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二章慧眼识英才真情揽人心（第1页）

第二章慧眼识英才，真情揽人心

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不仅要有广结天下英豪的决心，更要有一双识别英豪的慧眼，成为一个相人的“伯乐”。而唐太宗李世民做到这一点，更是做的空前绝后，千古一帝。有了人才，怎样留住人才，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俗话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只有笼络人的心，才能彻底为己所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欲要征服天下，必先征服天下人心。故攻心为上。

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就要有伯乐识别“千里马”的眼力和能力，只有善于发现人才，并能使之为我所用的领导者，才是合格的领导者。21世纪最主要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具备伯乐的眼力，才能把更多的人才，招到自己旗下，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伯乐”之所以能知人，是因为勤于知人。要经常性地对接触过的人加以判断、评价，这样才能正确的评判身边的人和事。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关于伯乐的故事：

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更好的智力国家，因此铸黄金台于国中，礼贤下士，招纳有才人士。一天，一个叫郭隗的人来求见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白马骨”的故事：昔日有国君想找一匹千里马，便令伯乐带着千两黄金四处求购千里马。一年以后，伯乐回到国中，随身带回一副马骨，国王问他原因，伯乐说：“这是一匹千里马的骸骨，臣用五百两黄金将它买来了。”国王见五百两黄金只买了一副马骨头，大怒道：“朕想买的是千里马，你却买了它的骨头，有什么用?”伯乐从容地说：“外人如果听说大王为一匹千里马的骨头尚且花了五百两黄金，便会知道大王求马之切，拥有千里马的人必然会将千里马牵至我国，卖给大王。”不久，果然如伯乐所言，买到了千里马。

讲完这个故事，郭隗对燕昭王说：“如今大王欲求治世之才，臣鄙陋，不能当大王之意。但若大王以国土之礼待臣，任臣为相，和伯乐买马骨的道理一样，天下贤才就会知道大王求贤之切。他们见远不如他们的臣下尚且受到大王如此隆重的待遇，他们若来此，定会更加得到您的重用。这样的话，天下贤才自然会源源而至。”燕昭王闻言大喜，便任郭隗为相。此举果然得到了一些才能之士的倾心，纷纷来投奔燕昭王。这些投奔燕昭王的人才之中，就有战国时的一代名将乐毅。后来乐毅破齐，连下齐城七十二座，若不是由于燕王忌乐毅功高，惧其自立，下令罢兵，齐国便要因此而亡。由此可见，注意发现和引进人才，并且注意引进的方法，才能吸引到治世之才，这个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在慧眼识人这方面，可谓是伯乐。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而且能将各类人才拉拢到身边，使之能为自己所用。组成了一个各种杰出人士聚集的强大的人才集团。

武德四年，李世民特地建立了文学馆，延请四方贤才为“十八学士”。其中包括了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姚思廉、孔颖达、薛收等文臣谋士，俱为一时之选。李世民待十八学士礼遇甚厚，委以重任。当时的秦王府一度成为藏龙卧虎之地，聚集了在数次大战中功勋卓著、勇冠三军的武将和明于形势、善于策划的文臣，称得上是文能兴邦，武能定国的人才渊薮。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所以妒忌李世民，原因之一是秦王府人才济济，恐怕李世民因此不安于位。

房谋杜断也是开创贞观盛世的基石之一。指的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和杜如晦。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李世民每与房玄龄议事，不能决断之时必请杜如晦定夺。“房谋杜断”这四个字便表露了这样的意思。但李世民对房、杜二人才干的了解过程却不太相同。

房玄龄几乎是第一次和李世民见面就被赏识，还特意被比为光武帝刘秀的得力谋臣邓禹。而对杜如晦，李世民对他的重视却经历了一段过程。

杜如晦自幼明于事理，处事果断。由于晦为人慎重，长于决断，不长于谋划，因此并未向当时的主子李渊献过什么妙计，李世民也因此并未给予以十分的注重。后来，李渊要将杜如晦调出秦王府，到别处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幕僚，多被调走，亦不足惜。惟杜如晦聪明果决，能识大体，是王佐之才。大王若是只想占据一方，拱卫朝廷，足于藩王，可以不用他。若想一统江山，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深信于房玄龄的见识，对这番话仔细考虑过后，大惊失色道：“非公言，吾几失上人。”于是力向李渊请奏，留下杜如晦在自己身边，并在获准后从此引为腹心。后来李世民出征，面临军国大事之时，杜如晦的人所难及之处才渐渐显露出来，他对难决之事，剖断如流，深为众服，寻为秦王府智囊团之骨干，与房玄龄齐名。

