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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第1页）

第七章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

作为领导，心里应该非常清楚，管理下属并非只是让下属为你工作，而是你也要参与其中，与他们一起工作，和他们一起搞好协调关系。

我们要善待和尊重我们周围的人，不以貌取人，不以印象排斥人。特别是在对待基层员工时，要诚心实意为他们办事，不推诿、不拖拉，不讲空话、大话，不做表面文章，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下属中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做到的。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不能为人民着想的君王，迟早有走向灭亡的那一天，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处处存着一片恻隐之心，常常对臣民和下层阶级抱着同情和善态度的帝王，欲获得民心，江山就越做越稳。

李世民有一颗仁慈的心，然而，或许由于他青少年时习练武艺，驰骋疆场，加之天生相貌威严，有一种令人不敢仰视的气质，使人觉得他不可亲近。实际则不然，经常是一副悲天悯人、富于同情心的菩萨心肠，甚至为了黎民百姓而“忘身忘我”，对待部下也非常体恤，这就树立了一个心地慈善，有恩有义的“圣王”形象。

贞观二年关中大旱，又闹蝗灾，百姓无衣无食，甚至卖儿为奴，卖女为婢，以求一饱。李世民见此心中凄楚，马上派御史大夫杜淹去关中巡查灾情，把皇家库府中钱粮拿出来，赈济饥民，并赎回那些惨遭贩卖的灾民子女，还给他们的父母。然后又诏告天下：“因去岁霖雨不息，年谷不熟，今年旱、蝗相继，亦将歉收，拟免天下百姓一年钱粮。，’又下诏自誓道：“如能使年谷丰稔，天下安定，请皇天移灾于朕身，以存万国之民，这是朕的心愿，绝无悔吝。％晗好于诏书颁下不久，天公凑趣，普降甘霖，百姓因而对李世民更加悦服，以为他发下宏愿，皇天佑之，洵以李世民为民之父母。

一天，李世民进入御苑，见到蝗虫，亲自捕捉了几只，捧在手心里，对他们祷告道：“百姓以谷物为性命，但汝辈却专吃谷物，这不是要老百姓的命吗?不如来吃朕的肚肠吧。”举起蝗虫，意欲吞下。左右侍臣慌了，慌忙谏止李世民说：“陛下不要吞，这等恶物吞下去，或许会有害陛下之贵体，导致疾病。”李世民说：“朕之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不听侍臣的劝告，竟然将蝗虫吞了下去。此举虽属意气用事，无益于事，蝗灾依旧肆虐，但他对蝗灾忧心如焚，甚至以身试蝗的种种行为却打动了臣民们的心。从此全国上下都在李世民的号召下与自然灾害相抗，官府开仓，富户纳粮，终于熬了过去。

史书上记载李世民吞蝗后，蝗灾即息，自然是对李世民的一种神化。事实上，李世民吞蝗之事实有，而蝗灾的消除则是自然而然的，这二者之间并无关联，主要还在于李世民带头对抗蝗灾，并动用国库钱粮赈济百姓，使这灾害深重的一年不至于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李世民一系列对抗灾害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一年中树立起来的仁慈圣主形象极大地鼓舞了臣民们和灾害相对抗的斗志，也极大地加强了臣民对这个新即位才两年的皇帝的信心。

李世民即位之初，可以说天时不利。由于霖雨形成涝灾，关内大饥，贞观元年一斗米竟然值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蝗灾；贞观三年，很多地区又有洪水为患，饥民遍及天下。李世民开国库，输钱粮，百姓都感恩戴德，虽然为想吃顿饱饭而东奔西走，甚至走到别的州县去，但未尝口吐怨言。直到贞观四年不再闹自然灾害，在官府的帮助下，百姓于这一年获得大丰收，流落外地的灾民也都回到了家乡。这一年的米，一斗不过三四钱；这一年东至于海，南到五岭，都外户不闭，行旅之人不带干粮，饥食供给，于道路上就可买到。这都是贞观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赈济灾区，勤抚百姓的结果，也是勤劳善良的百姓们对朝廷增强了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辛勤劳作的结果。可以说，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在这三年中所树立的体恤百姓、唯愿灾移自身的仁主形象，在这三年中是一直辉映在臣民心中的。

李世民不但自己体恤百姓，而且经常教导太子和大臣要爱惜百姓。太子承乾深居东宫，嬉戏无度，颇亏礼义，不爱学习，李世民深以为忧。他在贞观七年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朕十八岁时尚在民间，深知百姓之疾苦。如今身居大位，处理政事治理百姓，仍不能没有过失。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百姓的艰难困苦不曾耳闻目睹，将来一旦让他治理天下，能体恤民情吗?能不骄矜而贪图逸乐吗?卿等常在太子左右，负责辅佐太子，正其言行，不能不极谏，使他多留意民生之多艰，使他懂得守成之不易。”

贞观十七年，李世勋得暴疾，大夫诊视之后，说用人须灰做药引。李世民当即剪下自己一绺胡须，命用它来为李世勋和药。李世勋痛哭流涕，顿首出血以谢之。李世民说：“朕是为了社稷救朕重臣，并不单单为卿一人，何谢之有。”李世劫曾经侍宴，李世民对他说：“朕遍观群臣，可以托孤者，没有一个人比卿更值得信托。卿从前不负李密，今日也必不负朕。”听了这番话，李世勋心情激动，流下泪来。由于心情激**，李世勋不觉失态，饮酒沉醉，睡卧于座中，李世民亲自解下衣服给他披在身上。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病危，李世民亲赴其家探视，见高士廉沉疴不起，已无生望，君臣二人洒泪诀别。几天以后，高士廉去世，李世民欲至高士廉灵柩前哭奠，但因为征高丽过于劳顿，大病新愈，房玄龄怕他哀毁过甚，便谏阻他不要去。李世民道：“高公与我，不仅仅是君臣，而且还是故旧姻戚，哪能闻其丧而不往一哭奠之。请不要再阻止了。”领着左右侍臣出兴安门，往高士廉府第而来。

