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速客夜访
目录：从知青到中南海秘书：黑月亮| 作者：零下| 类别：历史军事
(.com) 时间过得真快，在市委做秘书工作的时间尤其快，象飞转的陀螺似的，被工作的鞭子不停顿的抽打着，更象一只机械手表，只要上弦，就有节奏而永无间隙，又没有疲倦的时候，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在不知不觉中，无声无息消失后，又来到了冬天。朴凡当秘书己经半年多了，他迎来了一九八四年。
去当秘书，而且是市委书记的秘书，这是梦里的朴凡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这完全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巧遇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的理想和他的前途。就象有人在他自认为已经正常了固定了的缓缓向前流淌工作小河之中，突然拦起一道堤坝，河水必须改变流向，流向一个他不曾去过，更不曾想过的地方。
朴凡是两年多前转业回到上海的，回到父亲和母亲身边。那是他无人能阻拦的，意志如铁的坚决要离开部队。军营的铁笼终究是关不住性情之中的男人。十年的军旅生活，总的来说，对他的性格是压抑的，情绪缺乏活力的，才华也是被限制的。整齐划一的苗圃里是绝对不容许长出一棵高人一头的树。他喜欢部队，喜欢女兵，部队也喜欢他，女兵们也喜欢他，但是，正是这种喜欢才让他意识到，军营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是一头三只犄角的牛，军队的作风，军人的意识象两把有形和无形锋利的刀，早晚会把他屠宰，因为自己总是太出格了。回到上海后，他急不可奈的，象所有冲出军营的男人那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忙着结婚——他和叫卢华的女同学结了婚。一年后，他就当上了女儿的爸爸。他又找到一份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报社记者。那些年，百废待兴，有着**员和转业军人两块金子招牌，找份好工作不是很困难的。他不象一只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鸟，而象一只骄傲好斗的公鸡，先是在市里的大街小巷奔东串西的采访新闻，而后又坐着火车全国寻访名人。一时间，把自己生活搅的风生水起，工作忙的不亦乐乎。就在个这时候，一场新闻工作座谈会让他“丢”掉了记者职务。座谈会上，朴凡犀利的言词和观点，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二书记程道义。座谈会一个星期后，中学老师找到朴凡问：你出事啦？市委办公厅派人到学校了解你的情况。两个星期后，部队师长打电话来问：***，又犯错误啦？上海发政审调查信到部队了解你的表现。三个星期后，程道义找朴凡面谈，说是听听本人意见，实际上就是通知他上任。朴凡说：我不喜欢秘书工作。程道义说：你是党员，应该服从，你是军人，知道什么叫命令，工作没有喜欢与不喜欢，命令只有需要与不需要。朴凡问：秘书要当多长时间？程道义回答：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朴凡不再说话了。他知道，上海的市委书记，在上海，他的意志就是钢铁，没有人能够融化。自己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无条件服从，任何抗辩和企图逃脱，都是徒劳的，无益的，适得其反的。
元旦过后，眼看春节就跟着来了。按照老人的说法真的很对：干净冬至风雪年。那年冬至的几天里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气候温暖，而这将至的年关里，却是日日夜夜下着冰冷的小雨，还夹着细碎的雪花。天很冷，寒气彻骨，厚厚的阴霾下，上海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灰暗潮湿，西北风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从高楼的顶端吹压下来，呼啸着从街道上掠过，又灌进两旁楼房的窗和门里……
一九八四年降临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感到或者都嗅觉到，这个国家仿佛正在苏醒，正在蠕动身躯，正在顽强的站立起来……因为，在每个人的身边，都开始发生他们希望发生的事和曾经不敢想象的事，还有许多许多他们没有听说过事和没听说过的语言。
不过，眼前过的这个年，依旧和去年和前年并未有多大的区别：鸡蛋要凭票购买，香烟要凭票购买，米面要购票购买，猪肉要凭票购买……最好的消息大概就是酒不需要凭票购买，谁就钱谁就能买到。
农历腊月二十九，小年之夜。窗外的风雪和细雨，依然不止的敲打着窗户上的玻璃，朴凡突然被几声重重敲门声惊住，此时他正在桌前看书，妻在厨房洗碗，一周岁多一点的女儿爬在沙发上摆弄她的玩具。
