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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文取不义之财（第1页）

恒文取不义之财

封建社会里，贪官污吏贪污中饱、盘剥人民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清朝{隆年间云贵总督恒文借口备制贡品，大量收购黄金，同时抑勒金价，藉以利。他聚敛财物的方式颇为特别。但是，正因为他未能经受得住黄金的**不仅断送了自己的仕宦前程，而且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身为云南巡抚、助纣为虐的郭一裕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恒文，满族，乌尔佳氏，隶满洲正黄旗，生年不详。雍正初年，以生（俗称“秀才”）身份被任用为笔帖式。笔帖式为清朝中央各衙署中负责文：工作的低级官员，例由旗人专任。八旗子弟在科举道路上受挫之后，若想出1文职官员，大多数须由笔帖式为起点。其中缺乏才干者，终老此职亦不鲜贝但恒文却很快地显示了自己的办事能力，不断得到提拔，经过四次升迁，已至正五品的兵科给事中。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具有向皇帝建言进谏及稽察政务、弹劾官吏等特权，虽然品位不高，却是在朝官员人人侧目重要职务。后来，恒文被外放为地方官员，出任甘肃平庆道道员，转直隶通）道道员。乾隆十一年九月（1746年11月）升任贵州‘按察使。次年三月他再{升任贵州布政使，成为掌管一省财赋和民政的地方长官。从以生员身份踏入途，到当上从二品的地方大员，恒方虽然用了约二十余年时间，这在当时用，非常讲究资历、提拔官员严格按资排辈的情况下，升迁的速度还是较快的。者，恒文既无显赫的战功，又无卓著的政绩，却能不断地被提升，说明他为，精干，除能够较好地处理一般公务外，还善于吹拍逢迎，能够讨得上司欢心。

恒文任贵州按察使时，四川西北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攻掠附近的j他土司部落。四川巡抚纪山力主征讨，反为所败。乾隆皇帝先将贵州总督张，泗调任川陕总督，率部进剿，‘而师久无功；再派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讷前往督师，亦遭挫败；最后任命他的小舅子（时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傅恒为经略大臣，率八旗劲旅前往征讨，虽取得局部胜利，但|于当地道路险峻，难以用兵，傅恒遂派名将岳钟琪进入敌营招降了莎罗奔此次用兵历时两年多，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纪山、张广泗、讷亲先^被革职或处死，结果仍以抚局而告终，真可谓得不偿失。就在乾隆皇帝为征t军事没有进展而忧虑之际，已升任贵州布政使的恒文对战事有所建言。称：兵贵神速，。用兵边远地区，首先必须组织好军队的后勤供给工作，才能证出征部队可以闻令而动，不致贻误戎机，以便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他在肃平庆道任上，曾亲见甘肃提督从所辖各营中抽调勇健者，或三分之一作为“援剿兵将”，其实并不要他们赴前方作战，只是要他们在后方备旗帜、器械、粮草、银钱等军需物质，以随时满足作战部队的需要。但贵却一向没有这种做法，以致于前不久四川从贵州调兵二千人，部队接到命令，耽搁了六天才出发。建议贵州亦仿照甘肃的办法，命贵州提督驻扎安顺，没重兵”筹办军需，并“请于府库贮银五千待用”。同时还上疏就行军的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_一认为他会办事，能强。先于乾隆十四年十月将其调任直隶布政使，乾隆十六年四月即很快实授湖北巡抚。

恒文在湖北巡抚任上曾着力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事，增加了皇帝对他信任。乾隆。十八年一度受命署理湖广总督，随即于当年十月调任山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如果说，恒文在当上贵州布政使以前，能够始终注意获取上司的好感，为

己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他在贵州布政使任上关于金兵的条陈，则受到了皇帝的好评，从而为他日后的青云直上铺平了道路。自以后，恒文作为_个能员而备受青睐，仅七八年时间，就由布政使升任为从一品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假如不发生意外，他在仕途上必将会进一步发展，全可能有位极人臣之一日。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恒文还曾上疏弹劾贵州粮道沈迁，罪名是“婪索属

