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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是否有五锭棉纺车（第1页）

我国古代是否有五锭棉纺车?

我国大约在宋元之际已经出现了五锭的脚踏纺车。这是科技史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中国古代纺车可以分为丝麻纺车和棉纺车两种。丝麻纺车实际上只是将长丝或绩接成长条的麻缕加拈合股，所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纺纱。棉花是短纤维，要纺成纱必须经过一个"牵引渐长"的过程，现代纺织工程学称之为牵伸。牵伸过程可以用指缝夹持棉条来控制。由于一只手有四个指缝，因此只能控制四个锭子。四锭以下的丝麻纺车，稍加变更就可用于棉纺；但是。五锭丝麻纺车要改为棉纺车就成为一个难题。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五锭棉纺车呢?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明代的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中记述说："（棉）纺车容三维（即锭），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绻。往见乐安人于冯可大所道之。因托可转索其器，未得。不知五繀向一手间何处安置也。"徐光启没有亲眼看到乐安的五锭棉纺车，搞不清楚这种纺车的牵伸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因而托冯可大去索取一台，但是没有成功。徐光启治学严谨，冯可大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著有《月令广义》、《经世实用编》等），上面那段记载是可信的，但留下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清人褚华在《木棉谱》中重新提出这个疑问："善纺者能四繀三绻为常，两绻为下，江西乐安人间能五繀。往见四繀者已将棉条并执食指中，不知五繀又用何法?"不少近、现代学者甚至据此判断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五锭棉纺车。例如，严中平先生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提出："单人纺车的改良，始终没有将棉纱的牵伸工艺由人手转到机械上去，棉条既需人手来挟持，则一手绝不能挟持五线，足踏多锭纺车循这样的途径进步到四锭之多，可算已到了手工技术的绝顶了。"他认为："终明之世，这种纺车的装置，似未超过三锭。"《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一书也认为："江西乐安的五锭脚踏纺车是用来加拈麻缕等纤维的合线车，似不能用来纺棉纱。"

笔者在《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19集（1984年12月）上撰文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笔者认为，否认中国古代五锭棉纺车存在者，都忽略了手工棉纺车上使用工具代替人手进行牵伸的可能。文章从某种较晚本子的《天工开物》匕的一张五锭纺车插图出发，结合王祯《农书》等其他文献资料，作以下推断：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一种五锭棉纺车；这种棉纺车使用作出一种梳状牵伸器代替人手；这种牵伸器是从宋元五锭麻纺车上的导纱器发展变化而来的。笔者曾做过简化的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用梳状齿和左手配合对棉条进行牵伸是可行的。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赞成，其中包括《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的主要编写者周启澄。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文章对五锭棉纺车牵伸机构及工艺的描述带有很大的假设成分。

中国古代五锭棉纺车的存在与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德国的库恩博士（受李约瑟委托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和美国的华裔学者康超（著有《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一书）都对此表示过极大的兴趣。这个问题的真相大白，将有待于新的有关文献和实物的发现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包铭新）

"蒙汗药'是怎么制成的

小时候读《水浒》，特别喜爱"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这一段，对孙二娘的特种武器--蒙汗药印象很深。以后又读过《醒世姻缘传》、《小五义》等明清小说，更对这一神奇药物耿耿于怀。请教过一些老者，或认为传说；或斥之小说家妄言，不可轻信。

其实，蒙汗药的存在未必不可信。古人对蒙汗药早就有过存疑和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力图解开蒙汗药的奥秘。综合各家之言，蒙汗药的药物构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押不庐"说。周草窗《癸辛杂志》说："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押不庐，李时珍《本草纲目》曾予著录，并指出这是一种草，麻痹效果虽"加以刀斧亦不知"。押不庐仅生于西土，其他地区很难觅得，蒙汗药的主药是否就是押不庐很难说。