“这时会有谁来啊！”朴凡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军人。他的军装己被雨雪打的浸透，军帽湿成了一块绿布盖在大脑门上，连颈下的两片红领章也被水浸得殷红殷红，满脸胡茬，看上去充满疲惫和倦意，唯独一双大眼睛闪着逼人的光亮，一张大嘴半傻半呆的呲咧着。
“啊，文达！是你吗？”朴凡禁不住叫出声来。
“是我，是我，小朴。”来人扑上前，不顾浑身潮湿一把抱住朴凡。
妻闻声出来，一看此景，忙跑过来把俩人拉进屋里，让文达脱下湿衣服，将取暖器移到他身前：“你还没吃饭，我去给你下碗热面条。”
“好的，好的。小朴，我是不速之客啊，不请自到。在北京我没法呆了，又不愿回家过年，让老婆孩子丢人，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来上海的火车票的钱也是老韩给的。”
文达饥渴的吞下一大口热水。朴凡知道他说的老韩是在北京的自己也相识的一个战友。
女儿从沙发上爬下来，站在文达面前，呆呆的望着这个衣冠零乱的，失魂落魄的，奇怪的，从未见过的大胡子伯伯……
稍后，文达吃了一碗滚烫的面条，两个鸡蛋几乎是吞下去的。朴凡让妻带着女儿进屋睡觉后，自己和文达点燃烟，面对面坐的很近交谈起来——他们曾在部队里这样度过许多许多个不眠之夜。今夜，又将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文达，四年前，曾是个在中国猛烈轰响的名字，但很快便沉寂无声了。接着，众言纷纭，种种传说如同秋天的树叶，无休止地飘坠翻滚在寒冷的风中：“文达因为写了，被批斗了，关押起来……”“文达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湖北老家……”“文达被内定再不能发表作品，只好在家养了两百只鸡，靠卖鸡蛋生活……”
朴凡也听到过这些传说，他知道文达遭到文字灾难，但他不知道这些传说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流言。现在，文达突如天降的坐在自己面前时，他不停的关切的询问文达。
文达告诉了朴凡：“我写了三年的检查，就是为了‘将军’这首诗。诗才几千字啊，可是我的检查却写了几十万字，就在北京西效军营那间寒冷孤独的小屋里，你常常坐过的那间小屋。不过，我是一边写检查，一边写诗，我是一半冰凉，一半火热。我告诉北京的朋友不要来看我，会自找麻烦的，我宁愿孑孓相吊，形影相随——”
“为了这首诗，还成立了一个‘文达专案组’。专案组的人问了我不下一百次：文达，你必须交待清楚，你写的那个将军究竟是谁？我也不下一百次的回答：你们去问问，鲁迅写的阿究竟是谁？——”
“实际，我和他们的心里都非常清楚，‘那个将军’是谁？只不过谁也不能先说出口。”
“说我养了两百只鸡，靠卖鸡蛋生活，倒无此事，不过我的确曾经有过养鸡的打算。看来，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因为，我太需要钱了。我的诗作不能发表，没有稿费，我寄出去的所有的诗，等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由于你能理解的原因，我们无法发表。什么原因？我根本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所有的人都在晋官加薪，唯我无份。我入伍近二十年了，工资只比一个刚刚提为排长的士官生多几元钱，我还有两个孩子啊，爱人在家乡的农村工作，工资微薄的只够养活自己，去年回家，我悄悄数了数，床上蚊帐上的窟窿，己经十八个了……”
这样的话，从一个性格刚烈的诗人的嘴里说出，让朴凡徒生几分心酸。
“小朴，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靠自信，你知道我自信什么吗？我自信，今天，毕竟不是昨天！我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当然，也靠朋友，靠同志，我的生活费，好多都是朋友同志悄悄塞给我的，甚至还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是谁塞的，我也不知道。这不，从北京专程来和你一起过个避难年了吗？我知道，你会收留我的。我三年里没有停止写诗，写了几百首诗啊！诗人不写诗，诗人就是死人。我和诗谈心，向诗倾感情，日日夜夜，只要和诗在一起，我就不会感到寂寞，我继续制造诗，也让诗继续制造我。”
文达向朴凡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北京文艺界的元旦晚会，放映一个电影。文达硬是被朋友裹挟来了。电影尚未开演，老诗人艾青一眼就看见了他，忙起来招呼：“文达，坐到我这儿来。”坐在艾青身旁，文达抽出烟递给老诗人，艾青用手掌一挡：“不，今天抽我的。”文达接过烟，刚要滑动火柴，艾青又用手一挡：“来，今天我给你点烟……”大庭广众之下，所有到场的人都默默的注视着这两代诗人，都流露出欣喜的目光。诗人的心中的灵犀是何等的敏锐玲珑啊！文达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电影看不进去了，回到小屋里，摔倒在那堆检查纸片上嚎啕大哭，三年里最畅快无比的大哭了一场。
两人长话一夜——
