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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赏罚分明 公平公正（第1页）

第八章赏罚分明公平公正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奖歪了、奖斜了、奖错了，就会鼓励歪风邪气，打击正气，伤了人心。帝王送礼也是赏。一盒胡饼，胜过千匹绢帛；一部《汉记》，胜过千金珠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奖故且重要，罚同样要严厉。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纪，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积起。

晋文公说过：“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会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无论是国法或家规，重要的是必须赏罚分明。一个军队赏罚分明，可以提升军中的士气；一个公司赏罚分明，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唐太宗正是做到了赏罚分明，才使众贤才甘于为他效犬马之力，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赏罚制度自古有之，赏的目的在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罚的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该作什么，有赏有罚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薛万均率军平定吐谷浑，在录功时将自己败阵的责任推到契苾何力身上，又歪曲事实，将契苾何力的胜果说成自己的功劳。契苾何力大怒，忍无可忍，拔刀冲向薛万均，欲杀之泄忿。这是一次典型的汉胡将领发生冲突的事件。

李世民听取何力的申诉后，作了公平处理：便欲撤去薛万均的官职，授予何力。契苾何力却叩头谢绝，道：“以臣而解万均官，恐四夷闻者，谓陛下重夷轻汉。”李世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重夷轻汉”的思想，然而他不分汉夷，秉公赏罚，使何力这个爽直的铁勒将领由衷地感动，誓死效忠李世民。

李世民没有“蛮夷之分”的思想，对于有才能的夷族将领，能够量才而用，给予重任。他的一些任贤事例有口皆碑，堪为佳话，更难得的是李世民对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才也能倾心信用。他依据少数民族将领的功勋与智勇，任以显职。

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因智勇过人，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与重用。贞观二十一年出征龟兹，李世民以他为行军统帅，一些汉族名将尚要受其节度指挥。阿史那忠则因清廉勤谨，被擢为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时人将之比为“金日碑”。执失思力，原是颉利重臣，早在武德末贞观初，就因与李世民因国事往来经常见面而为李世民所了解，李世民赞赏执失思力能进忠言，有过人的见识，倚之为心腹，并将公主许配给他，拜为驸马都尉，封安国公。

又如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李世民赐姓李氏，仍名思摩，授职右卫大将军。贞观十九年，李思摩随李世民出征高丽，在进攻白岩城的战斗中身中流矢仍奋战不已。由于战况激烈，没有及时进行治疗，以致瘀血滞积，伤处脓肿。李世民感激李思摩之忠勇，爱将心切，亲自以口为之吮吸脓血，消息传至军中，将士们无不感动。思摩也因此对太宗更加忠心耿耿。

这些都说明了李世民对夷族将领和汉族人才一样，公平地量才录用，即不故意冷落，使人怀才不遇；也不刻意加恩，使人力不胜任。

西突厥人史大奈英勇骁悍，早在晋阳起兵时，就追随李渊转战秦、晋之间，多立战功。贞观初年，李世民封史大奈为右武卫大将军、窦国公，食邑三百户。棘褐族李谨行通冠三军，李世民亦拜为右卫将军。

对内附的少数民族首领及将领们，李世民给予了种种的优待及诚爱，使一些归降后的异族将领对唐朝逐渐形成深厚的感情，并开始把大唐当做自己的祖国，以大唐子民自命，使本来曾一度水火不容的胡汉之间关系出现了紧密团结的新气象，为唐朝的民族大融合做了最好的铺垫。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积起。李世民正是做到了对所有有才能的人，不分尊卑、不分贵贱、不分民族，只要有才能就委以重任，他的大业才能如日中天。

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必备手段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的大事，假若受奖赏的人是有功之臣，无功之人就会悄然隐退，消声匿迹。假若犯罪的人及时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就会悬崖勒马、悔过自新。”所以，李世民非常重视法治建设，强调把法制作为施政纲领，用奖赏和惩罚两种手段进行国家治理。

在管理国家方面，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

李世民治国非常注重法治，然而，他的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很不给他面子。太子承乾爱赶时髦，经常带一帮狐朋狗友，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祸害百姓。

或许在李世民大力提倡蛮汉一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十分流行突厥服饰、饮食，李承乾就派人去偷盗老百姓的牛羊，宰杀之后，制作涮羊肉或烧烤食品。每次宰牛杀羊，太子都要亲自动手，做熟之后，和他宠爱的侍僮、侍女一起享用，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吃饱之后又让人穿上突厥族的衣服，以五个人为一个部落，用布毡搭成帐篷，拿着枪，列着阵，打着五狼头旗，进行打仗游戏。有时候还命令手下的人．在帐篷中煮羊羔，用刀割着吃。然后说：“我已经做上突厥的可汗了，比如今天死了，你们可以为我举行葬礼了。”说到这里，突然倒地，僵卧不动。侍僮侍女一齐痛哭，骑马绕着太子行走，脸上装着悲伤的样子。由于实在看不下去，太子的老师张玄素就向他李世民告状。李世民不分青红皂白，不是骂，就是打。太子回去之后，就打算报复张玄素。有一天，张玄素路过东宫门口，忽有一个短衣便帽打扮的人走到他身边，突然抽出一条大马鞭。向张玄素脑门打下，把老头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躺了好长时间，才渐渐好了起来。张玄素自知是由劝谏招来的灾祸，但又无处喊冤，只能忍气吞声。

没受到应有的惩罚，太子胆子越来越大。他的叔叔李元昌，是李世民的族弟，流氓成性，违法乱纪，多次受到唐太宗的谴责。二人伙到一起，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更是无恶不做。

李承乾曾经对李元昌说：“如果我今天做了皇帝，明天就在花园设置万人大营，与叔叔分别统领一队人马，大战一场，岂不是件快活事?”李元昌说：“太子做了皇帝，恐怕一有过失，别人就提意见，你还能快活?”李承乾说：“这有什么难的?来一人提意见，就杀一人，来十个，杀十人，杀他几百人，哪个还敢多嘴多舌?”