二、"草乌末"说。草乌末就是草乌研磨的末。草乌是中医常用的药物。《齐东野语》记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活。"经化学分析，草乌含有乌头碱、新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等，而乌头碱对人体的各种神经末梢及神经中枢具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明定王朱楠的《普济方》中载有用于麻醉的"草乌散"就是以草乌末为主料。以草乌末作蒙汗药的主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三、"曼陀罗花"说。曼陀罗是一年生有毒草本，夏秋开花，花冠漏斗状。曼陀罗花又叫风茄花、洋金花、山茄花。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山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曼陀罗的叶、花、果、茎均可供药用，各部分都含有东莨菪碱、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等生物碱。曼陀罗中起麻痹作用的正是这几种生物碱，其中以花的含量为最高，约有0．43％。这说明曼陀罗花的麻痹效果较叶、果、茎更佳。南宋窦材《扁鹊心书》在记载"睡圣散"这一药方时说："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这条材料表明至迟在南宋，以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应用于外伤治疗已相当普遍。正因为曼．陀罗花的药理已被不少人所熟识，又易采撷，所以绿林好汉用曼陀罗花末制成蒙汗药，使人食之不省人事，尔后窃取钱财。"曼陀罗花"说较"押不庐"说和"草乌末"说，根据要充分得多，因此有不少古人，甚至当代研究中医学的同志都认为蒙汗药的主料是曼陀罗花。、

除以上三种说法外。还有"醉鱼草"说。醉鱼草，又叫闹鱼草，马钱科落叶灌木。花和叶含有醉鱼草甙和醉鱼草黄酮甙。其麻痹性能，对鱼类尤甚。《本草纲目》卷十七说："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醉鱼草对人类的麻痹性也很大，人食其花，不久便出现舌咽干燥、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症状。主张"醉鱼草"说不乏其人，但据古籍所记蒙汗药"醉人而不伤人"的记载看来，"醉鱼草"说似乎较难成立。

蒙汗药的解药更使人扑朔迷离，从《水浒》记载来看，蒙汗药不仅有解药，而且药性甚灵。吃了解药，不消半个时辰，受害者便如同从梦中醒来一般。但解药是以什么药草制成的呢?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沈括《梦溪笔谈》说坐拿草心具有催醒作用，但这一说在宋苏颂《图经本草》、明定王《普济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书中均无记载，仅见于《梦溪笔谈》，难以为凭。当代中医认为毒扁豆碱可以消解蒙汗药的药性，但是古代蒙汗药的解药是否是毒扁豆，不得而知。有人说，甘草绿豆汤作解药甚灵。因为甘草是常见的中药解毒药。唐孙思邈《千金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同神妙。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不及甘草。又能加之甘豆汤，其验尤奇。"《本草纲目》说甘草对天仙子有解毒作用，而天仙子的主要成分是莨菪碱、东莨菪碱等生物碱。绿豆性寒，能散热解毒，与甘草相配，效果更佳。甘草、绿豆都是易得之物，配制又极为简单，以它们作为蒙汗药的解药是极为可能的。

蒙汗药是以什么药物组成的?它的解药是什么?前人虽然作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得出十分可信的答案。其中奥秘，尚有待于人们继续探研。

（章义和）

我国度量衡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我国度量衡起源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宝贵内容，而且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从我国古代的《尚书》、《周礼》到《夏书》、《史记》，直至历代正史《律历志》中，都有关于度量衡的专门记述。对其历史发展的探索研究，一代更比一代深入。然而，在涉及我国古代度量衡的起源时间问题时，往往看法分歧，诸说各异。这不仅使家喻户晓的度量衡起源时间成为历史之谜，而且给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造成一定困难。

截至目前，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随着私有制和社会交换的发生，度量衡已开始产生并逐渐出现统一的要求。据此，度量衡产生于黄帝时代，．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说法。自古到今，不论前人的史书典籍或后人著书立说，均以"黄帝创始度量衡"为立论根据，说起源，讲看法，探索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源远历史。《家语·五帝德》称："黄帝治五气，设五量。"该文注解"五量"为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关于"五量"，另有二说：一是龠、合、升、斗，斛；一是度、量、衡、亩、里）这是有关黄帝创始度量衡的最早历史记载。关于黄帝如何具体创立度量衡的问题，史书中似乎也有不少记述。《吕氏春秋·适音》篇就说："黄帝使伶伦取竹于昆仑之懈谷，以造黄钟之律，更据以作权衡度量。"《汉书·律历志》说："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笛以听风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中国度量衡》书中也说："黄帝时代的度量衡，是照黄钟律管的长短、容积，与所容黍粒的分量而定的。"该书在详述黄帝用律管如何制作度量衡之后还说："这就是当时度量衡的大概情形了。不过这时所谓律、管、黍粒的标准，还不能固定不变，不到几时，就渐渐地紊乱起来。所以少昊才有'正度量'，虞舜才有'同律度量衡'，夏禹才有'循守会稽，审铨衡，平斗斛'（见《越绝书》），'关石和钧，存之王府"'（见《夏书·五子之歌》）的举动。由此可见，黄帝创始度量衡，用黄钟具体制定度量衡，已为史料记述，又为前人研究所证实。

