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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慧眼识英才真情揽人心（第2页）

李世民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官吏操守的严格要求，对整饬吏治的重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对人才制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法规举措，有效地保证了贞观时期贤臣才士能慎终如始，兢兢业业，不敢苟私，以求令终。从而使整个贞观政治集团能较长时期地保持政治活力，使贞观臣子能精益求精，始终迈着前进的步伐，将中国历史在二十年间推上一个**，成为大唐盛世的良好开端。

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孟子曾经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敢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得道才能多助。李世民当上皇帝以后，深知这方面的道理。因此，他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尤其是隋亡之训，反对隋文帝不信任臣下，自己劳神苦形的做法，而主张推心任贤，致力于君臣协力，共治天下。

“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有限，而天下事务无穷，贵在选贤任能，各有专责；不贵在殚精竭虑，亲理一切。”李世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李世民曾严肃的评议隋文帝杨坚的做法并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则成，各尽其用，庶几理矣。”这实际上是指出了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要诀。而且他尤为反对隋炀帝“赐愎猜忌，予智目雄，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结果“国亡身弑”的可悲结局。李世民还借鉴历史上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至临危不得而知的历史教训，由史观照现实，由切身经验感知到兼听纳下、下情上通的重要性。

李世民曾不止一次的对自己的臣民说：“古人云：‘看到国家有危险、社稷有劫难而不扶救，怎么能用这种丞相辅佐朝政呢?’君臣之间情义重，怎能不尽心尽力帮助国君匡扶朝政呢?朕曾在读书时，每每读到桀杀害直言劝谏的忠臣关龙逄、汉景帝杀害冒死上谏的忠臣晁错，总禁不住放下书本掩面叹息。”“正缘于此，你们只要义正词严地直言上谏，有益于政教，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犯颜违旨而随便怪罪你们。近来朕在处理事情时，也有一些不符合国家法令的，你们认为这是些无关大局的小事，就不愿提出意见来警示朕。要知道大事都是由小事引起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好，那么由小事酿成的大事就不可收拾。国家社稷的危亡，莫不是由此产生的。”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在李世民看来，做皇帝的应时常提醒和告诫臣下，让他们及时指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修正自己，减少在工作中的失误。他能够认识到受谏诤只能增进人的聪明，并认为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睿智的。

早在贞观三年时，李世民下诏宣布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全国免除一年徭役、租税。不久又有文书说：已经抽调服役的仍遣派服役，已经缴纳租税的仍要完成税赋的任务，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所准予折算。

对于这种做法，魏征觉得不太妥当，因此规劝李世民说：“我看到八月九日发出的诏书说全国都免除赋税徭役一年，老少百姓听后都载歌载舞竞相欢庆。现在陛下又下诏说，已经派出服役的成年男子，就令他们服股期满后再折算租税，其余物资也要按时全部上缴，等到明年合计起来作为依据准予折算。他们日常所用尚且不足，都认为国家有失前言，反复无常。我听说，上天将要辅佐的是仁德之人，百姓所要帮助的是守信之人。今天陛下刚登帝位，亿万百姓都在注视着帝王的仁德。一开始发出文诏，就前后有变，使全国各地每一角落的百姓产生怀疑，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纵然国家有倒悬之急，也不能这样做，何况现在国家如泰山一般安定，怎么能这样仓促行事呢!为陛下想出此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却在德义上有损于陛下。我实在是知识浅薄，但暗地里为陛下担心。但愿陛下对我的奏章稍加以浏览，仔细权衡利弊。冒犯之罪，我甘心承受。”

读完魏征这封发自山东的奏折，李世民觉得甚有道理，当然不会批评什么。知道魏征是一心为了山东、河北地区的百姓，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完全是一片好意。于是从善如流，依旧按前诏行事。

