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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第1页）

李师师

她从染丝的角落走进染人的社会，曾是文人、天子的宠物，万贯家财的名妓，又曾是浪迹天涯的钗黛，一无所有的伶人。她把从事艺术的艰辛连同传奇般的风流韵事留给了宽容的历史，却把王朝衰败的根源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歌妓的命运展示给沉思的后人。她，就是色艺双绝的李师师。

一、坠身青楼

李师师，本姓王，北宋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汴梁，又称汴京、东都、东京。公元11世纪末，是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城市。它位居汴河上游，“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宋史?河渠志》）。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八方争凑，万国咸通。街巷旁铺店林立，屋宇雄壮，门面广阔；道路上绣衣雕车，摩肩击毂，金翠耀眼；市场里南北货物，琳琅满目，无一不具，全城居民二十万户，人口百万，分属十九厢一百三十五坊管辖。李师师的家在东二厢所辖的永庆坊。这里的居住者大部分是下层市民，他们或受雇于官府作坊，富商豪民，或从事小商业。早晚忙碌，仅得饱暖，一遇天灾人祸，则家破人亡。李师师的父亲，姓王名寅，是官营染局的工匠。每天在官吏们的监督下辛勤地染丝染布，并无偿地为主管大人干私活，终年劳累，所得雇钱与米，只能勉强维持夫妻二人的生活。

李师师自出生之时便饱尝人间辛酸。母亲生下她后，只给她留下几件旧装改成的衣裤，便在大出血中呻吟着离去了。一场“人争送米炭醋”的贺喜，顿时成为凄惨悲哀的送丧。父亲王寅凭着强壮的身体背着债务，咬紧牙关，起早贪黑，爹娘双任，以豆浆代乳汁，养活了她幼小的生命。

据说，她初到人世也有点与众不同。别家的孩子生下来就知道用大声地哭叫去向亲人表示饥寒痛疼，而她，不知是难产的缘故，还是怜悯父亲的艰辛，来到人世二十多天却不曾大声地哭叫过，这可急坏了她的父亲。汴京有个习俗，凡得到疼爱的孩子，父母总要到寺院中找一个和尚拜为“师父”，以求得菩萨的保佑，称“舍身佛寺”。为此，王寅备了斋礼，抱着方知孩笑的女儿来到皇城外的开宝寺，将她拜给一位老和尚。佛门拜师需经过受诫这一程序。当然，婴儿“受诫”，只不过逗惹一下而已。说也奇怪，当老和尚打量她一阵，刚说了声：“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来了!”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地方，面对一副陌生的面孔，她居然放声大哭起来。这惶恐的哭声清脆、宏亮，驱散了父亲几十天的忧虑。王寅乐颠颠地抱着女儿，心中直道：真是个佛弟子!佛弟子，俚语称“师”，于是将她取名为师师。

王师师虽不能像富家小姐那样饮奶茹炙，穿绸佩玉，但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之下，倒也生活得健康、平安。不料，她四岁那年，王寅因罪下狱，一命呜呼，王师师失去了惟一的亲人，无依无靠，成了孤儿。金钱巷的青楼鸨母李姥，见她聪慧机敏，白净秀丽，便收为“义女”，改为李姓。从此，这个染匠的女儿便列入了被称为“贱民”的妓籍。

所谓“妓籍”，是宋政府专门记载妓女的户籍簿。宋代的妓女大致分三类。教坊的歌妓、军队中的女妓、中央和地方官署的歌妓称为“官妓”（《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八辑），分别隶属于宣徽院的左右教坊或州郡军营（《癸巳类稿》引《演繁录》，《萍州可谈》卷三）。国家重大节庆，州郡隆重宴会，她们要进行文艺演出，平时为将帅、郡守等官“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纪事》之六三引《委巷丛谈》）。贵族富商及士大夫豢养的歌舞美女称“家妓”，她们似妾非妾，似婢非婢，主要用陪伴宾客或供主人自己娱乐，实为主家一种奢侈的装饰品。市井的妓女称“私妓”，一般以卖艺为主兼卖**。以卖**为主的又称“土娼”或“私窠子”（《古今小说》卷三）。李师师属于私妓中的歌妓。官妓、家妓、私妓三类并不固定，有色艺的私妓要充当一段时间的官妓（邓之诚《骨董琐谈》），或被卖为家妓。官妓、家妓有时也会再沦为私妓。因此，有的书中也称李师师为“官妓”（《宋诗钞》），就是这个原因。

