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两年后,我会想起那天剩余的时间,那一晚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门前来来往往。外面大门口处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围观者进来,但小男孩们不久便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去,因此总是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若的人,或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验威尔森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碰巧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下了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并且失真。
等到米契利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里透露了威尔森对妻子的猜疑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便会被添油加醋地刊登在黄色小报上,。不料凯萨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缺什么都不透露,并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眉毛地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说姐姐和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几乎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所无法承受的,于是威尔森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神经失常者”,以便让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而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轻重的。
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并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刻起,每一个有关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会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他依然躺在自己的房里,一动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外没有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后我便打了电话给黛尔西,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并且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下地址吗?”
“没有。”
“说了他们几时回来吗?”
“也没有。
“知道他们上了吗,怎样才能联系到他们?”
“我不知道,更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了。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霍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了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待我有了号码时已早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次好吗?”
“我已摇过三次。”
“有十分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什么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万分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遭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我却脱身跑上楼去,匆忙翻了一翻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未明确地告诉我他父母已经故去,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克蒂的那张相片,那已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正从墙上向下面凝视着。
第二天一早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霍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赶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正如我认为中午之前黛尔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霍尔夫山姆先生也未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以及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霍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有中傲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与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这个消息真是令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径应使我们好好反思。我现在还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忙着办一些极为重要的业务,目前还不能与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感到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
迈耶·霍尔夫山姆。
下面则又匆匆
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尔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显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的,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啊。”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极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时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能想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无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他的话,“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