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辞职信风波

目录:从知青到中南海秘书:黑月亮| 作者:零下| 类别:历史军事

    (.com)    就在朴凡陪同文达去看望巴金的当年晚上,这件事被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无意的透露给了《文汇报》社的一个记者。一个年轻的诗人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这本身是一件极其平常和普通的事情。但由于这个年轻的诗人,他写的诗被全国人民朗读,又被全国报纸批判,而且诗人又被中央领导点了名。因此,这件平常的事就变成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成了一个不应该成为新闻的新闻。

    这位如获至宝的记者,立即把文达探望巴金的事写成了内参呈报。并在内参里写到:文达是在市委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陪同下去的。

    内参,是内部参考的简称。内参是高级领导了解和掌控情况的特殊渠道。写内参,是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重要新闻机构的记者都负有的重任。内参的内容,均是他们认为是发生的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有价值的或极端的谈话,但又不便公开刊登和播出的、不能让一般普通群众知道,只能让领导知道。所以,就以内部参考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送达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阅后,如有任何批示给有关部门。同时,也会让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让呈送的新闻机构知道。新闻记者大多都能以写的内参得到领导的批示为荣为成绩。

    通常的规定是:北京有资格向中央领导报送内参的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以及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那时候的中央电视台,无论新闻网络,还是文学功能还相当的弱。能够有资格阅读内参的人是:在党内,职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人大常委会,职务是副委员长以上的,在政府部门,职务是副总理以上的,包括内参内容所涉及的有关部委领导,在政协,职务副主席以上的,在军队,职务是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个大军区的领导。在上海,有资格写内参的只有《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同样,能看到内参的职务也是市委副书记以上,人大副主任以上,政府副市长以上,政协副主席以上——

    毫无疑问,第二天一早,程书记就坐在桌前看到了这份内参,尤其当他看到“文达是在市委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陪同下去的”这句话时,他毫不迟疑的立即想那位“领导同志的秘书”,不是别人,就是朴凡。他对部队系统和各个山头了解的何等清楚啊!就象了解自己手掌的纹路一样。他阅读过朴凡的档案,知道朴凡曾经所在的部队和诗人是一个兵种的。作为一位在军队几十年的老军人,他深谙部队里一起生活过的军人,都会构成一种样的和什么关系和脉络。

    他立即打电话把朴凡从家里叫到办公室。

    “昨天是你陪文达去看望巴金的吗?”程书记单刀直入,没有一点试探,并且语气相当肯定,相当严厉。

    朴凡没想程书记这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相隔仅仅二十四个小时还不到。但他还是诚实的回答,因为他觉得这绝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而是一件光明正大,令人称赞的事。

    “是的,是我陪他去的。”

    “你知道他写的那首叫‘将军,你不能那样做’的诗吗?”

    “知道。”朴凡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你知道中央领导是怎样批评诗人的吗?”

    “不知道。”这倒是朴凡真的不知道,连文达本人也不知道。

    “中央领导批的是八个字:诗人,你不能那样写!”

    朴凡有些震惊。这是他没想到的。他突然有种卷入漩涡去的感觉,脑中嗡嗡闷响起来。

    “你还有点政治觉悟吗?”程书记提高了声调,怒气冲冲的训斥朴凡:

    “你这种行为还象一个**员吗?还配做一个市委秘书吗?你应该自觉的积极的和中央保持一致,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是*,想批谁就批谁。你根本不知道,这位将军跟着**,跟着**打了一辈子仗,光他的身体就被七颗子弹打穿过,有日本人的、有国民党的、有美国鬼子的,文-革中被打断七根肋骨,差一点点死了。死后余生,盖一幢小楼住也要挨这么强烈的指责和批评吗?一首诗,全国三十九家报纸转载,这难道不又是三十九颗子弹打穿他的身体……你应该批评那个诗人、教育他、帮助他悔改认错,告诉他,将军是他的上级,不是他成名的阶梯,更不应该支持他、同情他,私底里鼓励他,助长他的这种错误行为——”

    程书记越说越生气,激动的愤怒情绪,让他忍不住用手击拍桌子。

    此时此刻,听了程书记的严厉批评,朴凡反而突然平静了下来。他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平时那么沉稳和蔼的老书记,怎么会为这样一件小事如此动怒,如此忿然不平。

    “他写的是诗歌啊,不是大字报。”朴凡大胆的回答。

    “是大字报该枪毙了。”一个老军人的话言。

    “即便实际上没有这位将军,或者这位将军没这样做,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呢?难道伤痕文学揭露的事实不比这更深刻更痛苦吗?”