”。朝廷派员审讯确实后，沈迁被处以死刑。恒文当然知道贪污、婪索是犯行为，并且能够从这一方面来稽察属下的官员，检举其中的贪墨者”甚而亲看到了朝廷对于贪赃枉法者处罚极为严重。他完全应该以此来时时告诫自像要求属员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只要能够做到洁身自好，无需再做出什么绩，他就可以继续升迁了。遗憾的是，恒文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也未能达到是，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恒文出任云贵总督后不久，即打算购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进贡给皇帝，但对云南的物产情况不太了解，遂与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此事。郭一裕说：云南的物产以黄金最为贵重，他本人即拟购买一些黄金，制作四个金手炉作贡品。”恒文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决定照样办理，当即派督标中军明柱至巡衙门领来了金手炉样品。黄金具有无比贵重的品质，它可以被用来造福于人，也容易诱发人们的贪欲。世上有多少人在黄金的**下丧失了理智，心甘宁愿地陷入了犯罪的泥坑!恒文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云南和贵州是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两省境内有金矿多处。诸日：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有上潞江金厂，临安府（今云南建水）与开化于（今云南开化县）毗邻处有“锡版金厂”，镇远府（今贵州镇远县、三穗县一带）所属有“天柱县相公塘、东海洞等处金矿”及中峰岭金矿，思南府今贵州思南县）有天庆等金矿。黄金的产量是比较可观的。恒文认为找到了

乏财的财源，遂借口备制贡品令属下的司道府县等官员代为大量收购黄金，日时极力压低黄金价格，蓄意少付金价，藉以牟利。人们对他这种强行压价为购买，实同敲诈勒索的做法极为不满，一时间全省上下道路喧传，人言藉藉，影响极大。同时，恒文在循例至各州“巡阅营伍”时，又纵容家人二等沿途向州县官员索要“门礼”。一些无耻官员乘机大量贿送金银，买好司，希图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在恒文抑价购金及勒索门礼过程中，或为虎一伥、甘作鹰犬，或为情势所迫而供驱走，因而事后受到牵连的官员，包括云巡抚郭一裕、布政使世通、按察使沈嘉征、永昌府知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桂、署理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共五十六人。可见恒文轨索范围之广，得赃数之犬。

郭一裕为官本不清廉。他购买黄金制作金炉，固然是为了贿赂皇帝，同亦未尝不想乘机渔利。他将此事照实告诉恒文，明显具有讨好的意图。不料文胃口太大，明目张胆地到处勒索，手段也不够高明，以致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指责。此事由他发端，一旦败露，岂不是要跟着倒霉?于是，他很快照市支付了自己所购黄金的价值。同时，为了争取主动，洗刷自己，他上奏揭穿恒文令属员抑价购金、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等劣迹。但因事情与已有涉，毕竟些心虚，他隐瞒了恒文与他商量预备贡品及自己亦曾购买黄金制作金手炉等节，结果也终未能使自己逃脱惩罚。

郭一裕奏参恒文之日，正是乾隆皇帝着意于整顿官风之时，对于营私贪的官员处置尤重。乾隆二十二年四月，皇帝收到了郭一裕的奏折，感到非常意外，认为“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尽管疑信参半，但此案关系重大，不容轻视，他立即命刑部尚书刘统勋尽快赶往云南，会同贵州巡定长审理此案。为慎重起见，并未马上将恒文革职拿办，而是令刘统勋、定秉公严审，待弄清案情后，“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律定斩，

具奏”。随后又谕令军机大臣等“不必先行寄知”，以防泄漏了消息，“著刘勋面见定长时，再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会同前往”。并特别关照：恒：的家人赵二，“尤属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闻风远飚”。