李世民这种体恤下情的举动，也多次体现在他对待臣子的态度上。

当时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丧所，听到李世民要至灵堂哭奠，便迎上去，在马前谏止说：“陛下现在病体初愈，尚在吃药调养，最忌临丧哀痛，怎能不保重身体，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高士廉）临终遗言说过，不能让陛下屈驾至灵寝，以致伤损陛下身体。”李世民仍不听劝告，直欲人府。长孙无忌五体投地，伏卧道中，流泪固谏，不肯让路，李世民只得返回。回宫后入东苑，望高府方向痛哭。到了灵柩经过渭水横桥时，又登上长安故城的城楼，远望高士廉灵柩哭奠。

李世民哭高士廉，表现了曾与部下在创业及守成之时同甘共苦的君臣深情厚谊，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当初受到弟兄排挤、父亲疑忌，在长安几乎无法立足时，他的部下府属能够不念图富贵功名，始终对他忠心耿耿。

李世民重情义，他能体恤和爱心身边的每一个臣民。也正是因为他重情义的缘故。他和众臣才能更好的和睦相处，这也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更留下了千古传送的佳话。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魏征是在提醒皇帝要注意民心，争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执政为民，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求真务实，不图虚名

名和利，古往今来，很难让人看透。大凡所有的人都难讨过名和利的**。古诗中曾这样描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见，“名”对人的影响非常巨大，古今如此。但李世民却是一个不求虚名的帝王，他给臣下树立了一个务实的榜样，知道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定脱离实际的超高指标，不喊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不搞只顾眼前的虚假繁荣，不求劳民伤财的虚假政绩，办实事，重实效，务实绩。对这些古代的帝王来说，没有几人能做到，然而，李世民是个例外，他好“名”，却不好“虚名”。

有一次，康国请求归附唐王朝，以为附庸，李世民说：“前代帝王，喜好招来绝域穷荒的小国以为附属，借此炫耀自己威加海内并仁义服远，事实上对国家并无什么用处，反要劳民伤财去费心思镇守。康国请求归附，如答应了他们，后日他国中有难，我国义不容辞，必然要去救援，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顿百姓以取虚名的事，朕是不做的。”因而下诏，拒绝了康国的请求。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于虚名，并不如历代帝王那样热心，他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安定天下，巩固李氏江山，在世人心目中立起了一座不朽丰碑，这比一时的虚名当然要实际得多。

可以说，李世民是个真正懂得务“名”的人，他尤其好“名”，却不好“虚名”。他为了立名，千方百计注重行止。但正如他说的那样，“名者，实之宾也”，名实不副，其实可羞，李世民深明此理。他不求虚名却因而得实名，说明李世民的明智和清醒，他不自我膨胀，不自我神化，而虚心务实，这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帝王之中，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李世民常说：“自知者明，信为难矣”，提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观点，贞观盛世的构建是贞观君臣共治天下的成果。唐代诗人元稹为此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父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

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他从不自居功劳，也不妄自尊大。诚然，纵然李世民天纵英才，但人的智慧有时而尽，以他一人独断而治理天下万机，不可能造成贞观盛世。他评论隋文帝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辛勤不懈但处理事务却无法尽合情理的行为时说：以一个人的智慧，怎能一日万机，事事亲决。每日决断十件事，恐怕就要有一半都处理不当。处理得当的当然好，可那些处理不当的适必贻毒朝野，日积月累，这样的错误多了，国家岂能不亡?

李世民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他经常把唐朝的贞观盛事归结为大臣们同他一体同心，协力治理国家的结果。他实事求是地对诸大臣诚恳而言：“当今四方夷狄之国俱都顺服我国，民间也百谷丰盛，盗贼渐少，朝廷内外，祸乱不作，这些成绩岂是朕一人之力可以办到?其实是诸位共同匡辅的原因。”他明智地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决策上是远胜于隋朝数代帝王的，但他并不因此妄自尊大，中肯地道出了天下太平的根源，即：既有自己的功劳也有臣子的贡献，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世民不热衷于虚名，踏实务实，是个实事求是的封建君王他不但能对政治时局保持清醒，对自身价值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在大臣们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也就因而更加崇高。无心插柳柳成荫，李世民不求明，但却以实际行动为自己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这种处事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有道是“王法条条不容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在今天适用，在贞观时期依然适用。唐太宗正是本着这一点，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且知错便改，给众大臣和子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人称颂。

《贞观律》是李世民时期的巨作。它总结了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种立法和司法经验，吸取了魏晋以来的立法精华，可以说是一部相当系统、完备的封建法典。然而，法制的建立，不仅在于它的严密性和成熟性，还在于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律，否则，法律将是一纸空文。在贞观时期，有幸的是君臣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要求普通老百姓守法的同时，也督促着皇帝自觉地奉公守法。

作为一朝别开生面的封建君主，李世民经常和臣下讨论上下守法的问题，他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并不在意身边大臣是否违法，而只考虑他们其中是不是有反叛的人。而朕和他不一样，朕总担心你们不遵守法律，而导致冤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