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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殇立后（第1页）

为殇立后

【原文】

庚辰馆长洲郑明府毓贤幕。县妇周张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遗腹子继郎十八岁，将以八月授室，七月病殇。族以继郎未娶，欲为张之夫继子，而张欲为继郎立嗣，辗转讦讼。前令皆批房族公议，历十八年未结。

二月，郑君受辞。张氏谓：“继郎物故后，苦百倍于抚孤，未亡人数濒于死。死何足惜，但继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与子之鬼俱馁。”语甚哀楚。余调查全卷，厚逾数尺。族继张辞，张继族控，批归房族，官无成见。乾隆十九年，张指一人可立为孙，而房族谓其甫离襁褓，未必成人。后又另议，终至宕延。

余因拟批：“张抚遗腹继郎，至于垂婚而死，其伤心追痛，必倍寻常。如不为立嗣，则继郎终绝，十八年抚育苦衷，竟归乌有。欲为立嗣，实近人情。族谓继郎未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儿。此语未见经典。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礼有明文。殇果无继，谁为之后？律所未备，可通于礼。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乾隆十九年张氏欲继之孙，现在则年已十六。昭穆相当，即可定议。何必彼此互争，纷繁案牍。”同事诸友皆以为事关富室，舍律引礼，事近好奇。况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独臆断，必滋物议。郑君见批大诧，再三属改。余曰：“批房族不难也。为民父母，而令节妇抱憾以终，不可。余为主人代笔，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顾其为富为贫，论事理耳。批不可易，请易友。”遂辞郑君。郑君勉用余批，不慊也。张所欲继者，果已成立。因立继书，遵依完案。后有不肖族人反复翻告，皆不准理。

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抚军手朱单饬县，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动。余曰：“吾无私，天可见，况上官乎？”阅四日，郑君谒抚军。归述抚军言，盛赞此批得体。始知有生员上控，批发苏州府亲提，重责注劣。郑君以上官许其能，大悦。抚军桂林陈榕门先生宏谋，事皆亲办。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单调卷，或有未惬，则戒官而兼训幕。故一时吏治无不肃然。此其一也。

为州县难矣，而为上司者尤难’。州县初登仕版，远涉遐方，风土人情既与素所见闻者迥不相侔。即词讼情节，亦多意想所不到。然能酌理准情，即无不可伸其冤而平其气。惟是两造对质，曲直斯分。直者未必见为恩，曲者早已结为怨，一遇刁悍之徒，不肯自认其曲而惟务于必胜，遂扛帮而上控矣。地方官无可如何，惟望上司之察其诬枉耳。不幸而或为上司所疑，或为势要所劫，轻则体面无存，重则功名莫保，此州县之难也。若上司所难，则在用人矣。夫知人则哲，尧舜犹以为难，况下此者乎？是故颜子，复圣也，而或谓其窃食，虽圣师不能以无疑；曾子，大贤也，而或告以杀人，虽贤母不得而不惧。盖相信，若斯之难也。今上司之于下吏，非有师弟之雅、母子之亲也。以东南西北之人，猝集诸前，而第于一揖、一言之顷，遽欲信其贤否，何可得乎？当其委以事也，几经审慎而后遣之，乃未几而有上控者焉。岂其人与地不相宜耶？于是提案进省，发审定谳，迨至究明诈伪，被诬者已家破人亡矣，地方官已心惊胆碎矣，而究不能以加等之罪治诬告之徒。非不欲治也，盖以彼险健若此，倘尽法惩治而激成京控，则愈难收拾。故纵之以冀无事耳。此刁风之所以日长也。今得陈文恭公朱单调卷之法，诚良法也。盖奸民上控之词，每与原词不符。若先调其原卷一阅，则案情之起落自明，而本官之能否亦见。如果所断平允，即专治诬告者之罪，而无辜干连概不提问。庶奸狡知所惩儆，而州县亦得展其才也己。

《佐治药言》

【译文】

庚辰年（1760），我在长洲县苏州知府郑毓贤那里做幕友。县里有个女子周张氏，出身富家，十九岁就守寡孀居。遗腹子周继郎已十八岁，周张氏本来准备在八月为儿子娶妻成家，不料儿子在七月生病去世了。族里认为周继郎还没有娶妻成家，想要给周张氏的丈夫立个继子，而周张氏想给儿子周继郎立个嗣子，于是族里和周张氏争讼不止。前任县令都批复让族里公议，结果历时十八年案子也没了结。

这年二月，郑毓贤接了这个案子。周张氏说：“继郎去世后，我内心痛苦比当初独自抚养孤儿还超过百倍，好几次我真的是悲痛欲绝。死有什么可怕，只是立嗣的事一直没有定下来，我死了也闭不上眼。今年我已是快六十的人了，离死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只怕没几天就死了，丈夫和儿子的鬼魂没人供奉，都要饿肚子了。”周张氏说的时候，真是哀戚凄惶，令人肠断。我细细查阅所有卷宗，竟然厚达几尺。族里接着周张氏陈说，周张氏又跟着族里申诉，县里只是批复让族里公议，官府自己也没个看法。乾隆十九年（1754），周张氏说一个人可立为孙子，但族里人说他乳臭未干，未必靠得住。后来再另议，就一直拖延下来。

