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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慎决狱冤屈得伸雪（第1页）

敬慎决狱冤屈得伸雪

【原文】

乾隆四十九年，余任南昌县时，有僧俗互争山地一案，投到听审。缘俗家有祖遗山地二十余亩，片段不一，四至分明，以僧人造契盗葬，呈控究退。僧人亦以此山系伊师祖买自俗家之父，并非造占，抄契呈诉。对簿之下，据原告供称：“民父于三十三、四年在前县主任内，曾与山邻互讼，画有山图四址呈案。如果雍正年间买卖是实，何以图内并不注明。”问之被告，据称：“此远年买卖事，僧人不知底里，只知凭契管业。”两造各执一说。随当堂吊契卷查对，前案山图四至内并未注明卖于僧地为界之说，或系当时遗漏，未可据为造占之据。及吊僧人原契查核，则系雍正十一年所立白契，此亦为民间漏税常事，尚不能即决为伪造之凭。唤问契中代笔，均已亡故，系其子侄应审，无从质其真假。问僧人：“尔所葬者何人，是否尔之师祖、师父？”供曰：“前月葬的是师叔，师与祖早年物故俱葬自山。师祖是师父葬的，师父是僧人葬的。”诘以师何不葬于此山？供曰：“先不知从前买有此山，今年无意中于经卷箱内捡得：又因自山不能添葬，适师叔病故，遂抬赴此山，实非伪造盗葬”等语。惟查民间买卖田地房产，首重代笔中人，继凭红契。此案买卖原人均经物故，代笔中证俱无，且系五十年前白契，又于寺僧两代已葬自山之后，于该僧师叔将死之前，忽于经卷箱内捡出，谓为价实契真，其谁信耶？立以造占定断，尽可折服，可信无不平之失。惟阅契内笔迹为善书者所写，或此人即为此案讼师，因欲并究之。随令招出造契之人，僧不招，即令掌责、长跪。换审别件，完一件问一回，仍不招，又掌责一回。一连问完四宗，共计掌责五十，始则混认自造。令其照写不对，复议动刑，急呼曰：“情愿退还不要！”由是观之，止就案论案，僧虽口服心不服也。时已三鼓，姑令带出，以待来日复审。

退堂就寝，不能成寐。因思次日何以令其供出造契之人，须得代笔者亲笔红契以质之，无虑其不招矣。随披衣而起，将四鼓尽矣。出坐二堂，谕开宅门，叫守门差役即于署前唤代笔之子问话。顷刻带到。问以向习何业？尔父在日作何生理？尔能写字否？供曰：“乡民务农，向未读书，父亲在日训蒙，常为邻里作中代笔。”问以家中有无字迹？答以止有代笔谢资收簿一本，代笔契纸本村亲友人家甚多。随讨开城门，令其深夜赶取帐簿，并索契纸数张同来，嘱以务要雍正十一年前后三、四年内税过印契，白纸无需也。当促其速来速去，并不令差同往。意谓此番对出真假，既可究其造契之人，并可示掌责之不冤也。待至次日午前，人回，呈到取来红契六张，帐簿一本。细核之下，不但笔迹、花押、年分相同，且收据谢资簿内，是年四月十七日连收三家，第二家僧祖法名，并注明笔资银数，其为并非造占已无疑义，初何尝料及于此耶？