当年六月初，刘统勋、定长审明案情，复奏到京，恒文抑价购买黄金及容家人收受门礼俱确有其事。乾隆皇帝十分气愤，说：文身为大臣，自洁己率属，乃簋簋不饬，一至于此，实为深负朕恩”，当日即令将其“革职拿问”。案情所涉之汪筠、罗以均等员，亦被一并革职。但自己赏识的大臣犯重罪，乾隆帝总觉得心理上难以平衡。郭一裕以汉人参倒满员，也使他在感上难以接受。是不是能找到替恒文开脱罪责的理由?于是，次日他又颁布了一道上谕，首先，因为恒文供称购买黄金“实缘欲购备方物进贡，”是以申明“臣工贡献，前曾屡经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抚所贡方物，不过茗柑食品物，以备赏赐。或遇国家大庆，问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一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使恒文果有金器进到，亦必申饬发回。内府何所不有，宁藉此戋戋金器为耶?”“嗣后各省督抚除食品外，概不得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其次，由于恒文供出了郭一裕向他建议制作金手。等情节，进而指出：恒文历任封疆，应该懂得不应以金器作贡品，“一闻郭一裕进贡金炉之语，即应据实参奏，乃不惟不奏，更尤而效之，反被所欺，是币愚之甚耶?”即要刘统勋、定长追究郭一裕是如何“愚弄”桓文的，试图以“被女弄”来减轻恒文的罪责。第三天，乾隆皇帝再降谕旨，先重申前说，日：郭一裕先以炉事示恒文，继乃以购金参劾，又明知金炉不可进献，必奉严惩，乃告以1999年不进，竞似恒文全堕其术中者。”复据案情推测：“此二人共事日浅，未必素无嫌怨，阅郭一裕所奏及恒文所供，彼此俱不无构陷挟嫌习。”显然是想要刘统勋、定长讯出郭一裕“挟嫌构陷”恒文的情节，以便一步为恒文开脱。同时提出：“恒文之金既资购买，岂郭一裕制炉之金，独需购买乎?其购买属之何人?未进之金炉何在?亦不得因系先参，遂置之不可”。

乾隆皇帝对于此案的态度是比较反常的。他在煌煌上谕中一再强调的，不兰穷追被告的贪赃枉法行为，而是查究原告“愚弄”、“构陷”被告的情节，用心之所在十分明显，刘统勋、定长也完全能够领会。因而他们的办案工作匡免要受到影响。好在他们审理及汇报案情还能够实事求是，尚未至于随意捏量事实、篡改案情，为恒文开脱，使之免于受到惩办。

进一步审理的结果证实，恒文贪赃，证据确凿。而郭一裕“愚弄”、“构恒文，俱无实据。尤其是郭一裕所购黄金，已全部按市价支付完毕。但色乾隆皇帝并未就此甘休，在七月初颁布的一道上谕中，对于恒文，承认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对于郭一裕，一则说他先以贡金怂勇恒文，并呈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

妒，“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二则说他‘：本属小器”，以前在山东巡抚壬内晋京陛见时，曾面奏愿进献白银一万两，皇帝当即“斥责其非”，“今观妻先购金炉备进，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三则说他“购金亦委之司童，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阖省趋风，成何政体?国家殳官分职之义固如是乎?”并宣布：“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亏”。他又担心自己力主严格审查郭一裕，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猜测或非议，又特地申明：“朕自登极以来，满汉从无歧视”，“外人无知者或谓恒文系岗洲，郭一裕以汉人参奏满洲，是以两败俱伤，此则鄙谬，大不知朕心”。并承诺：“此案审定时，必办理至公至当，允惬众心”。三天之后，他又提出：举一裕购买黄金“虽据供照数发价，而此外有无赃私，殊未可信；”令刘统勋李，据实穷究。“如郭一裕在云南任内果不能洁己率属，簋簋不饬，亦如恒文艺负恩，自当将伊资财查封，请旨治罪”。要在本案的范围之外，查出郭一裕霹赃的实据，再绳之以法。

刘统勋等经过“穷究”之后，查出郭一裕令属员代买物品，曾少给价银再及百两，及属员曾为他修造一座花厅，值银数百两。于是，他们奏称：郭一谷“诈伪贪鄙”，拟判处流放罪，并呈请批准查封其家产。乾隆皇帝虽然有些起望，但还是对恒文与郭一裕作了不同的处理，他谕令：“此案情节，郭一裕亏恒文各有应得之罪，而轻重不同。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才，以惩贪黩”；而郭一裕“较之恒文，情罪亦应有差等，若即一例办理，殊再足以服其心”，令“将伊资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是时，刘统勋已遵旨先后派员将恒文、郭一裕押送北京。乾隆特别关照：对于郭一裕“应饬令蚕员妥协伴送”；对于恒文一“宜加意防范，严密关防，毋令伊家人窥探消息、至伊畏罪自戕”。无论其内心感受如何，至少在表面上对恒文和郭一裕的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