李师师被列入妓籍之时，正值北宋的统治阶级走向全面腐化、堕落阶段。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大肆倡导“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的腐化享乐思想。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一次就赐给将帅们官妓百余名（《宋史?太宗纪》）。宋真宗赵恒时，仍公开要大臣们“以声妓自娱”（《龙山别志》卷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官吏们“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歌舞妓）不已”（《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引《曲洧旧闻》），一般文人也认为“侈奢则长人精神”（《东京梦华录》序）。社会上狎妓之风盛行。国家庆典，官吏宴会，商贾冶游都离不开妓女。政府规定不准狎妓的提点刑狱、监司及其属官在圣节这一天也可通宵达旦挟妓**乐（《画墁录》）。其中文人学士几至嗜妓如命。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怀才不遇，**不羁，终日纵游妓馆酒楼，在粉白黛绿中写诗作词，连死后也是妓女们凑钱埋葬（《岁时广记》卷三十一引《古今词话》）。欧阳修知扬州，每遇夏天，带客携妓，游山玩水，“往往浸夜，戴月而归”（《避暑录话》卷上）。苏轼家中有歌舞妓数人，供宾客来时侑酒，称为“搽粉虞侯”（《轩渠录》），连出去拜访和尚也带着妓女（《调谑录》）。他出守杭州，一有闲暇，便约客挟妓千余人泛舟西湖上，任情谑戏欢饮，直到二鼓时方骑马列队，擎烛而归，这惊人的排场还成为杭州一时盛事（《挥麈后录》卷六）。更令人惊奇的是，开评议汉儒先声的刘敞，累迁知制诰，知永兴军时，因酷恋一官妓得了精神病。宋仁宗不仅没批评他，还赐给他新橙五十枚以示慰问（《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狎客们挥金如土，动辄赠以千万。稍有才貌的妓女，只要博得他们的好感，转眼便可成为富人。长安妓女曹文姬，书法有“关中第一”之称，“豪贵之士愿输金委玉与偶者”就“不计其数”（《青琐高议》前集卷二）。汴京南曲的妓女潘琼，财产万计，别有高楼，金衣玉食，派头胜于王侯。一次招待登科的华状元，摆下宴席，每一举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仅“佐樽利市”的小费就要用银百两。如此奢侈富有，连华状元也吓得当夜逃离（罗烨《醉翁谈录》丁集卷一）。统治阶级的腐化，促使娼妓业的迅猛发展。到北宋后期，仅汴京城内就有妓女万家（《东京梦华录》卷五）。宫城宣德楼旁的投西街以西妓馆集中，都人称之“院街”。甚至靠近汴河的相国寺南边录事巷，北边的小甜水巷亦多妓馆。（《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除了这些地方外，酒楼饭店，茶肆旅馆，市场瓦子，遍见妓女。真是：举目青楼画阁，绣户珠帘；放眼锦绣罗绮，金翠玉钗，一个妓女的世界!这些妓女们献技献艺，销茶售酒，拉客陪宴，在从事文艺商业服务的同时操持皮肉生意。甚至以色相图衣食的男妓也屡禁不绝。（《萍州可谈》卷三）。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幼小的李师师在鸨母的摆布下，开始了青楼技艺的学习。

二、名列行首

大致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业已学成的李师师在瓦子勾栏中正式开始了她的歌妓生涯。瓦子，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在宋代兴起的一种易聚易散的娱乐场所，又称瓦市或瓦舍。瓦子中用栏杆围起来供演出用的场地称“勾栏”，内设有乐棚。这种瓦子在汴京城内为数甚多，仅皇城东南角的东角楼附近的街上就有三个，其中桑家瓦子有勾栏五十余座，大的可容数千人。瓦子中除表演歌曲、舞蹈、杂技、皮影、说书等外，还卖饭、卖茶、卖旧衣、卖字画令曲以及理发、卜卦，赌博等等，使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东京梦华录》卷二）。在瓦子勾栏中表演的是有一定伎艺的私妓，被称为“勾栏妓”或“角妓”。

根据歌妓组织（行）所划分的地盘，李师师卖艺于中瓦子的勾栏中。这时的她，已是一个窈窕少女：小足细腰，乌发秀眉，粉红的蜀锦裙衬托着白里透红但又闪着稚气的脸庞，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在众多的勾栏妓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词苑从谈?师师令》）。由于她从小受到李姥等人的精心**，熟悉宋代十八调四十大曲的歌舞内容，加之聪明伶俐，嗓音清亮圆润，歌唱艺术也属上乘。这时的歌曲，就艺术形式而言有四类：根据民间各种歌吟和卖物之声而创制的称“叫声”（《都城纪胜》、《事物记源》）。对原有的小型歌曲，如令曲小调进行音乐上的加工变奏而形成的新民歌叫“嘌唱”（《演繁录》）。由若干传统的、民间的、外国的歌曲连起来而组成的一套歌舞并作的大型歌曲称“唱赚”。李师师主要从事唱词的“小唱”表演。这是北宋最为流行歌曲形式。它有两种唱法：一种是旧谱填词利用隋唐以来的民歌、曲子或歌舞大曲、法曲的片段——词牌填入新词。填时可以增减原词的句子或字数，相应地扩充或紧缩音乐。另一种则是利用民间流传各种乐曲的素材，自创新词新曲。不管是哪种唱法的表演，它都具有变化灵活，道具简单，不择场地的特点。

