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三章 我已把你删除（第3页）

母亲天生丽质，学习成绩很好，但上到高小，外婆说：“女孩家，识几个字就行了，回来帮我吧？”就这样母亲退学了，不过没回家帮外婆，被一所学校看重，风风光光地做起了教师。

消息十里八乡地传开了，都说“老秀才”家又出了一个“女秀才”。于是乎上门说亲的人踏破了门槛。

但生活往往把你捧得高高的，再把你摔得重重的。

文革来了，母亲一家被定为富农。

外公被戴上尖尖的资本主义帽子，满村子游行，连八九岁不懂事的小孩都给他脸上唾唾沫，一向受人尊敬的外公哪受得了这个，没多久就带着屈辱离开了人世，母亲也被学校除名回到了外公的尸体旁。至今我都不敢问母亲当时的情形，也许那是她永远不能再碰的伤疤。

后来由外婆做主，将母亲许配给一户地地道道的贫农之家。

父亲一家八口人，祖父常年有病，家里家外就靠祖母操持。父亲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五个弟妹，所以打小就承担了一部分家庭责任。可喜的是他利用半天时间干活，半天时间上学，居然活也没少干，学也上得很优秀，毕业后就去了很远的地方当了一名教师。也许外婆看重的不仅仅是贫农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和母亲都是个读书人。

母亲嫁过去不久父亲就回到了他教书的学校，很久才能回家一趟，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祖母和母亲两个女人的肩上。白天顶着烈日累死累活地下地干活，晚上点着油灯纺线织布到深夜。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母亲，总是病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病倒。至今母亲也不知道她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吃饱饭，穿暖衣。女人身体到底有多大的潜能，也许谁也说不准。就这样天长日久，母亲居然习惯了，适应了。她也可以天不亮就下地，晚上纺线织布到两三点，而且还养了一群鸡，一头猪，日子过得有了几分起色。

“把最小的弟妹送去上学吧？“父母亲说服了祖母把小叔和小姑送到了学校读书。

没多久，母亲怀孕了。一家人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之中。祖母和母亲更加辛劳，她们都在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小生命而准备：地里的活要早早安排好，坐月子就不能下地了；鸡要多养几只，保证母亲有奶水给孩子吃；纺线织布的时间也得延长，得给孩子准备几件小衣服呀。

即将分娩了，可偏偏遇上农忙，当人们把疼痛难忍的母亲从庄稼地里抬回家，孩子已经出生了：瘦瘦弱弱的一个男孩。尽管母亲用心呵护，但是孩子还是病了，由于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太差，孩子肚脐眼没处理好，不到三天孩子就夭折了。这就是母亲第一个孩子。

母亲一生生了七个孩子，有幸存活下来的仅有我们姐弟三个。我本来还要问其他的孩子是怎么回事，但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我忍住了，我知道那是母亲第二个不敢碰的伤疤。

日子一天天过去。祖母去世了（母亲说祖母是累死的）。姑姑叔叔们也长大成人，该出嫁的出嫁了，该娶妻的也娶妻了。母亲身边有了很多管她叫“舅妈”和“大妈”的孩子。我们姐弟三个也一一入学，更可喜的是父亲还调到了附近的学校教书，节假日一家人都帮母亲干活，红红火火的小日子过得更有了滋味。

可是灾难已经悄悄降临到这个幸福之家了。

父亲病倒了：“胃癌晚期”。一家人都知道这是不治之症，但谁都没有放弃，母亲说：“就算有一口气，我也有丈夫，孩子也有父亲！”于是在两个叔叔的帮助下，我们四处求医。省里的大医院跑了一次又一次，住了一回又一回；大街小巷治胃病的偏方也讨遍了；母亲甚至请来了神婆，又烧纸磕头，又是念经。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年之后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

安葬好父亲，母亲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她不相信上天就这么待她，把我们一个个骂回学校，卖掉家里的鸡和猪，锁上家门，去治病了。后来我偷偷跑去看母亲，看到一根根又长又细的针刺向母亲的眼角，我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让母亲在那个乡村医生那治了。可母亲就认定那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母亲不去大医院是因为没钱。慢慢地母亲能看到灯光了，后来能看见人影了，几个月后母亲说自己干什么活都能看见了。

一个家又被母亲撑了起来。姐师范毕业上班了，弟弟也上了中学，我呢？辍学了几个月后又重返校园了。

那年暑假，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男人。年龄和长相都跟父亲相似，他一到我们家就拼命地帮母亲干活，家里的体力活再也不用我们像蚂蚁搬泰山一样干了，我们三个人抬不动得麻袋他一个人扛起来就走；我们四个人用来两三天才能锄完的地，他一天就锄完。街坊邻居都夸他，可我们姐弟三很敌视他，因为在我们的心里父亲的地位是谁都无法替代的。所以那段时间过得很别扭，平时都挺懂事的我们，一个个无理取闹，母亲横竖都不是了。