第二天，大年三十之夜。文达吞吞吐吐的向朴凡透露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心愿：这次来上海，是非常想去看看老作家巴金！但他知道，此时，以他的目前的身份和处境，让朴凡去联系这件事，的确是给朴凡出了个难题，但他又实在无法按捺这个愿望。
大年初一，朴凡陪着程书记例行公事般的参加团拜，以及看望春节里第一线坚持生产辛苦工作的工人和干部，如蜻蜓点水般的一上午跑了五个单位。整整一上午里，朴凡心里一直在思考着文达的愿望。下午，他鼓足勇气给巴金家里打个电话。他想试一试，努力一下，尽管也觉得很唐突不礼貌，必竟是新年伊始，就去打扰老人。让朴凡没想到的是，巴金老人知道电话内容后，亲自接听了电话，并且，马上就在电话里回答朴凡：“请他明天上午就来！”
巴金老人用的“请”字。
第二天上午，朴凡陪着文达去了座落在上海湖南路上的巴金的家中。巴金老人早己静静在等候着。小屋里非常暖和，巴金让文达坐在靠他很近，巴金宁静和霭的目光，就象看着自己从远方归来的孩子一样亲切慈祥。
朴凡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很奇怪，巴金老人与文达的谈话之中，连一句也没有说到那首为文达带来几乎是灭顶风波的诗，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提到。这让他非常纳闷。
辞别了巴金老人，在回来的路上，文达非常高兴。他感慨万分对朴凡说：
“巴金的话，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他说的多好哇，多好哇！在巴金面前，我看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啊，我今后必须不能多用嘴，而应多用笔。巴金对我说，作家的一切要靠作品，人民是很尊重作家的，作家自己要尊重自己。文学事业是集体的劳动，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上海，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不管好人坏人，不管男人女人，来了都不会白来。”
年初二这一天，是他们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文达三年来最快乐的一天。
但是，使朴凡始料不及的事也在年初二这天发生了。他陪文达去看望巴金的事，引起了一场他与程书记之间的巨大风波，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最真切最直接的感受到：在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隔着多么险峻的高山，多么宽阔的河流，多少年来有多少人，在山上摔死，在河中淹没。?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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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当秘书，而且是市委书记的秘书，这是梦里的朴凡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这完全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巧遇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的理想和他的前途。就象有人在他自认为已经正常了固定了的缓缓向前流淌工作小河之中，突然拦起一道堤坝，河水必须改变流向，流向一个他不曾去过，更不曾想过的地方。
朴凡是两年多前转业回到上海的，回到父亲和母亲身边。那是他无人能阻拦的，意志如铁的坚决要离开部队。军营的铁笼终究是关不住性情之中的男人。十年的军旅生活，总的来说，对他的性格是压抑的，情绪缺乏活力的，才华也是被限制的。整齐划一的苗圃里是绝对不容许长出一棵高人一头的树。他喜欢部队，喜欢女兵，部队也喜欢他，女兵们也喜欢他，但是，正是这种喜欢才让他意识到，军营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是一头三只犄角的牛，军队的作风，军人的意识象两把有形和无形锋利的刀，早晚会把他屠宰，因为自己总是太出格了。回到上海后，他急不可奈的，象所有冲出军营的男人那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忙着结婚——他和叫卢华的女同学结了婚。一年后，他就当上了女儿的爸爸。他又找到一份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报社记者。那些年，百废待兴，有着**员和转业军人两块金子招牌，找份好工作不是很困难的。他不象一只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鸟，而象一只骄傲好斗的公鸡，先是在市里的大街小巷奔东串西的采访新闻，而后又坐着火车全国寻访名人。一时间，把自己生活搅的风生水起，工作忙的不亦乐乎。就在个这时候，一场新闻工作座谈会让他“丢”掉了记者职务。座谈会上，朴凡犀利的言词和观点，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二书记程道义。