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柒 投湖自沉，终成大师（2）

    他一生，和满清王朝走得最近的时候，是在1923年4月，受命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顾问或老师，过去由翰林学士充任，6月1日正式入朝觐见谢恩。罗振玉听说，深感欣慰，喜称这是“身膺两百余年未有之恩遇”。

    入值南书房，是对王国维一生学术的肯定，这使他又一次感受到满清的“知遇之恩”，而且和少帝经常相处，也使得这对不同寻常的师生建立了特殊而深厚的感情。溥仪甚至恩准他可在紫荆城骑马，王国维喜不自胜之后，对罗振玉说了这样一段话：

    “维（王国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辛亥革命）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进士）已为特恩，若维（对我王国维这个布衣）则特之又特（特大的恩典）矣。”

    不仅，有考据癖的学士性格流露出来，而且满腹感恩涕零，封建体制之内自然而然生出的尊卑之感溢于言表。所以，这也能看出他对革命的目的的隔膜，对所谓的共和的隔膜，内心还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系统，并没有为西方现代精神所真正的召唤。

    到1924年末，军阀冯玉祥“逼宫”，要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小朝廷时，王国维随驾左右，作为清朝遗老，为这个旧王朝的没落深深感到受辱，此时写下“艰难困辱，仅而不死（就缺一死）”，已经萌生了为清殉国的冲动。

    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在清华大学度过。随之，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研究院，4月18日，举家迁居于清华园的西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起，世称清华四大教授。据称，王国维先生出任清华导师，是胡适所推荐，否则也会被埋没。

    胡适回忆王国维时，这样描述对他和罗振玉的印象，颇为有趣：“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风度。真漂亮！”

    看来，罗振玉和王国维，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彼此又互为知己，按性格，外冷内热且不健谈的王国维，应该会更多受热情善谈的罗振玉的影响。

    故而不久之后，王国维的长子去世，他的儿媳正是罗振玉的女儿，罗心疼女儿，便不顾亲家感受，将女儿召回去，令王、罗两家生了间隙，罗振玉甚至枉念多年共患难的交情，给王国维写下绝交信。这使得内向的王国维，更走向心无知己，孤独忧愤，“仅剩不死”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因所授为传统的国学，又常会受打倒孔家店的激进的赤党（共产）青年羞辱，身为教师的尊严和对独立学术的热爱，双重受辱，内心更为悲愤，兼且个性沉默寡言，无处可诉，此心更少开心，便渐渐走到绝望的路上。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世道更乱，学生们更迷茫，就在1927年的6月2日这天，王国维独自去往颐和园，在昆明湖边徘徊，准备了很久的他，义无反顾地自沉湖中，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世人，成为了他怀有余情的满清的陪葬，留在世人印象中。死后，人们从他内衣口袋里，发现一封留给家人和后来人的遗书，上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活了半个世纪的国学大师，在沉痛中，为“义”绝命。这义，是种情怀，对难以割舍的中国两三千年的传统文化的义，对他生之于斯的满清的忠义，也是传统儒家士大夫宁死不愿受辱的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