对于这些黄帝创始说及其尧、舜、禹继承并整顿度量衡的历史，我国史学界不少人历来深信不疑，尊为正宗。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些学者专家，都对"黄帝创始说"多方赞赏，倍加肯定，不断写文章予以宣传。邱隆同志撰文认为："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见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的标准。"《（经济日报》1984年12月3日《源远流长的我国古代计量》）丘光明同志写文章认为黄帝派人取竹制律，"以鸟鸣声定律是完全可能的"，并得出结论说："《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记载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详见《计量工作通计》1981年11期《黄钟律管与长度标准》一文）就连国家计量局1980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中也说："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度量衡发展初期的情况。"

然而，很早以来，对"黄帝创始度量衡"的说法，有人就相继表示怀疑。提出异义。归纳起来，这些怀疑、否定的意见是：

一、否认《吕氏春秋》记载，认为黄帝"设五量"的说法"不大可信"。明代音律家朱载堉在其名著《律吕精义》一书中说："白吕不韦著书，始言伶伦解谷取则凤鸣，雄鸣为律，雌鸣为吕，孰曾见闻?"并说："后人撰前汉、晋、隋志皆采其说以为实有解谷凤鸣之事，盖亦误矣。"对朱氏上述见解，吴承洛先生认为言之有理，并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说："中国上古历史记载，本每多渺茫托辞，朱载堉之言，自亦有理由。"另外，也有人认为黄帝"设五量"的说法，违背历史实际，"不大可信"。并指出"五量"（指龠、合、升、斗、斛）出现于汉代等。如这些看法属实，"黄帝创始说"岂不成了难以成立的说法7．

二、认为黄钟作度量衡标准是汉代所定，不是黄帝创始的办法。吴承洛先生虽曾承认"中国度量衡制度发生于黄帝"，但他却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明确指出："至汉世命黄钟为度量衡之根本标准，取黍为度量衡之参验校证．至是度量衡制度始为初步之完成。"此外，清末制定的《划一度量制度》"总说"中也有"量之制莫先于《周礼》，尺之制莫备于《隋书》，权衡与法码之制莫详于宋太宗及明洪武正德之时"的说法。这些观点都直接与"黄帝创始说"相对立。

三、认为律生度的说法穿凿附会，"黄帝创始说"应该否定。持这种看法的，以韩伯生同志的观点最为清楚。他在《试谈我国计量制度的沿革》一文中说："黄钟律管既然是一种乐器，以这个乐器本身，可以找到长度、面积和容积，于是就被人穿凿附会，不仅说成度量衡起源于黄钟，并且还把黄钟说成是我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原器。"并进一步认为："我国的史籍记载和历代研究度量衡史的人，都传说（度量衡）是起源于黄帝时所造的黄钟。""直到解放前，在吴承洛所著的《中国度量衡史》中，还保持着'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的传统说法。"（详见1964年第2期《计量工作》）很明显，对"黄帝创始说"，作者是持全面否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黄帝创始度量衡的说法，虽在我国历史上流传广泛，尊为正宗，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看法。然而，毋庸讳言，围绕"黄帝创始说"是真是假的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明显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面对已成定论的东西，不少人仍认为"黄帝创始说"虽有典籍记载，又有史料为证，但其说漏洞百出，历史渺茫，无从稽考，实属子虚乌有，难以令人置信。因而，古往今来，持怀疑否定态度者，不乏其人，这就是这桩历史悬案，争来论去，至今尚未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赵寒村）

宋代针灸铜人现在流落何方

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巧、弥足珍贵的医学文物，当首推宋代天圣年间铸造的针灸铜人。主持针灸铜人的设计和铸造的是北宋名医王惟一。