李世民不仅把规谏视为必不可少，而且还非常注重防微杜渐与亡羊补牢的道理。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等大臣们说：“臣下对于帝王，总是顺承旨意，对帝王说好听话，来博取帝王的欢心。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长孙无忌、唐俭等都说：“陛下以圣道治世，便天下太平，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接着说：“陛下平乱创业，实在功高盖世，这一点的确像长孙无忌等人所说的那样。然而，前不久面对上书奏事的，言辞道理有不中您的心意的，有时当面诘问，使上书之人无不惭愧退去。这恐怕不是鼓励献进忠言的人的做法。”李世民听了这话也有些难为情，但他很快便承认说：“你的话很对，这样做朕也很后悔，现在我就听取你的意见，一定改正这些缺点。”

为鼓励身边侍臣们能及时地指出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李世民时常对那些规谏自己的侍臣一定的奖励。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惹怒了李世民，他认为皇甫德参有诽谤之意。侍中魏征又进言说：“过去贾谊给汉武帝上书中说：‘有为君王痛哭的，有为君王叹息的。’自古以来，上书奏事，大多言词激烈迫切。如果不激烈迫切，就不能打动君王。言词激烈迫切看起来就像诽谤，希望陛下仔细考察我说的话对与否。”李世民说：“除你之外是没有谁能说出这番道理的。”

知错能改，首先就要先学会纳谏。既然要做明君，这一条少不了。纳谏要有胸怀和耐心，更要有修养和从善如流的精神，这是许多封建皇帝做不了或做不全的，所以在历史记载上，很少有人赶上李世民。

“正心”是“意诚”的前提

“正心才能诚意”，对于一个单位或企业来说，要想让下属或员工，死心塌地工作，以及树立为单位或企业的牺牲精神，对他们进行“正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员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怎样对员工进行“正心“教育呢，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朋友为贵，千金为轻。”李世民的这种豪爽气概，无疑大大地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赢得了众多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之所以能平定天下，垂纶而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一群文武为他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这个人不但平易近人，英勇善战，气宇不凡，而且慷慨重文，谈吐豪迈，挥金如土，经常施恩施惠，收买人心。因此为李世民敢拼一死的人很是不少，最终帮助李世民成就了帝业。

《资治通鉴》上这样评论李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李世民带兵打仗，战胜后所得金帛都分给手下将士，特别是在攻打洛阳王世充时，他就预先向部下承诺，入洛阳任凭诸将士取王世充宫中财帛据为己有，攻占洛阳后，命令萧踽等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李世民靠着慷慨散财，而发展起了私人势力，他所招罗的文臣武将，都只听他一人指挥，肯为他尽力。甚至于有时将皇上李渊的旨意都可以视若等闲，而秦王李世民的教命却能够迅速干净利落地贯彻实施。难怪李渊曾在裴寂面前不满地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作为一名封建政治家，也许李世民的慷慨未必是他的本性，而是有某种目的在里面。但这种以慷慨来结交人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仍值得我们借鉴参考。为人慷慨可以说是笼络人心，结交朋党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上也仍有许多“慷慨”之人，挥金如土，结交一些能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的人，使得事业一帆风顺。

李世民的另一种特性就是谈吐雄健，豪迈，气魄迥异常人。这使他往往能结交到一些有胆有识的人才，这些人为他的气宇所折服，尽力辅佐他，使他如虎添翼，得以应付裕如地发挥军事才干和政治才能。

晋阳起兵之前，刘文静因为与李密暗中勾结，正在坐牢，李世民去狱中探望。刘文静说：“天下大乱，非刘邦刘秀之才不能平定。”李世民说：“安知没有，只不过人们不识罢了。我来看你，不是为了儿女之情，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大事。”于是二人倾心而谈。刘文静向李世民献计起兵。这次会谈的内容成了李渊起兵以后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李渊早已有起兵之心，只不过是怕“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一直犹豫不决。敢说这个“反”字的，当时也仅仅是李世民和刘文静二人而已。这固然有李世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因素，不如李渊考虑周到。但也恰恰表明李世民雄才大略，有魄力。而李世民说的“安知无人”这句话，更是豪迈非常，相对于李渊的稍嫌保守来说，李世民的少年进取，更能为人所赞赏。难怪刘文静称许李世民为汉高魏武。显然，这时的刘文静就已经暗暗地被李世民的气魄所倾倒，决心跟着李世民一起去闯名堂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李世民先后收服了各路敌军的降将如屈突通、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初名程咬金）、罗士信等人，并且都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用而不疑。这样的举动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所能做得出、做得到的，这也充分地体现了李世民气魄的宏大。因此这些降将都对李世民极为忠心，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