没多久，李承乾因为坏事干的太多，被人告状，李世民就把太子叫去臭骂一通，还想改立李泰作太子。李承乾就有了谋逆之心，准备用武力处死李泰。李元昌却说：“这事好办，但办成之后，太子要答应我一件事。”太子问是什么事，李元昌说：“上次我进宫拜见皇上，看见皇上身边有个弹琵琶的美人，长得漂亮极了。你如果当了皇帝，应当把她赏给我，千万别太自私!”“这算什么?大事能成，我与叔父同享富贵，还在乎一个美人儿?”李承乾笑着说道，当下就割破手腕，把血沾进酒碗，发誓同生死。因而，有了后来的太子为跟李泰争夺皇位的血肉之间的斗争。

令李世民头疼的不只李承乾一个儿子，他的第七个儿子李祜右也不成器，他生性轻狂、急躁，爱好游猎。长史权万纪多次规劝，李祜都视为耳旁风。权万纪害怕因教育不力受到李世民的责怪，就把李祜的过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唐太宗写手令痛责李祜，李祜异常愤恨，并且变得更加暴戾。权万纪严加管教，不许他出门游逛，把打猎的鹰犬全都放了，还弹劾了李祜的随从几十人。李世民十分重视，当即派刑部尚书刘德威调查核实，并把李祜带回朝廷。李祜便与狐朋狗友商定谋反，射死了权万纪，并把尸体剁成肉酱以泄私愤。

李世民马上让李勋前去征讨，李祜、李承乾一同被抓了起来。李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承乾因大臣求情，被废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中。李元昌被判死刑，下令自杀。同时受到严惩的还有杜如晦的儿子杜荷等一批官宦子弟，以示警戒。

李世民由于亲眼看到了隋朝的灭亡，深知皇亲国戚对国家政权的破坏作用。所以能做到执法如山，大义灭亲，办起案来，毫不留情。

例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恪，因外出打猎，践踏农民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因此失去王位，削减封邑300户。李世民的叔父李道宗，过去打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他犯罪以后，同样被逮捕下狱，并免去官职，削去封邑。他的另一个叔父李道彦，由于无端挑起汉人与党项族的民族冲突，被减免死刑，流放边疆。还有李世民的老部下、岷州都督高甑生等，犯罪以后，照样以法处置。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说情，李世民却说：“从太原起兵以来，功臣很多，现在如果不处罚高甑生，将来国家法令就无法推行了。凡是给朝廷立过功的人，我是不会忘记，但是如果犯法，无论什么人都要以法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实际上就建立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之上，没有法制作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与融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治理国家要依法行事，治理企业、治理家庭也要依法办事。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法规，一切靠想当然办事，肯定问题百出。

法制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维护其根基的必备手段，只有健全法制的群体才能长治久安，和平稳定。努力构建法制国家也正是我们现在所倡导，且必须的。

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激励

俗话说：“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强烈的物质刺激，可以让将士忘却死亡，奋勇献身。而高尚的精神奖励，也具有异曲同功之妙。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奖励，但如果能做到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则实际效果就会更好。李世民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春花初绽，是它一生中最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时刻。然而，使春花保持它含苞初放的娇美，需时时培育。同样，政治家初出茅庐，是他们一生中最热情、最积极的时刻。要使人永远热情积极，进取不息，就需时时激励。

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与“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约束着知识分子们的认识，因而，激励不可能来自人民群众，只可能来自于封建专制帝王。李世民相当聪明地意识到，要使大臣们勤勉为政，就需要自己的勤加慰抚，去去肯定他们，赞许他们。

肯定大臣，赞许大臣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口头上的表扬。李世民在表扬臣子的时候，态度诚恳，使被表扬的人既感到获得了肯定，又感到无比荣宠。但李世民能够很好的把握表扬的尺度，并不滔滔不绝地进行表扬，使被表扬的大臣不致于自满而骄、得意洋洋。

贞观时期，受李世民表扬最多的莫过于魏征。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赞许魏征忧心国事、直言敢谏的作风。他曾赞许道：“魏征往者实朕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朕为非，朕所以重之也。”“贞观之后，尽心于朕，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朕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死后，李世民对群臣泣下，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同时经常得到李世民称许的还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王硅、李靖等重臣。而对于犯有过失的臣子，李世民则立即加以批评。不过，李世民的批评并不粗暴，他能掌握分寸，说出臣子的过失所在，以职守责之，使臣子惭于失误。

实践证明，在领导艺术中，过分的批评只会打消一个人的锐气，甚至助长怨愤，破罐子破摔；得当的批评，则使臣属醒悟自己的错误，改正行为，这也是一种激励。贞观二年，封德彝任右仆射，李世民命他举荐贤才，可封德彝并未举荐一人，并对李世民说当代没有奇才。李世民的心头气恼，批评他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耶，皆取士于当时。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这番话指出：认为当代没有奇才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近于搪塞，以此批评封德彝没有尽心去发现人才。封德彝自然理亏，满面羞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