随复讯定断，僧人之屈遂明，俗家之诬可恕。唯余自恃擅责，每于仰对堂上之时，视听堂下之日，不禁愧怍交集之弗置也！从此益加敬慎，深以此为戒焉。

《未能信录》

【译文】

乾隆四十九年，我在任南昌县知县时，有一起僧人和俗人互相争山地的诉讼案件，投诉到县里听候审判。这个案子缘起于俗家有祖宗留下的山地二十多亩，片块不一，东西南北四方所到的界限很分明，认为僧人伪造契约侵占山地埋葬死者，呈递状纸控告，要求官府追究，退还侵占的山地。僧人也认为山地是他的师祖从俗家的父亲手里买来的，并非伪造契约侵古，抄写了一份契约呈交官府进行申诉。根据双方的诉状核对事实，据原告供称：“俗民的父亲在三十三四年前一位县令任内，曾经和住在山上的附近的人打过官司，画了山上土地四面地界的图呈报在案。如果雍正年间买卖是事实，为什么图内并不注明？”问到被告，据称：“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买卖事宜，僧人不知底细，只知道凭借契约管理产业。”诉讼双方各自坚持一种说法。随着当堂提取契卷查对，前案山上地界图四方的界限内并未注明卖给僧家山地的地界，或许是当时的遗漏，不能立即确认为伪造契约侵占山地的证据。等到提取僧人原契核对，却是雍正十一年所立的白契，这也是民间为了漏税常有的事，还不能立即确定为伪造的凭证。传呼契约的代笔人，都已经去世，由他们的儿子、侄儿应审，无法问出其中的真假。问僧人：“你所葬的是什么人？是不是你的师祖、师父？”供称：“前月葬的是师叔，师父和师祖早年去世，都葬在自家的山地。师祖是师父葬的，师父是僧人葬的。”追问师父为什么不葬在这座山上？供说：“事先不知从前买了这片山地，今年无意中在经卷箱内检出契约；又因为自家的山地不能再添墓葬，恰恰师叔病死，于是抬到这块山地来，实在不是伪造契约侵占山地葬人”等语言。查百姓中间买卖田地房屋，首先重视代笔中人，继而根据盖过印的契约。这起案件买卖双方原来的当事人都已经去世，代笔中证人都没有，而且又是五十年前的白契，又在庙里的两代和尚已经埋葬在自家山地之后，在该僧师叔将死之前，忽然从经卷箱内捡出来，说契约货真价实，有谁相信呢？立即以伪造契约侵占山地定案，完全可以使僧人屈服，可以相信没有不公平的过失。只是看了契约内笔迹是字写得很好的人所为，或许此人就是此案的刀笔师爷，因而想对他一起追究。随即叫和尚招出伪造契约的人，和尚不招，就下令责打手掌、长时间跪在地下。然后审问别的案件，审完一起案件问一回；和尚仍然不招，又责打手掌一回。一连问完四起案件，共计责打手掌责五十下，开始是胡乱招认，随意编造。叫他按照他的供词写下来，却不回答；又议定动用刑罚，和尚急忙叫喊，说：“情愿把山地退还不要！由此看来，只就事论事，和尚虽然嘴里服心里却不服。时间已经是三更了，暂且下令带出，以待来日再审问。

退堂就寝，不能入睡。因而想到明天拿什么叫他供出伪造契约的人，必须得到代笔人亲笔写的盖了印的红契为凭证质问他，不怕他不招了。随即披衣起来，已经是四更将尽了。出去坐在二堂中，示意打开宅门，叫守门的差役立即到官署前面喊代笔的儿子前来问话。一会儿带到。问他以前学习什么职业？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作什么生计？他能写字不能？回答说：“乡下百姓务农为业，从来没有读书。父亲在的时候作幼儿的启蒙老师，经常为邻居作中人代笔。”问到家中有无父亲的字迹？回答说，只有接受代笔酬金的记录簿一本，代笔契约，本村亲友家里很多。随后叫开城门，叫他星夜赶回家中取帐簿，并索要几张契约一起带来；嘱咐他务必要雍正十一年前后三、四年内交过税盖了印的红契，不要白契。催促他速去速来，并不叫差役和他同去。意思是要在这一次查出真假，既可追究伪造契约的人，又可以表明责打并不冤枉。等到第二天中午以前，人回来了，呈交取来的盖过印的六张红契。帐簿一本。仔细核对之下，不但笔迹、签字、画押年分相同，而且记载接受谢资的帐簿内，这年四月十七日连收三家，第二家就是和尚师祖的法名，并且注明了笔资的银子数量，僧人并非伪造契约侵占山地已经没有疑义了，当初何曾料到这一点呢？

随即复审定案，僧人的冤屈于是审明，俗家的诬告可以谅解。我自侍明智擅自责打僧人，每次仰对堂上，视听堂下的时候，不禁心里惭愧交集无法摆脱！因而从此更加谨慎，以这件事作为深切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