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八章朱见深（第2页）

成化一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是依靠万贵妃而起家的。汪直、梁芳、钱能、覃勤、韦兴等人，都是万贵妃的私臣。他们总是借万贵妃修建寺庙的名义，在外面大敛民财，一面贡献给万贵妃，一面自己揣进腰包。当然，其中专权而能乱朝政的，当是汪直与梁芳。

汪直

与宪宗的妃子、孝宗朱祐樘的生母纪氏一样，汪直的入宫也是成化初年大藤峡一战的副产品。他也是瑶族人。在明代历史中，汪直可能是继英宗朝王振之后又一个著名的专权者。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在昭和宫里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中期是成化十三年（1477）至成化十八年（1482），期间汪直的身份是提督西厂。这是他权势最盛的6年。晚期是成化十七年宪宗将汪直闲置在边陲，然后再把他放到了南京的御马监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汪直干预政治，也就是提督西厂的6年。

关于西厂，我们稍后再谈。这里先谈汪直的为人。据《明史》说，汪直的主要特点就是“为人便黠”。“便”通“辩”，就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意思。“黠”是狡猾的意思。单“便黠”二字，就可见汪直的性格。《明史》对汪直性格的描述还有一点，即“年少喜兵”。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做特务之外，大约就是领兵打仗了。当然，太监在军队中的职务一般就是监军了。他曾经领着京城十二团营的军队远征过。团营是景帝时期开始创建的京城精锐部队，能控制这样一支军队，足以说明汪直的威势了。不过，也许正是喜欢领兵的毛病，使他远离了皇帝，也远离了他赖以专权的依托。成化十七年（1481），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对汪直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宪宗叫他继续去宣府御敌，过不久又让他去大同巡边，却把军队全部撤了回来。之后，汪直就再也没有回到皇帝的身边，而是直接发配到南京御马监去了。

其实，汪直的性格，还有很多层面，例如，他的骄横。据《皇明世说新语》说，汪直每到一个府、县，当地的官员都得跪着迎接，竭其所能地招待他，一旦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汪直就会这样问：“尔头上纱帽谁家的？”有一次，汪直的问话得到一个很诙谐的答案。一个县令说：“某纱帽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这一次，汪直大笑，也没有责怪那名县令。从这件事看来，汪直并不是一个无赖，起码还是懂得一些情趣的。汪直性格中的优点，人们知道得太少。也许是因为汪直是一个宦官，所以人们不愿意提他的优点吧。

据说，汪直曾经到江南，听说绍兴杨继宗是个品行很高的官员，就前往拜会。汪直看了杨继宗后，说：“人们都说杨继宗，却不料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冷地回答说：“我虽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汪直没有吭声。杨继宗这句话，意在讥刺汪直是一个阉过的太监。后来，宪宗问汪直：“朝觐官中谁最贤明？”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耳！”此可见汪直之大度。

汪直专权的利器是西厂。我们可以开句玩笑，汪直专权的利器还有“两钺”（钺，古代兵器）。不过，这个玩笑的制作者是宪宗身边的一个小丑。古时宫廷中常蓄养一些俳优，专供皇帝娱乐，所表演的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些还讥刺时事，类似现代的小品。宪宗身边就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为宪宗表演。阿丑就表演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根本不理睬。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立即避走，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接着，他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宪宗听了这样的笑话，自然是开怀一笑，但笑过之后呢，自然不能不有所省悟。因为，所谓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

王越，字世昌，直隶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他虽然是一名文臣，但却很能打仗，甚有才略，从成化初年起就在河套地区与抵御蒙古鞑靼部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后缘韦瑛而结识汪直，成为汪直的莫逆之交。王越与汪直的关系，被后人视为其品格上的污点。《明史》虽肯定“边臣未有如越者”，也惋惜他“躁于进取，依附攀缘”。陈钺，字廷盛，直隶献县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与王越一样，陈钺也是一个负责边疆防卫的大臣。王越负责的是西北河套一带的防务，而陈钺则负责东北辽东一带的防务。他做辽东巡抚的时候，汪直巡边至辽东。他欢迎的场面非常大，自己匍匐迎接不算，酒席也办得很丰盛，并且重贿汪直的左右随从人员。

其实，当时巴结汪直的大臣又何止“二钺”。据说汪直巡边时，负责边疆防务的巡抚都御史们往往出城二三百里迎接，“望尘跪伏”。汪直住下来后，官员们则“小帽曳衫，唯走唯诺，叩头半跪，一似仆隶”。有一次，尚书尹旻请王越将他介绍给汪直，私下问王越说：“见到汪直后，要跪吗？”王越说：“哪里有六部尚书还朝别人下跪的？”尹旻不放心，派人侦察王越见汪直的情景，发现王越竟是跪在汪直的床下说事的。后来，尹旻与王越去见汪直，一见到就立即跪下参见。出来时，王越怪尹旻不听他的话。尹旻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见别人是跪的，我不才，只不过是学别人罢了。”此一事，足见汪直之气势，亦可以看出当日士大夫之无耻。

成化十四年（1478），竟还有一个名叫杨福的江西人伪称汪直，纠集一班无赖扮演校尉，从芜湖一路招摇撞骗至福州，吓得沿途官吏屏息听命。汪直本人，后来也逃过了惩罚，寿终正寝。在明代专权的宦官中，他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一个。

梁芳

梁芳在成化一朝，虽然不如汪直那般有权势，但却在另一个方面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汪直的权势，是笼罩于成化一朝政治、军事领域，而梁芳的恶劣，则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挥霍与靡费钱财及任用佞幸小人。也许可以这样说，汪直爱权，而梁芳爱钱。梁芳知道，要得宠于宪宗，最好能得到万贵妃的信任。所以，梁芳与其亲信韦兴，不断地将珍珠、奇货、宝物贡献给万贵妃。然后，又利用为皇宫采办宫中奢侈品的借口出京，在地方大肆搜刮。据说，在梁芳的挥霍下，内库中前几朝累年积蓄下来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

所以，从成化一朝的历史来看，其挥霍程度也是很惊人的。之所以没有出现像明代后期那样的赤字，正如学者孟森说，只不过是“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梁芳为了弄到更多的钱，甚至开始卖官鬻爵起来。像李孜省、僧继晓这样的佞幸之徒，都是梁芳荐进的。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员，由于贪赃被削职为民，却因为学习过五雷法这样的方术，而受宪宗宠幸。僧继晓据说知道“秘术”。他靠着梁芳的引荐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僧继晓的母亲是一个娼妓，继晓竟然请求皇帝旌表他的母亲，而皇帝也下令不需要审核，直接就为他的母亲立起了牌坊。甚至，皇帝还经常将宫中的宫女赐给继晓，供其**乐。终成化一朝，梁芳始终得宠于宪宗。只是孝宗即位以后，梁芳才被谪居于南京，不久下狱。

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

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西厂、皇庄和传奉官三事。西厂作为典型的特务机构，人们多少有些了解。但是，皇庄与传奉官，人们也许还比较陌生。但是，从一个王朝的整体看来，西厂充其量不过是东厂的克隆罢了，而皇庄与传奉官，却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开了恶劣的先例。

西厂

孟森说，东、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宪宗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宪宗觉得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

事情还得从成化十二年（1476）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的说法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皇庄

《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代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更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弘治二年（1489）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12800顷。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燳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