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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树立威信让下属口服心服（第3页）

贞观四年，为了预备巡幸之所，唐太宗下诏征召民工修建洛阳乾元殿。张玄素上疏切谏，措辞尖刻，慷慨激昂，认为，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张玄素：“卿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何如?”张玄素理直气壮的回答：“如此殿建成，将与桀、纣一样同归于乱!”太宗叹息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下令罢役，并对房玄龄说：“以卑犯尊，自古就不易做到，如果不是玄素忠直，如何能如此激烈地谏诤?”遂命赐绢二百匹，连魏征都感慨地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指出：近年以来徭役增多，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返数千里以服劳役。虽然陛下每有减免徭役的诏令颁下，但是营建工程却未停止，官吏为了完成营建，仍然需要动用民夫，致使诏书等于一纸空文。当前京师与益州（营造供奉器物及诸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者皆认为这是不节俭的表现。贞观初年，生产荒废，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然天下安宁，人无怨言；近几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十余石粟，而百姓颇有怨嗟之言；根本原因就是营建渐多，劳役渐重。而且目前所营造的都是不急之物，这样下去如果有人乘机挑唆煽动，将会有不测之事发生。太宗看了奏疏后说：“近来下令造一些小的随身器物，没有想到会引起百姓的怨嗟不满，这是朕的过失。”遂下诏停止营造，罢去劳役。

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洛阳，途中居于显仁宫，因守宫官及当地官员供奉之物及献食不精，大为震怒，对官吏大大责罚。魏征进谏说：“往昔隋炀帝因郡县官吏献食不精责罚，致使各地官员竭尽民力而贡奉，故海内叛乱接踵而起。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此次还仿效他呢?”太宗大惊，说：“非公不能听到这样的忠告”。回过头来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往昔也经过这里，当时是买饭而食，租房而宿，也没有感到不舒服。现在如此供奉，如何再能嫌不足呢?”太宗当场表态，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发生。

唐太宗知错能改，成为千古美谈。为了使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他希望大臣们积极谏诤；为了保证政事不至于存在弊端，他规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先交百司讨论；他还十分重视谏官的作用，规定宰相入阁议事，谏官一定要参预，以便随时谏正。

唐太宗虚心纳谏，鼓励谏诤，又经常自我检点，知错能改，从而形成了贞观时期良好的社会风貌，并由此推动了大唐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节俭克己不尚奢华

贪图享受，或许是人的一种潜意识，是一种本性。应该说，物欲应该是最难控制的。对于位居高职或者富有家财的人，更是如此。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而穷奢极侈。然而，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李世民却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物欲的人，对于一个几乎能呼风唤雨的帝王来说，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把劳动人民的血汗榨取为己有，任意挥霍，以满足自己的物欲，因而引起劳动人民的愤慨和不平。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毫无节制地榨取民脂民膏，又毫无吝惜地饕餮浪费，促使了劳动人民的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节俭克己的封建领袖人物是很容易得到尚对“明主”寄予极大希望的劳动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李世民很注意节俭，无论在治国还是生活方面，他都勤俭自律，因此也赢得了尊重。

唐高祖李渊建唐以后，天下初定，然而霜旱多灾，涝蝗竞至，米谷踊贵，百姓饥疲，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一直到贞观六年，原来经济繁荣的关东地区仍是一片残破景象。而这些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早已是一片繁华，乃魏、赵、韩、齐、鲁之地，当时便已有邯郸的繁华、大梁的形胜，经过隋末的动乱，这些自古以来经济较好的地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面对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贞观君臣旰衣宵食，克勤克俭，以期百姓能够衣食丰足，不再为乱，国家得治，社稷得安。在这种形势下，贞观君臣提出“与民休息”的方针，指出“隋民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

集思广义，李世民实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所谓“静”，就是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使之能够专一地从事农业生产，以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力。因欲求“静”，李世民从而有了“戒奢从俭”的思想，并从自身做起，节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一切从俭。

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李世民说：“朕有气血虚弱的毛病，确实不应该居住在现在这地势较低，湿气较重的殿里。不过如果要营造殿阁，又糜费人力物力。当年汉文帝将起造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不如汉文之贤，但所费如过于汉文，岂是为人君父之道?”虽然臣下再三固请，李世民仍然没起造什么殿阁。

李世民说：“隋氏末年，在民间采女不已，以至于离宫别馆，本非行幸之所，也聚满了宫人。这是竭人财力之举，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捡宫女无用者出之，使其自求匹配，不但节省宫费，而且平息妇人怨望之心，各得遂其情性。”为了减少宫中不必要的开支，下召从后宫庭前庭后放出宫女三千多人，发还民间。李世民还下令拆掉了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拆下来的木料供给居民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只令“少加修缮”而已，并且将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腾出，给受到水灾袭击无处居住的百姓居住贞。

李世民一切从节俭出发，颁布了一些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以尽快地恢复经济。他下令严禁自隋以来的厚葬陋习，要求州县府地方官“明以检察，随状科罪”，并命“在京五品以上者及勋戚家，仍录奏闻。”他对自己的陵寝也预先作了安排，并亲自规定一切从俭，“因山为陵，容棺而已”，以免自己百年之后，子孙过于劳费，奢侈地安葬自己．他还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定者都一律禁止，制止贵族们过度奢侈。他还下令禁止地方官进贡珍奇宝物，以防扰害百姓。

