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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知识的积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第1页）

◆科技知识的积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人类古代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和古代东方一些国家在青铜器时代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而希腊等国家的奴隶制是同铁器时代相并行的。

所谓青铜，主要是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它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硬度增强，因而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

青铜器的使用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青铜器的使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出现的少量青铜器中，主要是生产工具。郑州商代中期铸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镢范，占此遗址中可辨认的铸范的大多数。这些范没有花纹，是实用的农具，而不是祭祀用的礼器。在殷墟等地还发现了有使用痕迹的铜铲。西周时，青铜农具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从翻土、中耕除草到收割的农具都有用金属制造的，但木、石农具仍在农业生产中继续使用。青铜制的手工业工具使用更为广泛，种类有斧、斤、凿、钻、刀、削、锯、锥等。商、周时候的奴隶主已控制着一支用青铜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所以青铜武器出土数量很大，主要有戈、矛、钺、镞、剑等。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器种类繁多，此外还有乐器、车马器，它们铸造精美，有的小巧精致，有的大而富有气势，如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称得上是重器。所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典型地代表了奴隶制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标志。到战国时期，青铜冶铸工艺还继续有新的成就。

★制陶技术的进步

商代的制陶业已设有专门作坊，内部并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器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釉陶和白陶。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粘土构成的，要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在这两点上，一旦发生了质的飞跃和突破——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以及还原焰的运用，原始青瓷器就应时脱胎而出。

解放以来，河南的安阳、洛阳、郑州，江西的吴城，江苏的丹徒、吴县，安徽的屯溪，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中游及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这些出土的“青釉器”胎质一般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烧成温度一般高达1，100℃到1，200℃以上，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施有一层石灰釉。这些物征基本上都与瓷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完全与瓷器相同，所用制胎的原料质量还不够精细，烧成温度一般都还略嫌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色白度不高，也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和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胎的烧结程度也很不相同，说明对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都还不够成熟。总之，商、周时候的“青釉器”可以认为是瓷而不是陶，但也表现出它们的原始性和过渡性，故而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以后我国驰名世界的瓷器，实肇基于这个时期。瓷器的发明是我们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瓷器有较大的发展。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釉器，胎质坚密，器形规整，大多仿青铜器。在浙江古越州一带出土的大量东汉时器物，已与魏晋时期成熟的青瓷无任何不同之处。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变化，正是我国瓷器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酿酒

农业发生后，人们储存的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发酵，或吃剩的食物因搁置而发酵。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然的酒。当人们有意识地让粮食发酵来获取酒浆时，酿酒技术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农业生产逐渐发达起来，谷物酿酒就更普遍了。商代饮酒之风很盛，所遗留下来的酒器非常多。周代设有专管酒的官吏。

用谷物酿酒，谷物里的淀粉质需要经过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才能酿成酒。曲能把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利用曲来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方法。几千年来，制曲技术得到不断发展，新曲品种续有发现。酿酒技术本身也以原料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而有种种方法。到明代《本草纲目》中已记载有70种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了。在欧洲，到19世纪90年代才从我国的酒曲中得出一种毛霉，在酒精工业上建立起著名的淀粉发酵法。

★《夏小正》和物候知识

《夏小正》中所描述的天象，可能反映了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其中有年内各月里的早晨或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和若干恒星的见、伏或中天等的记载，而且还把这些天象同相应的物候揉合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与天文历的结合体。后世的《月令》等都是承袭《夏小正》的体例而加以发展的。

物候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动植物与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认识，是在对大自然的不断接触和观察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物候知识很快积累起来。早期进行农业生产，人们主要根据物候的变化来掌握农时。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夏小正》中记载有许多物候、天文和与之相对应的农事活动。

远在3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在植物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记：柳树抽出了茅荑花序，梅、杏、山桃孕蕾开花了；对于鸟、兽、虫、鱼等动物也有所注意，如正月：大地回春，田鼠出来活动了；野鸡呜叫，雌雄要求配偶了；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叫了。关于三四月份时常出现的旱情和七月份常有雨潦，以及各月天象的记载，也都很有意义。《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我国现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2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扬子鳄等，说明当时观测的物候可能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情况。

★初期医学知识与汤液

奴隶社会初期的医药知识，可能仍处于巫和医不分的原始阶段，到了商代中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记载的资料有近500条之多。这些卜辞虽是奴隶主贵族们得了疾病占卜疾病能否治好的迷信活动的产物，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医药卫生的水平。据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牙、喉、腹、鼻、足、趾、产等十多种部位，称作“疾首”、“疾口”、“疾目”、“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名，见于卜辞中的有外感头痛的“风疾”，有传染性的疟疾等。关于起病的原因，从卜辞看，总起来有4个方面：一是天帝、祖先所降，次是鬼神祟祸，再次是妖邪之蛊，又次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是由“巫”进行祭祀祝祷等迷信活动，以祈疾病痊愈，或是用药物进行治疗。“巫”除主持占卜和祭祀仪式，以便和人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进行某种联系之外，还兼给人们治病。就是说，在商代，医和巫、治疗和迷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不能分开。

西周时期的医药知识比商代又有进步，首先表现在医和巫已分开了，还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考核医生们的医疗成绩，来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关于商代的医药知识，应提到汤液的使用。汤液是中药中的重要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场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他出身于家庭奴隶，是司厨有莘氏的养子。把汤药的采用，完全归之于某个人物的创造，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烹调食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某些动、植物经煎熬后的汤液在医疗方面的效用，则似应为必经之路。“汤液”的传说，还说明了汤液这个剂型的采用是很早的。

★冶铁业的兴起

我国古代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1972年，在河北藁城县出土了一件商代的铁刃铜钺。虽然其铁刃是以陨铁为原料，但它表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对铁有所认识，而且已能够进行锻打加工并和青铜铸接成器，对陨铁的加工和铸接，无疑都是在青铜冶铸作坊中进行的。我国人工铸铁技术发明于何时，至今尚难断言，但这项技术至迟始于春秋。在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冶铁术先后出现了三项重大的发展，它们是：

（一）生铁冶铸技术。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5年），晋国铸造了一个铁质刑鼎，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上面。生铁的冶炼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欧洲一些国家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能生产块炼铁，公元初，罗马人已偶能得到生铁，但多废弃不用，直到公元14世纪才使用铸铁，其间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发展道路。而我国古代只用较短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