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麋夫人的光辉形象只是罗贯中对历史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根据《三国志·先主甘皇后传》记载,“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从这段史料来看,在当阳长坂与阿斗一起被刘备抛下、陷入险境的并非麋夫人,而是阿斗的生母甘夫人,他们母子二人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绝没有自杀一事。
罗贯中的艺术升华造就出来的烈女麋夫人,倒真的是刘备的一位夫人,《三国志》仅在《蜀书·麋竺传》中交代了一句:“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麋)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而对她后来的死因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在《三国演义》中,像麋夫人这样以自杀方式结束性命的贞烈女子还有几位,如悬梁劝子的徐庶老母、自缴身亡的马邈之妻李氏、与夫同殉节的刘湛妻崔氏。
在三国诸侯割据的战乱年代,中国传统的“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的道德理想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虽不乏以死相谏的忠臣直士,但一些文人门客也常易主而事。罗贯中把几个女人改写成烈女子,将其树立为女人道德的楷模,与当时视作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分不开的。
大乔小乔——历史中的一粒尘埃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这两句诗带给后人无限遐想,人们纷纷猜测,她们到底有多美。罗贯中更是在《三国演义》里,把二乔与孙权、周瑜的爱情故事渲染了一番,铜雀台被说成是专为二乔所建,赤壁之战成了为争夺女人而发动起来的“特洛伊战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妙地将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两句“连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中的“二桥”改为“二乔”,让周瑜相信,曹操下江南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和孙权的妻子,于是立即同意了诸葛亮联合抗曹的请求。
二乔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吴宇森的《赤壁》中,诸葛亮的戏言成为现实,曹操迷恋于小乔的国色天香,发动了赤壁之战。小乔是中国版的海伦?答案是否定的。
二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们姓桥而不姓乔。《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孙策欲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合军西进占领了皖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在《江表传》中,“策从容戏瑜曰:‘桥公儿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她们的故事在史料中也就只有这寥寥的数笔,并没有后世传说中那样精彩。
关于曹操为二乔修建铜雀台,并发动赤壁之战的故事,就更不足为信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铜雀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诸葛亮劝说周瑜联合抗曹时,怎么会预先知道曹操会打造一个铜雀台?再说,如果铜雀台真与二乔有关,曹植哪来的胆量敢将父亲的风流韵事写进《铜雀台赋》?
在真实的历史上,大乔、小乔姐妹并没有后世臆想的那样重要,她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只是男人故事里的小小符号而已。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重病卧床的曹操担心妻妾们今后的生活,特意在遗令中说:“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让妻妾仍住在铜雀台不至被赶走。他还担心她们以后日子艰难,劝她们学会做鞋子,卖了作为生活费。曹操的良苦悲悯用心令人感慨,也从侧面反应了那个时代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流离失所的命运。更有甚者,东吴大将吕蒙去世后,孙权痛苦之余,还令吕蒙的两个爱妾殉葬,可见那时殉葬制十分普遍。曹操没让妻妾陪葬,也算是她们运气不错。她们从属于男人,轻得就像风中的尘埃。
不论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陈寿的《三国志》,女人的地位永远是男人的附庸,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盛行了几千年。
在近几年的影视剧中,爱情总是不可缺少的情节,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新《三国》中,女人不再是简单的绿叶,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戏成了该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电影《赤壁》中,我们也看到了如孙尚香、小乔这样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在爱情戏里,这些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尤物、政治的筹码,而是被赋予了现代女性的意识,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义父此举与禽兽何异?”貂蝉的这句质问强烈地表达着她对命运的抗争。女人的地位不再是男权社会的从属,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尊敬。
三、诸葛亮并非军事奇才
新《三国》导演高希希说,在新《三国》中“诸葛亮的定位是似神似仙,而(其扮演者)陆毅身上有种飘逸的气质,我觉得他能塑造出一个既漂亮又睿智的诸葛亮。”在电视剧中,诸葛亮既是一位变法立宪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技专家和具有高超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精彩之处也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自“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然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
“火烧博望坡”刘备是主角
《三国演义》中,曹操派大将夏侯惇进攻新野。诸葛亮在新野设下埋伏,令赵云去诱敌深入,然后火攻。夏侯惇中计,大败而归。诸葛孔明打响出山后的第一炮,也令关、张等人折服。然而,历史上此事发生在建安七年(202年),火烧博望坡这场战斗进行之时,诸葛亮尚在南阳躬耕,直到建安十二年他才出山,这场漂亮的胜仗实为刘备亲自指挥,与诸葛亮毫无关系。
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后,刘表派刘备屯兵新野,以拒夏侯惇、于禁、李典等所领曹兵于博望。两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备伏兵于路旁,自烧屯营伪遁。夏侯惇不知有诈,率兵追之,为伏兵所破。刘备虽获胜,但曹兵损失并不多。而且,《三国志》的《武帝纪》、《夏侯惇传》、《于禁传》及《资治通鉴》等均未记载这次战斗,说明博望坡之战的规模并不算大,却被《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历史上的刘备素以宽厚仁义示人,博望坡之战表明他还颇有军事才能。
“既生瑜,何生亮”的历史冤案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对诸葛亮角色曾经提出自己的看法,旧版三国“人物形象上我们有一点没能突破,就是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问题。”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直到临死时他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味,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史家也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
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程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
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真假难辨的“空城计”
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出现: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怀疑其有埋伏,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化险为夷。故事之离奇令人匪夷所思。
空城计在史书上的记载始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叙述大致与演义相似。裴松之却对这一记载提出了驳斥。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230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但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
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15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但他还是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让后人有了真假难辨的疑惑。
“木牛流马”假亦真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说这种运输工具“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司马懿闻报,派人去抢了数匹。谁知诸葛亮派人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牛马便不能行动。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在现在也算是巧思绝作了,由于《三国演义》描绘得太奇妙,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查考史书,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从中可见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意谓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之称。
另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颖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记载说,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为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但木牛实为何种模样,并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