此案全部审理清楚后，乾隆皇帝于是年九月结案时进一步分析说：据查fj文“任所资财至数万余两。恒文非素封之家，其历任封疆，不过二三年，亨廉所人，除足敷一岁公用，及往来盘费外，即极为节啬，亦何能若是之多?尚其平日居官之簋簋不饬，不待言矣”。就是说，恒文除抑价购金及纵容家人垲门礼所得之外，还有许多非法收入。其贪赃之事绝不止上述两件，亦非仅二三年才有，而是由来已久，一贯如此，只不过没有暴露罢了。同时，针对统勋于被召见时曾面奏说：“恒文之败检，皆由于家人恣横所致”，指出：“干文果以洁清律己，奴仆下人，其孰敢肆行无忌至是?恒文亦非昏聩无能之流又何至为所蒙蔽，全无察觉?况勒索门礼，即系家人所为，而购金短价，受库员馈送，岂亦家人教之耶?”所以刘统勋“此则所见非是”，恒文“情罪雪大”，不容狡辩。若“曲为宽宥，其何以饬官方而肃吏治?”遂“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途遇恒文“解送所至之处，即将此旨宣谕，赐令自尽”；并特意提及：恒文“虽有老母，而孽由自作，国法所在，朕亦不能为之曲牟也。”一方面，让恒文死而无怨；另一方面，向臣民表白自己并未徇情枉法至于郭一裕，虽则承认“其在官尚不至如恒文之狼藉，同购金，而发价多未短扣”，仍斥责他“为人本属庸鄙”，就任云南巡抚后，“一惟以声色货利殖产营运为事，深忝封疆之任”。并据以将其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为大吏鄙琐者戒”。随后，郭一裕按照惯例向刑部呈请以钱财抵赎罪刑，亦获批准。

郭一裕于乾隆十九年四月由江苏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次年六月改署云巡抚，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实授云南巡抚，至次年七月被革职，出任封疆大吏后总共亦不过三年零三个月时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即曾提出要向皇帝进献银一万两，在云南巡抚任上又制作了四个金手炉准备贡奉给皇帝，这大量的银仅靠其廉俸所得是很难聚集起来的，其中当有不少系搜括而来。不难判断郭一裕实际上也是贪官，他与恒文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无本质上的同，只不过他的贪赃行为大部分未被揭露出来、公布于众罢了。恒文案中除郭一裕外，其他助桀为虐或贿赂上司者，也大部分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云南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曾帮助恒文、郭一裕购黄金，又未能及时举发。案发后，乾隆说他们“身居藩臬，原许其具折奏遇督抚有此等事，应即据实陈奏乃并匿不以闻'J睢事迎合上司，毫不知愧

何以为僚属表率?”“著交部严加议处”。寻照部议将二人一并革职，永昌府府佛德、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八人亦分别受到惩罚。恒文纵容家人赵二等州县官员勒索银两，事涉署理玉屏县（今属贵州）知县赵沁等十五人。会刘统勋审理此案的定长（时已署理云贵总督）蓄意为他们开脱，在上奏时他们俱系被抑勒，“又复自首，应照例免议”。乾隆帝批驳道：“上司家人需j禹员，例有明禁。该州县等……始则被其勒索，甘心贿送，及至恒文败露之舌”因定长“行文饬查，始行报出，尚可谓之自首、得免吏议乎?”令将赵心等十五人全部“交部察议”。随经吏部议准，将赵沁等十四人降一级留任。

恒文等贪官污吏大肆搜刮的结果，最终都必将全部转移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必然要加深广大民众生活的困苦。乾隆皇帝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受，惩办这些贪官污吏，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肃官纪、澄清吏治的作用，而且在客观上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生存。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乾滏皇帝首先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彻底地严厉打击翕官污吏，也就不可能最终澄清几乎无官不贪的封建吏治。在处理恒文一案过程中，他对于贿赂公行的赵沁等仅给予象征性的薄惩。对于郭一裕，不仅未能限究出其贪赃的实迹，尚且在结案约两个月后又谕称：“郭一裕之派属员买金，虽亦不能无罪。固而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尚属彼胜于此。”若不佳其赎罪，“恐将来各省督抚或有簋簋不饬，而同官中以事相干涉，惧于已有，转不据实人告，将无由发觉，其何以明国宪而做官邪耶?郭一裕著加恩准乓纳赎”，先使其得免于遭受充军之苦。数年后，乾隆皇帝又赐予郭一裕三品

钉，并实授河南按察使之职，使之得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来说，封建地主阶级绝对不可能杜绝其官僚集团中的贪蛀行为，也就绝对不可能预防或制止其国家机器的腐败。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之所以相继被推翻，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