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
盛宣怀处世聪明,但八股学问不行。1866年,他回籍应童试。此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自期”。
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此时,镇压起义的风火未熄,天津教案发生,清廷速命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前线赶回直隶,以防沿海不测之变。李鸿章领旨动身,盛宣怀紧随赴津。
在入津途中,盛宣怀涉函关,历太行,尽揽山川随塞形胜,不但得意于自己的初步成功,而且与李鸿章的部将郭松林、周盛传结交了朋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盛宣怀见了大世面,开阔了眼界,当然也得到了磨炼,这无疑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矗
1871年,河北大水。在上海的赈务活动中,盛宣怀得以结识了沪上各色实力人物,这为他日后的众多投资活动做下了铺垫。
像盛宣怀这样的官宦子弟,为官容易树业难。但是,不同的是,盛宣怀具有迫切的时代使命感和极强的务实精神。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呼唤着近代民用商业的诞生和一批精于此道的经济开拓人才的出现。盛宣怀强烈地意识到:大利不可不兴。他选择了一条畏途——投身洋务,创立中国民用商业。
历史同样也选择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就看出他“机智敏达”,觉得他是一个能领会其外交路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让李赏识的是他在经办洋务中的特殊才干。
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盛宣怀直接参与控制商业之多,几乎无出其右者。
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
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
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
在与洋人关系问题上,盛宣怀对外商商业敢于、善于较量,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斗争,从而使其大部分商业在外商的倾轧下生存发展起来。
说盛宣怀有“坐务博不务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驱使他马不停蹄各处奔忙创业的不仅仅是利润。在当时中国这个工业经济的沙漠地带,要夺洋人之利,自经商、交通运输、通讯设施、铁路、煤矿以及银行等,事事需要举措,有的“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
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及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