除了这两位得力的左膀右臂，李世民手下的一员猛将――李靖也是以为难得的人才。李靖少负志气，有文才武略，是不可多得的奇才。在李渊任太原留守，言行未露痕迹之时，他便凭着一双慧眼看出李渊野心极大，有不臣之心。后李渊不奉炀帝旨意入朝面见，李靖知他必反，便关闭城邑，去江都告密，却不期受阻于长安。李渊攻人长安，抓住李靖，恨他告密，便欲将他处死。而李世民久闻李靖之名，为李靖向父亲苦苦求情。李渊便饶过了李靖。不但如此，李世民还将他召至府中，充为幕僚，以礼待之，从而为唐王朝保全了一个开国的功臣，也为自己的政治集团拉拢了一位出将人相的治世之才。李靖从此平定萧铣、辅公柘，破突厥，征吐谷浑，为唐王朝立下盖世之功。

先前的招贤纳士，只是李世民为他宏伟大业做的一点准备，在他掌握大权之后，就有了绝对的自主权和更加雄厚的财力去从事招揽人才共治天下的举动。原东宫府属薛万彻，自得李世民赦免以后，便对他忠心耿耿。为了表示对薛万彻的宠信，李世民将女儿丹阳公主许薛万彻为妻。并说“苟利天下，朕何爱一女”的话。薛万彻是个粗鲁的武人，行事莽撞，有一次李世民无意问说了一句：“薛驸马村气。”公主觉得丢脸，便与薛万彻分居。后来李世民得知此事，特意设宴款待群臣，召薛万彻与公主同来。席间，李世民与薛万彻为“握槊”之戏，故意输之，将自己所配腰刀赐给了他。公主觉得驸马赢了父皇的腰刀，很是自豪，随薛万彻回府，从此对他敬爱有加。可见李世民拉拢人才，更注意拉拢人才的心，使之永世臣服，忠心不贰。为了使得臣子效忠于己，他甚至不惜从小处着眼，从家庭琐事人手，给臣子以周到的关怀。

贞观之时，除了上面提到的众位英才，还有一个深得李世民赏识的人，那就是马周。马周在武德年间是家乡博州州学教授，月俸微薄，有志难申。后投入常何门下，寄食于彼。常何乘机将马周推荐给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见他仪表不俗，心下已自喜欢；又问遭遇，知他长期颠沛流离，十分同情；再问以兴邦之计，马周略一沉思之后，应答如流，语多中的。李世民大喜，当场写一条幅赐予马周，留在门下省做事。

由于马周来自民间，往往他的建议极符合民意，又符合君心，因此李世民对马周的建议极为重视，往往采纳实行，后又擢马周为中书舍人，视为股肱之臣。马周感李世民知遇之恩，宠信之隆，尽心尽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所憾马周早年生活困苦，饮酒伤身，身体虚弱，以致积劳成疾。李世民对马周的病十分惦记，命赐马周以宫中饮食供奉，遣御医诊视，并按御医之方亲手为其调药。后马周四十八岁而死，李世民悲痛万分，命赐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正是由于李世民对贤才的关爱有加，才使他能吸引更多的仁人志士为他效力，为他买名。所以无论是在他任秦王府时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是贞观时期的魏徵、马周，都对他竭忠以事，这也是德之所至，才略之所至。

李世民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外交家。他以超人的胸襟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拉拢到身边，组成了一个由各种杰出人才组成的强大政治集团。他善于发现人才，更善于使用人才，使之能为自己所用，终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和才干走向了成功。

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吸收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要建立自己决策和规划的核心“智囊团”。这一点，无论在政府决策，还是企业管理当中都得到很好的实践证明，组织一个核心的“智囊团”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是十分必要和很有作用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办事的效率。换句话说，一个政府或企业核心“智囊团”的水平决定了这个政府办事水平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量才用人各尽其能

“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之治后总结用人经验说的话。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优秀的人才也有他的局限性，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做到量才用人，才能最大效率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身修家齐，家齐国治”是古时候每一个读书人入学的必修课程。懂得“廉耻”二字是君子修身的基本准则之一，“治国齐家平天下更是每一个有志之人的一生追求。

但能真正做到这些的人并不多。经过“十年寒窗苦”，一旦做了官，时常会把以前那套原则忘在脑后，一心想刮些“民脂民膏”，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至于身“修”不“修”，国“治”不“治”，干卿底事?由此要真正使国家安定，百姓乐业，就必须在选才上慎重，任使得人。在对官吏行为上做出硬性规定，整饬吏治，从而使官吏真正成为百姓的地方父母，帝王才能通过官吏“明明德于天下”。