座谈会一个星期后，中学老师找到朴凡问：你出事啦？市委办公厅派人到学校了解你的情况。两个星期后，部队师长打电话来问：***，又犯错误啦？上海发政审调查信到部队了解你的表现。三个星期后，程道义找朴凡面谈，说是听听本人意见，实际上就是通知他上任。朴凡说：我不喜欢秘书工作。程道义说：你是党员，应该服从，你是军人，知道什么叫命令，工作没有喜欢与不喜欢，命令只有需要与不需要。朴凡问：秘书要当多长时间？程道义回答：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朴凡不再说话了。他知道，上海的市委书记，在上海，他的意志就是钢铁，没有人能够融化。自己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无条件服从，任何抗辩和企图逃脱，都是徒劳的，无益的，适得其反的。
元旦过后，眼看春节就跟着来了。按照老人的说法真的很对：干净冬至风雪年。那年冬至的几天里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气候温暖，而这将至的年关里，却是日日夜夜下着冰冷的小雨，还夹着细碎的雪花。天很冷，寒气彻骨，厚厚的阴霾下，上海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灰暗潮湿，西北风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从高楼的顶端吹压下来，呼啸着从街道上掠过，又灌进两旁楼房的窗和门里……
一九八四年降临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感到或者都嗅觉到，这个国家仿佛正在苏醒，正在蠕动身躯，正在顽强的站立起来……因为，在每个人的身边，都开始发生他们希望发生的事和曾经不敢想象的事，还有许多许多他们没有听说过事和没听说过的语言。
不过，眼前过的这个年，依旧和去年和前年并未有多大的区别：鸡蛋要凭票购买，香烟要凭票购买，米面要购票购买，猪肉要凭票购买……最好的消息大概就是酒不需要凭票购买，谁就钱谁就能买到。
农历腊月二十九，小年之夜。窗外的风雪和细雨，依然不止的敲打着窗户上的玻璃，朴凡突然被几声重重敲门声惊住，此时他正在桌前看书，妻在厨房洗碗，一周岁多一点的女儿爬在沙发上摆弄她的玩具。
“这时会有谁来啊！”朴凡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军人。他的军装己被雨雪打的浸透，军帽湿成了一块绿布盖在大脑门上，连颈下的两片红领章也被水浸得殷红殷红，满脸胡茬，看上去充满疲惫和倦意，唯独一双大眼睛闪着逼人的光亮，一张大嘴半傻半呆的呲咧着。
“啊，文达！是你吗？”朴凡禁不住叫出声来。
“是我，是我，小朴。”来人扑上前，不顾浑身潮湿一把抱住朴凡。
妻闻声出来，一看此景，忙跑过来把俩人拉进屋里，让文达脱下湿衣服，将取暖器移到他身前：“你还没吃饭，我去给你下碗热面条。”
“好的，好的。小朴，我是不速之客啊，不请自到。在北京我没法呆了，又不愿回家过年，让老婆孩子丢人，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来上海的火车票的钱也是老韩给的。”
文达饥渴的吞下一大口热水。朴凡知道他说的老韩是在北京的自己也相识的一个战友。
女儿从沙发上爬下来，站在文达面前，呆呆的望着这个衣冠零乱的，失魂落魄的，奇怪的，从未见过的大胡子伯伯……
稍后，文达吃了一碗滚烫的面条，两个鸡蛋几乎是吞下去的。朴凡让妻带着女儿进屋睡觉后，自己和文达点燃烟，面对面坐的很近交谈起来——他们曾在部队里这样度过许多许多个不眠之夜。今夜，又将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文达，四年前，曾是个在中国猛烈轰响的名字，但很快便沉寂无声了。接着，众言纷纭，种种传说如同秋天的树叶，无休止地飘坠翻滚在寒冷的风中：“文达因为写了，被批斗了，关押起来……”“文达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湖北老家……”“文达被内定再不能发表作品，只好在家养了两百只鸡，靠卖鸡蛋生活……”
朴凡也听到过这些传说，他知道文达遭到文字灾难，但他不知道这些传说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流言。现在，文达突如天降的坐在自己面前时，他不停的关切的询问文达。
文达告诉了朴凡：“我写了三年的检查，就是为了‘将军’这首诗。诗才几千字啊，可是我的检查却写了几十万字，就在北京西效军营那间寒冷孤独的小屋里，你常常坐过的那间小屋。不过，我是一边写检查，一边写诗，我是一半冰凉，一半火热。我告诉北京的朋友不要来看我，会自找麻烦的，我宁愿孑孓相吊，形影相随——”
“为了这首诗，还成立了一个‘文达专案组’。专案组的人问了我不下一百次：文达，你必须交待清楚，你写的那个将军究竟是谁？我也不下一百次的回答：你们去问问，鲁迅写的阿究竟是谁？——”
“实际，我和他们的心里都非常清楚，‘那个将军’是谁？只不过谁也不能先说出口。”