王惟一（987～1067年），精通医道，尤其擅长针灸，此外又对金石雕刻颇为内行，史书上称他"尤工厉石"。王惟一曾经历任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的医官。他有感于当时针灸教学上使用的，都是平面型针灸挂图，所说穴位不够清楚和形象化，并时有错乱发生，因此决心设计铸造出一种立体型的针灸人体模型。王惟一先后两次上书皇帝，提出铸造针灸铜人的要求。在征得朝廷批准之后，于天圣五年（1207年），"考次针灸之法"，亲自设计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五中曾有记载："天圣五年（1207年）冬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俞穴铜人式二，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看后大为赞赏，即令一座留于相国寺供为御览。因为是宋仁宗天圣年间所铸，故史称"天圣铜人"。

王惟一主持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是两座身高如同常人的**男像，系用精铜雕铸而成，其工艺设计可谓精巧无比。因此，针灸铜人不仅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里，一直被人们视为"国宝"。在医学史上，针灸铜人更是世界上最早创制的人体经脉、经穴模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如实地反映人体内脏和骨骼的解剖模型。关于天圣铜人的精巧构造，南宋遗民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四《针砭》篇中曾经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尝获试铜人像，以精铜为之，雎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甩之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腊，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析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人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

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之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然不知其所终。

公元1128年，宋朝为金所败，金指定要以针灸铜人作为和谈条件之一。此后，一座铜人遂为金所占有。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1279年回师灭南宋，建立元朝，又从金人手中夺回针灸铜人，运回北京，放在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以后在封建朝代的相互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座天圣铜人都下落不明。

关于宋代针灸铜人的最后归宿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一座天圣铜人可能已经毁于战火，而第二座天圣铜人则在战乱中，几经辗转，最后流入日本。现今陈列于日本帝室博物馆（即今东京博物馆）中的一具古代针灸铜人，就是第二座天圣铜人，如马继兴先生在《仿制宋天圣铜人》（《中医杂志》1979年第9期）中，就持这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在所有的日本关于古代针灸铜人的文献中，均一致承认这是一座中国古代铸造的铜人，而非日本所自制，并且认为其制作时代很古，因而崇之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第二，从铜人流入日本的时期来考察，可以肯定现存日本的这座铜人，是王惟一所铸两座铜人中的第二座；第三，再就该具针灸铜人实物的特征，结合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则可以进一步证明该座铜人正是"天圣铜人"。

然而，也有学者并不同意以上观点，他们认为：现存日本的，传说是由"中国渡来"的那一具铜人，并不是真正的"天圣铜人"，而仅仅是宋代以后中国历代所铸铜人中的一座。如万方先生在《关于宋天圣铜人的两个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期）中，就作如此观。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现存日本的铜人，其内部构造与有关天圣铜人的构造的历史记载不合。据南宋周密在所著《齐东野语》中说："铜人为背面两器相合，……中实以汞。"而现存日本的铜人却为12个断片缀合组成；其次，现存日本的铜人共有365个穴位，这比宋代天圣《铜人经》和元朝滑寿《十四经发挥》多出11个穴位，比明代《针灸大成》还多6个穴位。据史书记载：《铜人经》的摹印颁行在铜人铸成之后，故此书题名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而铸铜人和刊行《铜人经》的目的是消除差异，订正讹谬，以求记载的准确和统一，为此，又将《铜人经》刻之于石。可以想像其整理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三者的记载必然是一致的，绝对不可能《铜人经》与铜人本身所记竟相差11个穴位之多。再者，史料记载：天圣铜人的腧穴是"窃而达中"，试针时，"中实以汞"、"虚中注水"，则"关窍毕达"。"针入而汞（或水）出"。可是，现存日本的铜人中间却不能贮水；最后，据曾经亲眼看到天圣铜人和明代复制品实物的人说：明代重铸的铜人比天圣铜人的质量更高。可以想见，在有实物可作借鉴的情况下，加之铸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今存日本的铜人质量却远比明代复制品为高。如果认为它真是"天圣铜人"，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历经沧桑的宋代天圣铜人，究竟在何方?是否确实已经毁于战火?抑或可能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这些都还是千古不解的历史之谜。可喜的是，针灸铜人的复制品于1987年制造成功，保存于河南开封相国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