    “那不是一回事?完全不同的对象,四人帮怎么能和老干部怎么能放在一个靶场上?”

    朴凡清醒了,他明白了,也被彻底被激怒了:

    “程书记,难道他仅仅因为写了这一首诗,就应该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吗?难道你忘了,二十多年前,你仅仅是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有良心的话,是怎样被冤枉,是怎样遭到非人的*的?你也是党员,而且是老党员,不也被党冤枉的吗?文-革是结束了,但是,制造冤案错案并不会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你应该最能理解和最深体会,在这种时候,一个被党冤枉被党误解的党员,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对别人来说,是同志和朋友的理解和信任,对他本人来说,就是信念。你也许不知道,诗人的信念是什么?他的信念是:今天,毕竟不是昨天!至少,他今天依然还是军人,还是党员,还是诗人,没有这些,一个人是支持不下去的,诗人也一样。你不也一样吗?当年,如果没有那些同志和战友的理解和信任,没有对党的坚定的信念,你怎么能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十几年呢?……”

    朴凡不顾一切的给了程书记一连串的问号。

    真的是这样:曾经被冤屈过的人和正在被冤屈的人,内心感受应该是极其相同相通的。

    朴凡的话让程书记也慢慢冷静了下来。此时,他看着自己这个年轻的秘书。说实在,他很喜欢这个当过兵的有才华的秘书,在他的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只是,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在政治上还很稚嫩,还很冲动。实际上,他认为朴凡原本完全可以在私下里去照顾和帮忙诗人,怎样都行,但无论如何不要出现在公开场合,尤其又让报社写了内参,让自己说什么好呢?不严加批评,会被市委里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抓住攻击的把柄,会严加批评,会小题大做。要知道,北京是从来不愿意看到:在北京不受欢迎的人,而在上海受到热情款待。最初的拍桌子斥责几下,也就是想警告朴凡到此为止,别在这件事上再惹出风波。可惜,朴凡并不能理解自己的意思。如果,刚才朴凡承认一下错误,自己就会教他怎么去做,只要不声张,自己甚至可以提供一些方便。当然,从自己内心来讲,也有私心,被诗人批评的那位将军,是自己在第四野战军时,最亲密的共同欲血奋战的老战友,情意笃深,前不久自己还到北京去看过他,将军依然对这首诗和诗人怒骂长久。更深的层次考虑——他无法多和秘书讲,这是他和许许多多刚从数年劫难余波中过来的老干部共同的感觉:刚刚才重新工作才几年啊,十年的冤恨之气还没出尽,不想再听批评的声音了!!任何批评的声音都是那么刺耳刺心刺肺,都会勾起他们无穷无尽的痛苦往事。尽管自己口头上也常说,坚持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可是,心里最反感,最害怕,甚至最痛恨的就是对自己的批评!更何况,国家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大组合的前夜,饱经磨难的党和国家,受到的创伤己经够深够重了,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剔骨的手术刀——严厉无情的批评,最需要的是抚平流血伤口的云南白药——温暖亲切的激励。

    朴凡不知道书记在想什么,以为刚才的话让他更加恼怒,也不敢再说什么,便站在一旁沉默了。

    “你回去。”程书记猛然想到今天是大年初三。

    朴凡也不想继续争论下去,转身走了。当走到门口,朴凡又转过身来说:

    “程书记,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显然,俩人之间都误会了。

    朴凡回去后,没有把发生事告诉依然沉浸在愉快中的诗人。也许这是他三年多时间里最快乐的几天,朴凡实在不愿让他扫兴,不愿意让他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