李世民不但是这样一个豪爽、有气度的人，而且还颇具侠士风范。从下面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

刘文静和李世民不但亲密助手，同时也是知心好友，李世民对刘文静更是爱护有加。刘文静由于先是遭到不公正待遇，后又遭谗蒙冤莫白、人头落地，李世民为之不平。未做皇帝以前，李世民已有“有朝一日为刘文静雪冤”之言。贞观三年，李世民追复刘文静的官爵，虽说“子不言父之过”，但这已经是尽在不言中地说明刘文静之死是冤枉的。李世民继位以后就剥夺了裴寂参与朝政的实权——恰好在为刘文静平反的同一年里，发生了“沙门法雅事件”——据兵部尚书杜如晦推断，这一案件牵连到裴寂，于是裴寂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裴寂请求李世民容许自己住在京师，李世民训斥他道：“按你的功劳而论，本来做不了宰相，你只不过是蒙先帝恩宠，才位列第一罢了。”还是把裴寂赶出了京师。李世民言外之意：按功劳来说，应该位列第一的理应是刘文静，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

裴寂回家乡不久，就有妖人谗言说：“裴公有天下之分。”裴寂不敢奏明李世民，派人把妄言者杀了灭口。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大怒，对大臣宣布了裴寂的死罪共四条：第一，“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第二，“事发之后，乃免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阴行杀戮以灭口”。根据这四条罪状，李世民说：“我杀之非无辞矣。”

事实上李世民早已有杀裴寂之心了。因为裴寂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可以说是李世民当初的政敌。但如王硅、魏徵等政敌，李世民却不但不杀反而予以重用，却独独不想放过裴寂呢?主要是因为刘文静之死，主因就是裴寂所致。刘文静与裴寂最初谊属至交，但太原起兵之后，文静因为“倜傥多权略”，遭到裴寂的妒忌。刘文静也因为裴寂才干在自己之下，功劳亦在自己之下，权位却在自己之上，意甚不平，所以朝政时每不同意裴寂的见解和主张。后来刘文静和弟弟酣饮，醉后拔刀击柱说：“必当斩裴寂耳。”结果怨望之言被人出首到朝廷，李渊派裴寂、萧踽审问。后判刘文静死罪。萧踽等人多为刘文静求情，裴寂却主张杀了他，刘文静因此就冤死了。李世民想杀裴寂，主因之一就是为刘文静报仇，只不过不好直说而已。不过李世民并没有做得太过分、太明显，后来对裴寂给予了宽大处理，免去死罪，流放到静州，显示了他毕竟不是嗜杀之君。

虽说流放裴寂，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李世民和裴寂政见不同，但若非刘文静的因素，大概也不致如此。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一举一动都牵涉到人望，能为死去的刘文静做到这一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所以说，李世民是一个有侠士之风的皇帝。

对于今天，虽然不是封建统治的唐朝，但一代名帝李世民重情重意而又豪迈的品质却值得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学习，要成功，重要的是人和，李世民就做到了。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其实好心也会有好报。

做光明正大之人

历史学家司马光说过：“君明臣直”。作为一单位或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对下属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做事情光明磊落，行的断坐的正。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下面的事例便能很好证明这一点。

李世民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所以他也喜欢光明磊落的人。为了培养大臣的忠诚和正直，李世民一方面要大臣养成说话办事直言快语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不断警告大臣的过错，防微杜渐，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至于臣下一错再错，铸成死罪，谁也无法挽救。

有一次，李世民问尉迟敬德：“有人说你想造反，为什么?”尉迟敬德一听，就犯上了牛脾气。他撕开衣服，指着伤疤说：“我造反是事实。我跟着陛下，远征四方。身经百战，留下满身刀伤箭痕。现在天下安定了，你却怀疑我造反!”说着把衣服扔在地上，让李世民看他身上的伤痕。李世民流着眼泪说：“你把衣服穿上，我不怀疑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