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智者用其谋,勇者用其志。古人认为,君主如水,放纵他会成为洪水猛兽,约束他会成为润物甘露。落花逐水,形影不离,貌似君臣一体,实则貌合神离。落花总有意,流水却无情。运筹帷幄,智谋天下,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往往能功居第一。军国大事,非同儿戏,治军用人,不能不慎重。军令如山倒,执法稳如山。将兵出征,克敌致胜,虽贪犹赏;遭受败绩,虽廉犹斩。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也!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
“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乎”!这是汉臣萧何向刘邦的进言。这句话也成为后来历代各开国君主的至理名言。作为新建立的唐王朝同样如此,唐王朝是在推翻隋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获得的,一大批武将立下了汗马功劳。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刚刚登帝的李世民是怎样做的呢?
正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为政府出谋划策的智囊团,唐太宗李世民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为朝廷出谋划策,和他共商大计,治理国家。
李世民刚一掌权,就在弘文殿收集图书20多万卷,开设弘文馆,精选天下富有文学才华的知识分子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原有职务兼任学士,轮流在弘文馆值班,随时接受皇帝的咨询。
李世民平定天下之时,所重用的人才,都是西北地区的骁勇之士,武艺高强,而文采稍逊,如今天下安定,和平与发展成了当时社会的主题,李世民又招募天下文人。日夜与他们倾心交谈,商讨国家大事。这批文人,一般来自东南地区,文强武弱,适宜于研究学问,出谋划策。他们之中还包括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也是作为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希望通过与高水平儒学大师的接触,提高他们的学识和才能。
他们的工作非常清闲,伙食标准享受五品官员的珍膳,对社会各阶层都很有吸引力。
组建智囊团是李世民由来已久的想法。武德四年,李世民就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四海一家,天下合一,自己在马上夺天下,绝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于是在宫廷西边开设文学馆,招纳四方饱学之士,探讨国家建设问题。
李世民处理公务之后,基本上都在拜会名士,讨论文籍。他还让唐朝大画家阎立本,为主要骨干绘制了肖像图画。人称“十八学士图”,士大夫如果能受到邀请,参与智囊团的军政决策,就会受到人们的礼遇,时人称为“登瀛洲”。
当时,秦王府中的幕僚大多被安排到外地去作官,李世民为此很担心。房玄龄说:“别的人才能一般,安排到京外,不足惋惜。至于杜如晦这个人,他有王佐之才,大王想要经营天下,没有杜如晦可不行啊。”
李世民惊喜地说:“要不是房爱卿提示我,可真要丧失一个人才了。”于是,马上在秦王府给他安排职位,参谋军国大事。
可以说,李世民是凭借智囊团的作用,夺取了天下,同时又依靠智囊团的作用,夺取了王位,开创了“贞观之治”。李世民的许多作法,与其说是李世民的智慧,倒不如说是手下幕僚的智慧,没有手下那么多人给李世民出谋划策,李世民也像“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绝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
反观我们现在的情况,但凡是个企业公司,在机构设置上,从幼儿园、小学校,到饭店、娱乐中心、体育中心、派出所,几乎是应有尽有,但又有几家设立过战略发展研究所或智谋策划中心?真可谓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倒一应俱全!