    一个星期后,朴凡做了两件事:一是让相熟的作家朋友把文达接到安徽合肥去过元宵节;二是向程书记递交了一封信和一包资料。信,是他的辞职信,资料,是他写的一篇有关文达的报告文学。他希望程书记能从这篇报告文学中真正了解诗人,更希望去发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达。

    朴凡认为程书记一定会考虑自己的辞职请求,因为那天书记的态度,己经让自己感觉到他内心的愤怒。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所有的工作象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和异样。第三天下午,程书记把朴凡叫到办公室对他说:

    “把这份内参送办公厅。”

    朴凡一看,就是《文汇报》社关于他和文达去看望巴金的内参,上面什么批示也没有,只画了圈,表示己阅过。

    “辞职信拿回去。”程书记边说边将辞职信递还给朴凡。“那篇报告文学就留在我这里,写的不错,很有文采,但不能拿回去发表,不过,也没有人敢发表,至少,现在不会。和你一样胆大包天的人还真不多。”

    结果完全出乎朴凡的预料和设想。

    后面便是程书记认为胆大包天的朴凡所写的那篇很有文才,但是,没人敢发表报告文学。

    程书记是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阅读的。阅读后,他的确心里产生一种想俯下身来与诗人亲近的感觉。他甚至用了半个小时想:如果自己是个诗人,那么在“将军,你不能那样做!”与“诗人,你不能那样写!”的两者必选其一之间,自己到底会选择什么呢?是凭着勇气选择前者,还是怀揣理智选择后者?

    其实,程道义是怀着一自我嘲讽的心情,玩弄着掂量着这个问题。答案,在他的心里是非常坚定,非常明确:如果在四十年前,他肯定会选择前者,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他必定选择后者,这是一点疑问也不会有的。四十年间,死在亡在自己写下的批评别人的文字里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啊!——

    几年后,朴凡才认识到:程书记是对的。自己真的是胆大包天!没人敢发表这篇报告文学,也没有必要发表。经过多年的政治磨练,他自己也觉得,诗是好诗,但诗人是鲁莽的。在当代的中国,诗人太懂政治,离政治太近,绝不会是个好诗人,可诗人不懂政治,离政治太远,也同样不会成为一个好诗人。诗人能够生存的地带是非常非常狭窄的。

    同样是几年后,程道义因为主持编撰四野战史的工作,专门让朴凡去向文达追书的“模特儿”——那位将军约写指挥两广大围歼白崇禧的文章。在将军的病床前,将军还向朴凡提起了那首诗和诗人文达,并且,仰天长叹:我真想见一见这个年轻胆大的后生啊!——

    文达在哪里?从那个寒冷的冬天与文达分手后,朴凡再也没见到过文达,再也没有文达的任何消息!他的生活怎样?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还和以前一样,还是变了呢?变得“好”了,还是变得“坏”了?是象过去一样刚性率直坦诚,还是堕落成无聊无知无耻的文人?——朴凡一无所知,对文达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冬天的岁月里。在朴凡的心目中,至少在那个冬季之前,文达,也许不是一个被组织上认可的好党员,也许是一个被上级认定的不听话的军人,但一定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诗人,是一个敢于用良心讲话的诗人。不过,从那个冬天以后,朴凡自己也不读诗了。他越来越觉得,在中国,诗己经死亡了,诗人“灵魂”也死亡了。这个社会己经不再需要诗了,当然也就不再需要诗人了。钱可以买到诗,就可以买到诗人,就可以买到诗人的思想,就可以买到诗人的情感,就可以买到诗人的灵魂,诗句就像人民币的数字一样可以制造出来。

    同时,几年后,朴凡也知道了那句,“诗人,你不能那样写”,是他最尊重的邓小平亲笔批示的,是程书记后来亲口告诉他的。朴凡始终不解这句话,他反反复复的思量:“诗人,你不能那样写!”——到底是伟人愤怒的斥责,还是委婉的劝阻,亦或是意味深长的告诫,更亦或是难言的,无法表达的赞许——总之,绝不会是让人以此来发动一场大批判运动的那么简单理解。

    伟人的话里一定还蕴藏着许多的话!?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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