用与封建王朝大相径庭,但是,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礼相待,才能让别人以礼相还。这一点在企业与企业交往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