但是对于西方的大企业、大公司,他们对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的研究,不仅起点高、投入大,而且对智囊团的合理化建议非常尊重,简直是言听计从。即使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技术专家,也会面对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坦言自己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虚心听取技术权威的建议。
而中国的企业家、厂长、经理又怎么样呢?他们取得一点成功就当飘飘然了,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由此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专家的建议,总是嗤之以鼻,不当一回事儿。似乎天下最傻的就是博士,最聪明的人就是商人,有钱就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富商大贾、土豪劣绅,他们舍得花钱购买一切,就是不舍得花钱买建议、买信息、买计谋。中国最廉价的东西是劳动力。最不受人们重视的就是合理化建议。许多厂长经理,不仅不采纳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有时还会上纲上线,反诬别人是诽谤、是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真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从事企业策划的智囊专家,进行企业诊断难度很大,再加上个别江湖骗子混迹于策划行业,使这个光彩照人的行业,步履维艰,从业困难,社会信誉也存在一些缺失。再加上保密制度、管理体制、领导习惯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企业诊断在中国的推行还任重道远。
审时度势,先知先觉,当然不只适用于某一领域,许多行当都是如此的。经营者要有这样的先见之明,才不会被时代和社会甩下。
纲纪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啊!更何况对一个集千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但李世民却做到了,他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他知道法律更需要严格的执行和遵从,他也不例外。纪律是个单位或企业生存的最根本规则,一个没有纪律的单位或企业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同样,对于领导者来说,制定严格和合理的管理纪律对于管理用人方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贞观十四年,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因犯了法,被抓进监狱。鲁宁自恃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服从监狱管理规定,对监狱管理人员恶语相加,破口大骂,弄得当地官员束手无策。陈仓县县尉刘仁轨鲁宁违法乱纪,影响恶劣,本想找机会对他进行适当的管教,没想到他今天自投罗网,在自己的监狱里撒野。
刘仁轨怒不可遏,立即下令打死鲁宁。而他手下人对鲁宁早就恨之入骨,只是找不到报复的机会,一听县尉有令,举起军棍就打将起来。这军棍是举得高,打很狠,多如雨点,疾如利箭,嗖嗖乱响,可怜鲁宁没有多骂几声,就死在乱棍之下。
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判处刘仁轨死刑。下达完死刑命令,李世民依然余怒未消,嘴里还骂道:“这县尉是什么东西,竟敢处死我的折冲都尉,传令办案人员,将本案主犯押到长安来,我要亲自审问此人。”
刘仁轨被带到朝廷,面不改色,谈笑自若,对李世民的提问,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他说道:“鲁宁身为朝廷重臣,欺压我的百姓,侮辱我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一怒之下,杖杀了鲁宁,事情的起因在于鲁宁,而不在于卑臣。”
老魏征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听得详详细细、真真切切。他对李世民说;“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
李世说:“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
魏征答道:“就是因为老百姓太厉害,以下欺上,犯上作乱,凌辱官吏,才导致隋朝的灭亡。鲁宁虽然是高级官员,却属陈仓县尉管辖,级别虽高,也是一名普通百姓。他怎么能违法乱纪,高人一等,不服从地方官员的管教呢?”
李世民被说得哑口无言,不仅当廷释放了刘仁轨,还提拔他为长安郊县栎阳县的县丞,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一级,后深受李世民的青睐。
还有一次,李世民到同州去打猎,刘仁轨又上书劝谏:“今年秋天农业获得丰产,但是秋收只完成十分之一二。陛下去同州打猎,势必要兴师动众,干扰秋收。当地官员也会征发民工,修路架桥,为陛下及随行人员提供服务。这样一来,即使农业丰产,也没有一个好收成。陛下不如推迟十几天再去同州打猎,到那时,秋收也完了,老百姓闲暇无事,正好帮陛下做事,公私俱济,岂非好事?”
李世民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便亲手题字,盖上玉玺,以示对刘仁轨的奖励,不久又提拔刘仁轨去新安县当县令,级别正六品。
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代中国,军队被抬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极坏。尤其是那些官大职高的赳赳武夫,法纪观念淡薄,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位普通公民。历朝历代的地方政府官员,对他们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纵有余,规制不足,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优越感和特权思想。他们依据手中的军权,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形同土匪,故自古就有兵匪一家之说。
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不袒护特权军人,对于违法乱纪,侮辱地方官吏的高级军官,将他和平民百姓一视同仁,维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使依法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社会的法制化水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尚能在纲纪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有所反思,有所觉悟。俗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想让自己的企业公司有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新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备的规章制度,更需要“规章面前人人平等”的严格执行。
选拔将才不拘一格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入,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选拔人才也是一件很灵活的学问,关键时刻敢于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是体现领导者水平的重要准绳。
李世民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入,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他注重的是个人真才实学,而不是“家谱”和“门第”。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伯乐,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按常例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深得李世民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