不到半月母亲妥协了，她送走了那个人，像没事一样下地了。太阳落山时我们又像昨日一样把晒好的麦子装上麻袋往回运，那天好像每个人都使出了超出平常的力气，特别是母亲。但搬到最后一袋时，我们三个人（弟弟稳车头）喊了两次“一、二、三”也没搬上去，袋子口开了，麦子又散了一地。母亲抱着那袋麦子哭了，自从父亲去世后这是母亲第一次哭。到现在我们才懂母亲的眼泪里包含的是什么，也是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自己当年有多么傻，多么自私。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姐弟三个都当了教师，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都争着抢着接母亲来享福，但母亲总舍不得那间老屋，那二亩地。她时不时地会托人给我们捎来没有农药的蔬菜和水果。每逢节假日，我们带着孩子挤进那件老屋时，母亲就拿出她的账本给我们讲她种辣椒卖了多少钱，种蔬菜卖了多少钱……

卖枣

金栋的二弟来了，金栋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看看妻子的脸，妻子倒也平静。二弟又带来了几千斤家乡的红枣，一箱箱堆在楼前，像座山。他有些烦了，自从他分配到这个小城市，二弟年年年根上都给他带来家乡的特产叫他处理，为了处理这些大枣，他得请人吃饭，给人白送，还得解决二弟的来回路费，几乎陪光了他年年的年终奖金。

今年，他在元旦前就给老家打电话，千万不要再来了。可是二弟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又拉来了这么多的大枣。

他数落着刚刚进门的二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年年如此，一到年底，单位的同事全都躲我不及，我成了什么了？还要不要工作了？”

二弟抽着的烟，低头不语，一脸的委屈。三十多岁的人了，还遭人训斥，大约也是不好受的。

看见二弟难受，金栋的心就又软了下来：“下不为例。哎，不是我不想帮你，我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简直就成了枣贩子了！你也体谅体谅我的难处。”

金栋的妻子香兰和金栋是大学同学，二弟这几年卖枣年年吃住在家里，年年打持久战，年年赔钱，心里更是不快。可是，婆婆早逝，丈夫是长子，这无形中让香兰觉得自己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对金栋的弟妹们给予了母亲般的关怀，这也让她比别人多了一份隐忍的胸怀。尽管二弟来，她心里不快，但看到丈夫的烦躁和堆在公寓楼前的箱子，很快地出去找到公寓管理员，商量暂时借用一下电房，又叫来了自己班了的学生，三下五除二就把眼前的事先处理了。

看到嫂子的态度，二弟鼻子酸酸的，明白了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一家人。他知道，下面的事就全靠大哥大嫂了。他跟往年一样，年年到大哥家其实是他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不用操心，不像那些把枣拉到内蒙的同乡们，虽说能赚几个钱，人得受多大的罪啊。他除了替大嫂做做饭，到街上转转，闲时间就和公寓管理人员打打牌，日子很是悠闲。

其实，香兰很早就跟金栋说过，这样宠着自己的弟妹们，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害他们。可是，每次都被金栋说服。金栋总是十分感激二弟为了他而退学的举动，常常回忆起二弟第一次出去打工挣钱，就是给人家打石头，手被磨得稀烂，却把挣来的钱给他送到了学校，仅仅给自己留了两块钱的吃饭钱。每次说到这里，金栋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十分珍惜他们兄弟之间的这份深情厚意。可是香兰还是认为应该叫二弟去做一个真正的生意人，而不是到他大哥家里做这种没意思的生意。但香兰知道丈夫是在偿还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现在离元旦还有十几天，卖枣似乎还有点早，人们还没有置办年货的意思。金栋单位的工作很忙，卖枣的事还没有正式列入记事日程。二弟也就安心地做做饭，打打牌，一副很安然的样子。

随着元旦的来临，二弟就有些心急，每天晚上金栋一进家门，二弟便问：“有没有人要枣？给你们中队一人一箱，叫赶快取货。”金栋一脸的无奈：“知道了，我们队上的这十几箱你不要担心，保证一定出去。问题是要到其他队上去联系，今年整个单位效益不好，各队的收入很少，一箱枣一百多块，难啊！”

二弟低着头，抽着烟：“那我不管，你得想办法。能不能给你们的客户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