“说我养了两百只鸡，靠卖鸡蛋生活，倒无此事，不过我的确曾经有过养鸡的打算。看来，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因为，我太需要钱了。我的诗作不能发表，没有稿费，我寄出去的所有的诗，等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回答：由于你能理解的原因，我们无法发表。什么原因？我根本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所有的人都在晋官加薪，唯我无份。我入伍近二十年了，工资只比一个刚刚提为排长的士官生多几元钱，我还有两个孩子啊，爱人在家乡的农村工作，工资微薄的只够养活自己，去年回家，我悄悄数了数，床上蚊帐上的窟窿，己经十八个了……”
这样的话，从一个性格刚烈的诗人的嘴里说出，让朴凡徒生几分心酸。
“小朴，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靠自信，你知道我自信什么吗？我自信，今天，毕竟不是昨天！我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当然，也靠朋友，靠同志，我的生活费，好多都是朋友同志悄悄塞给我的，甚至还有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是谁塞的，我也不知道。这不，从北京专程来和你一起过个避难年了吗？我知道，你会收留我的。我三年里没有停止写诗，写了几百首诗啊！诗人不写诗，诗人就是死人。我和诗谈心，向诗倾感情，日日夜夜，只要和诗在一起，我就不会感到寂寞，我继续制造诗，也让诗继续制造我。”
文达向朴凡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北京文艺界的元旦晚会，放映一个电影。文达硬是被朋友裹挟来了。电影尚未开演，老诗人艾青一眼就看见了他，忙起来招呼：“文达，坐到我这儿来。”坐在艾青身旁，文达抽出烟递给老诗人，艾青用手掌一挡：“不，今天抽我的。”文达接过烟，刚要滑动火柴，艾青又用手一挡：“来，今天我给你点烟……”大庭广众之下，所有到场的人都默默的注视着这两代诗人，都流露出欣喜的目光。诗人的心中的灵犀是何等的敏锐玲珑啊！文达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电影看不进去了，回到小屋里，摔倒在那堆检查纸片上嚎啕大哭，三年里最畅快无比的大哭了一场。
两人长话一夜——
第二天，大年三十之夜。文达吞吞吐吐的向朴凡透露了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心愿：这次来上海，是非常想去看看老作家巴金！但他知道，此时，以他的目前的身份和处境，让朴凡去联系这件事，的确是给朴凡出了个难题，但他又实在无法按捺这个愿望。
大年初一，朴凡陪着程书记例行公事般的参加团拜，以及看望春节里第一线坚持生产辛苦工作的工人和干部，如蜻蜓点水般的一上午跑了五个单位。整整一上午里，朴凡心里一直在思考着文达的愿望。下午，他鼓足勇气给巴金家里打个电话。他想试一试，努力一下，尽管也觉得很唐突不礼貌，必竟是新年伊始，就去打扰老人。让朴凡没想到的是，巴金老人知道电话内容后，亲自接听了电话，并且，马上就在电话里回答朴凡：“请他明天上午就来！”
巴金老人用的“请”字。
第二天上午，朴凡陪着文达去了座落在上海湖南路上的巴金的家中。巴金老人早己静静在等候着。小屋里非常暖和，巴金让文达坐在靠他很近，巴金宁静和霭的目光，就象看着自己从远方归来的孩子一样亲切慈祥。
朴凡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很奇怪，巴金老人与文达的谈话之中，连一句也没有说到那首为文达带来几乎是灭顶风波的诗，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提到。这让他非常纳闷。
辞别了巴金老人，在回来的路上，文达非常高兴。他感慨万分对朴凡说：
“巴金的话，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他说的多好哇，多好哇！在巴金面前，我看到自己是多么幼稚啊，我今后必须不能多用嘴，而应多用笔。巴金对我说，作家的一切要靠作品，人民是很尊重作家的，作家自己要尊重自己。文学事业是集体的劳动，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上海，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不管好人坏人，不管男人女人，来了都不会白来。”
年初二这一天，是他们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文达三年来最快乐的一天。
但是，使朴凡始料不及的事也在年初二这天发生了。他陪文达去看望巴金的事，引起了一场他与程书记之间的巨大风波，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最真切最直接的感受到：在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隔着多么险峻的高山，多么宽阔的河流，多少年来有多少人，在山上摔死，在河中淹没。?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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