由此，李世民制定了一整套铨选和考核官吏的制度，以肃清政风，使官吏始终如一，戒贪戒酷，以贯彻“才行兼俱”的任贤标准。

在人才任用这方面，李世民坚持“用人如器”、“量才授官”、“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的原则。其中的“四才”，取其“体貌丰伟”。在这一点上，古人相信相由心生，人有善行，必形之于貌，人有恶行，亦形之于色，因此对人的形貌要求严格。可以说唐朝君臣都一样，不单是政治家，还是相面先生。二则取其“言辞辩证”。言为心声，言辞有条理者，心中有泾渭；言辞应答如流者，心中早有成竹。对言辞的要求是有较强科学性的，但并不全面，因此还要“楷法道美”。三取其书法，书法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四取其“文理优长”。文章是衡量人学识的试金石。“文理优长”言之有物的作者，自然必须有博古通今的学问，也要有审时格物的见识才行。

“四才”属于理论上的品评。而“三实”，考其德行、才用、劳效，就是从他以往的实绩为依据，在实践上评定才干和品格。“德增多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通过这“三实”的考评，综合“四才”的评定，对人才品级作出高下之分，“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

这种比较严格的选才制度确保了人才的质量，其中的合理性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但这种制度在实施之处并不能最终确保选用者都是干才。为此，贞观决策集团又制定了考课制度，以规定条款去衡量官吏的实际行为，以评定优劣，加以陟罚臧否，优胜劣汰。为此，中央机关专门设立了考功司，并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黜滥陟贤。

贞观三年，李世民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朕见吏部选官择人，只取言行刀笔，不注重考察品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那时虽对有恶迹的官吏加以刑戮，可百姓毕竟已久受其害。到底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道：“西汉时选才都是先将德行著称于乡里的人荐上，由州郡贡之朝廷，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我们每年选才，候选者数千，齐集才一时，加以有人善言词伪饰，所以急切间无法悉知德行，选司也只能配给品阶官位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李世民便欲依汉时法，令本州群召。适值朝廷事务繁多，此事遂罢。而究其实，杜如晦这里所献之策，确为泥古之法。举贡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的失败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贞观六年，李世民对魏徵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如今行一事，则天下万民齐观之；出一言，则四海百姓共昕之。用得其人，为善者皆得激励鼓舞；误用恶人，不善者俱得争相钻营。赏与其劳，无功之人自然惭退；罚当其恶，为恶者自然戒惧。朕因此知道赏罚不可轻易施行，用人择官更需谨慎选择。”魏徵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所以才需要考核大臣的业绩来决定黜陟，考察人品来决定取舍。今欲求贤才，必须审访品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如果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尚不足为大害。如果误用恶人，即使他的能力强干，可他的为人却必然为害极多。乱世之时，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如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

相对于择人问题上的铨选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考核上，李世民则推出了考课制度和刑罚贪鄙的法令。考功司是设于吏部之下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二级机构，设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各一人，掌管对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考课的内容包括我们在前面篇章中提到的“四善”、“二十七最”。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提出了黜陟使制度，不定期地派出朝廷大员到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和行为。然后根据考察报告，对地方官进行黜陟。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考察“六条”。所谓“六条”，第一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第二条，二千石违公下比，依附豪强，通行贷赂，割损正令。第三条，强宗豪古，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四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谤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五条，二千石署选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第六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犯此“六条”者，根据情形及恶劣程度加以贬黜刑罚。这原本是汉代监察地方官吏的准则。孙伏伽等人以之为标准，纠察官吏，将犯六条者“多所贬黜举奏”。李世民命褚遂良分类具录，具状以闻，自己则亲自根据其恶劣程度加以断决：“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贞观十七年，前太子承乾叛乱，洋州刺史赵节共同参与了谋划，根据当时例律，两人当处斩。但因为赵节是李世民之姐长广公主之子，李世民之甥。当时，主审者长孙无忌等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李世民知道后，对长孙无忌等加以谴责，责令诸大臣按实依律，治赵节之罪。长广公主泣拜于李世民之前，“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李世民还拜，亦为泪下，道：“赏不能避仇嫌，罚不可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因此，朕不得不有负姐姐所托。”

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原则，大义灭亲。宁可得罪自己的姐姐，也不违背公道，有所偏私，毅然将赵节依律处死。与赵节同时处死的，尚有李世民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名相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贞观初年功臣侯君集等。处死侯君集时，李世民问群臣道：“君集有功于国家，欲免死罪，可乎?”群臣以为不可。李世民即对侯君集道：“与君长诀矣。”侯君集临刑，对监刑官道：“君集蹉跌失足，竟至于是。然而君集曾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代我乞请陛下念臣有微功，保留一脉以奉祭祀。”李世民赦免侯君集妻子儿女，徙至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