贞观时期，良好的节俭风气在李世民的倡导之下沛然而兴。这使封建政权下由于阶级矛盾所形成的贪官当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象在贞观时期限制在历史最低水平，对休养民力、安定百姓、建立大唐的基业国本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也使李世民的贤明形象进一步在臣民心目中提高和加强。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性尚俭素，训导诸子，尝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曾经报告长孙皇后说东宫器用少，请求添置。长孙皇后不许，说：“身为太子，应该忧虑德不立，名不扬，怎么能以无器用为忧患。”长孙皇后病危，临终时对李世民道：“妾生时无益于时人，不可以死害人。妾愿陛下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只须因山为坟，器物不用金银，只用瓦木即可。”遗言请李世民薄葬。

在李世民的正确引导下，出现一片节俭的新气象。也正是这种节俭的风气，使得唐朝经济很快恢复，出现贞观盛世。司马光曾评价说：“忠臣专欲归美于太宗。”

戒奢侈，戒纵欲，戒奢以俭是积官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常思贪欲之耻，骄奢之祸。坚持防微杜渐，从点滴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息嬉止奢，革除不良嗜好，做到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要求，以清廉俭朴树威信，以人格魅力赢民心。

身先士卒做好表率

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领导在战斗中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斗志，对战斗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样最能鼓舞士气。在商场和职场，也是同样的道理。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身先士卒的皇帝，由此给臣民做了一个最好的表率。

在战场上，军队的士气至关重要，而如何激励属下的士气也是衡量一个将领的重要标准。李世民很懂得身先士卒在战争中的激励作用，陇右既破，接下来又是克代北，平定刘武周，这是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指挥的又一重大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李世民先是“坚壁挫锐”，后又身先士卒，表现了他机动灵活善抓战机的谋略。

在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叛隋，依附突厥。三月，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扬可汗，刘武周便自称皇帝。四月，大将宋金刚又劝说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刘武周派宋金刚统兵二万侵并州。由于齐王李元吉抵挡不住，太原处于危机当中。五月，宋金刚攻陷石州，后又攻陷平遥，对太原形成了战略包围。九月，裴寂和宋金刚战于度索原，结果裴寂几乎全军覆没，只身逃回晋州。来势凶猛的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李元吉带着妻妾，夜间弃太原奔还长安，致使太原陷落。十月间宋金刚又先后攻陷晋州与浍州，怯懦的裴寂因缺乏将帅之略，因而驱赶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并焚烧百姓的积聚，“民惊陇愁怨，皆思为盗”，结果激起了农民的反抗，纷纷响应刘武周。形势由此大变。

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却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他主张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仅守关西而已。”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便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李渊允准李世民再次统领大军，挂帅出征。

有一次，李世民和年仅十七岁的堂弟李道宗观察敌情时，问：“贼恃其众未邀我战，汝谓如何?”李道宗回答说：“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李世民高兴地说：“英雄所见略同，你我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这种“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为李世民军中不少将领们所熟悉。到了十二月，得到生息休整的李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主动进攻，袭击刘武周的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二人于美良川，大破之。

接着李世民又亲率步骑三千从小道夜袭安邑，又一次、将尉迟敬德、寻相击败。尔后又率军“复归柏壁”。唐军的两次小胜，振奋了军士之气。于是诸将军屡屡请战。李世民则分析说：“金刚（指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集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扦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取得胜利之后，李世民仍然思路明确，依然采取坚壁不战、等待时机而后发制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武德三年正月，唐将秦武通攻破蒲州，当时宋金刚仍围攻并州未下，其军势因而越发被动。四月，又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经战数十回合。当追至高壁岭时，由于连续作战，李世民和将士们都已十分饥饿疲劳了，总管刘弘基执辔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李世民则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便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得复攻矣。”遂策马而进，将士也不敢再言饥。追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俘斩敌军万人。当晚，唐军露宿于雀鼠谷西原。李世民已两日不食，三日未曾解甲。军中只有一羊，便与将士分而食之。与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作风，是李世民保障军队战斗力，从而取得胜利的策略之一。

李世民率兵追至介休城，遭到宋金刚的负隅顽抗。李世民派大将徐世勋出战稍有失利，宋金刚便乘机反扑。这时，李世民亲率三千精骑从宋金刚阵后杀出，大败其军。刘武周见大势不保，只得与宋金刚带了百余骑，弃太原北走亡奔突厥。后两人均被突厥所杀。刘武周所控的州县，全部归唐政所有。李世民进兵晋阳，留李仲文镇并州，自己率军凯旋回到长安。经过此役，李世民收复了李元吉失陷的太原、晋州等大河以东地区，仅用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消灭了刘武周，扫除了唐政权侧翼的威胁，使秦、晋连成一片，为唐朝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名思义，“领”就是带领，就是走在前边，干在前边，身先士卒，“导”就是引导、教导。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因此，作为领导者，只有身先士卒，做好表率，才能更好的带动大家一起，为企业的振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