我于是拟写判词：“周张氏抚养遗腹子继郎，快到成婚时继郎却突然去世，其内心之哀伤惨痛，肯定远远超出常人。如果不许她为继郎立嗣，那么继郎去世，周张氏十八年抚育的一片苦心，竟全化为乌有。她想为继郎立嗣，完全合乎人情。族里人说继郎尚未娶妻，如立嗣子，则嗣子无母，天下没有无母之儿。这种说法经典上从未见过。未成年而死的人的后嗣，服丧时齐衰一年，这在礼制上是有明文规定的。未成年而死的人如果没有继子，那么谁是他的后嗣？法律条文上虽没详细写，但礼制上是说得通的。与其让死去的继郎没有嗣子而伤了慈母周张氏之心，不如给死去的继郎立个嗣子而成全贞妇周张氏之志。乾隆十九年（1754）周张氏想立的孙子，现在年龄已到十六岁了。辈分正好相当，现在就可立他为孙。双方何必争讼不止，把卷宗搞得那么复杂。”官府里共事的朋友都认为案子牵涉到富户，现在不按法律却引礼制来断案，这近乎标新立异。况且前任官员已经多次批复让族里公议的案子，你一个人专行独断，必然招来众人议论。郑毓贤看到我如此断案，也大为诧异，再三要我另作修改。我说道：“再批复让族里公议并不难。但为民父母者，却让节妇抱憾终身，那是万万不可的。我只是为大人代笔草拟，现在使大人错误断案，招来非议，心里很是不安。我根本不去管她是富户还是贫民，只是讲道理罢了。判词绝对不能改动，大人一定要换判词的话，那就只能换幕友了。”说完我就告辞了。郑毓贤勉强采用我的判词，心里总是不满意。周张氏想立孙子的事，果然成功了。于是立下文书，按我拟的判词结案。后来族里一些不孝之子胡搅蛮缠，反反复复想翻案，我们一概不受理。

五月初五午后，巡抚手写朱单传送到县里，命令把这个案件全部卷宗加封后呈上，听说这事的人都震动不小。我说：“我没什么私心，所拟判词老天都能见，更何况是上司呢？”过了四天，郑毓贤去拜见巡抚。他回来后转述巡抚的话，称巡抚盛赞判词得体。我这才知道有生员将此案告上去，巡抚批发苏州府要亲加审讯，严加责备，详记过错。郑毓贤因为上司称赞他能干，高兴得很。巡抚是桂林人陈宏谋，事必躬亲。凡是上告的案子，他都不批查，而是用朱单调看卷宗，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要训诚官员，甚至训诫幕友。所以一时官吏治民，无不公正清平。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在州县任职不容易，而做上司就更难。在州县任职往往是初登仕途，远离家乡，所到之处，风土人情与原来所见所闻迥然有异。即使是讼辞案件，也多有意想不到之处。但若能斟酌事理，摸准实情，那就都能为民申冤而使百姓心里舒坦。只是原告、被告当面对质，是非曲直已经分清。但直者未必把你看做恩人，曲者早已与你结下怨恨，一旦遇上狡诈凶悍之徒，不肯自己认错服输，却一定要打赢官司，于是成帮结伙，越级上告。地方官员拿这些人毫无办法，只能指望上司看穿他们诬蔑冤枉他人的伎俩。不幸的是，地方官员或者被上司怀疑，或者受权势人物要挟，轻则颜面扫地，重则功名不保，这是在州县任职官员的难处。至于上司的困难，则在用人这一点上。知人者为圣哲，要做到这一点尧舜尚且以为困难，更何况是比尧舜还差的人呢？所以，颜子是大圣人，但有人说他偷东西吃，即使是圣人的老师也不能不怀疑；曾子是大贤人，但有人告他杀了人，即使是贤人的母亲也不能不害怕。所以要相信一个人，就像这一样难。现在上司对属下的官员，没有师长对弟子的雅，也没有母亲对儿子的亲。东西南北这么多人，一下子集中在你面前，而仅仅在作一次揖、说一句话那么短的时间里，马上就要确信他是个贤明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当交给他办一件事时，审慎考虑后才交给他，但不久就有人上告。难道这人到这地方不适宜吗？于是带着案子到省里，然后发下来审查定案，等到查清真假，被诬陷的人已经家破人亡了，地方官员已经心惊胆碎了，但最终也不能加几等罪来惩治诬告的家伙。并不是不想惩治他，只是这人如此奸险、如此好打官司，假若完全按照法律来惩治他，结果就造成他到京城上告，那事情便更难收拾了。所以，轻饶了他只是希望太平无事罢了。这就是刁风日长的原因。现在看到陈宏谋用未单调阅卷，这真是个好办法。因为奸民上告之词，常常与原来的讼辞不相符。假如先把原来的卷宗调来看一下，那么案情的曲折过程自然明朗，而办案官员的能力也可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官员断案公允得当，那就让他专去惩治诬告者的罪状，而无辜牵涉进来的人就一概不用追问。这样，奸诈狡猾之徒知道了遭惩戒的原因，而州县官员也可以展现他的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