尽管唱小唱的人多，但要唱好小唱也非容易。它要求表演者谙熟当时的曲子及相关的舞蹈，能够通过艺术形式（如音乐节奏的变化，面部的表情）恰到好处地表达词意。李师师生而失母，幼年丧父，极少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坠入青楼后，不免又受鸨母的折磨。因此，她带着自己身世之感，将家庭多故，怀才不遇，艳情风月等情怀寓于歌词之中，就使其复杂细致的感情得以准确地表达。当歌词从她那“小于朱蕊”中吐出，伴以轻妙的舞姿，合以音乐、板声的节奏，顿时就带上了无限动人的情意。所以，李师师刚崭露头角，就吸引了不少能诗擅词的文人。与柳永齐名的词作家张先，看了她的演出，为她“特制新调，直题为《师师令》（《本事诗?词品》）。其词云：

香钿宝珥，拂菱花如水。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

都城池苑夸桃李，问东风何似?不须回扇障清歌，唇一点，小于朱蕊。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

——（《张子野词?师师令》）

张先的《师师令》，把李师师这颗幼嫩可爱、才艺超群的青楼新星捧到了众人面前，使她在歌妓艺术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过张先尽管情长意绵，但他毕竟风烛残年，步履维艰。面对如花似玉的雏伎，深感力小从心。因此，实际最先和李师师有密切往来的。当是江西诗派的著名作家晁冲之。晁冲之，字叔用。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曾受学于“诗人之冠”的陈师道，官至承务郎。元丰年间，他正值少年，壮志凌云，豪华自放，带着大量的钱财游历汴京，首先看中了李师师。他每有欢宴，必召师师侑酒。一遇冶游，定带师师出行。酒船歌板，宾从杂还，艳声轰动京师。他尤喜看李师师跳《霓裳羽衣曲》舞，听她唱《玉树**》歌。《霓裳羽衣曲》，是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玄宗李隆基根据自己的幻想，吸取西凉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所创作的一首舞蹈大曲。内容描写向往神仙的玄宗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舞人上穿彩霞似的披肩，下着虹霓般的裙裾，头戴插满珠翠的“步摇冠”，项挂嵌金颈饰，全身垂着飘带，如同道家仙子。舞时，随着音乐节奏由徐到急，回旋纵送，垂手点鬟，昂袖曳裾，变化多端，把人带入飘然欲仙的境界（《白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跳这种舞时，要求全身动作协调，姿态妙曼，表情生动，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不过，经五代战乱，《霓裳羽衣曲》仅存片段，师师所跳可能亦非全舞。《玉树**》则是南朝陈皇帝陈叔宝（后主）在位期间（公元583—589年）与妃嫔、文臣宴游时创制的一首歌曲。内容描写后宫美女的娇姿艳态。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即是指此。演唱这首歌曲时，要求做到声音软美，字真韵正，抑扬得当，感情充沛，还要含羞敛袂，通过面部的表情，眼睛的传神，把美女的“妖”“艳”姿态表现出来，使听众得到富有美感的艺术享受。要跳好《霓裳羽衣曲》，唱好《玉树**》，只有李师师这样的功底深厚，表演经验丰富的艺人才能做到。或许正因为如此，李师师深得晁冲之的好感，在交往过程中，晁冲之赠送给她的财物，竟价值千万（《汴都平康记》《宋诗钞》）。

继晁冲之之后，李师师又结识了秦观和周邦彦。

秦观，字少游，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擅诗工词，为婉约派重要作家。少年时，十分敬仰号称“当代文宗”的苏轼，曾仿其笔调题诗扬州一寺院墙壁。后经人介绍从苏轼游，成为患难之交，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他三十岁应乡贡未中，三十七岁（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方才登榜进士第。因苏轼推荐，曾任过定海县（今浙江定海）主簿、京师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宋史?秦观传》）。他的词多离情缠绵、怀才不遇、悲观伤世之感，深受歌妓们的喜爱。据说，在后来他被放逐之途，有长沙妓因爱其词而愿以身相许，他死后，该妓也自缢以殉（《陔余丛考》引《野客丛书》）。秦观一到汴京，就被李师师“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的娇美所吸引。认为“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表示要尽力地为她捧场（《淮海集?生查子》）。

周邦彦，字美成。本是钱塘江畔的风流才子。少年时，就“涉猎书史”，博学多才，“落魄不羁”（《东都事略惆邦彦传》）。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入京师太学读书，因献“壮采飞腾”，“奇文绮错”的长达七千余言的《汴都赋》，“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清真先生文集?序》）。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被宋神宗破格提拔为主管太学的太学正（《长编》卷三四四）。后来任过国子主簿，太晟府乐正等官。

当时的太学，虽有其制，但形同虚没“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宋史?选举志三》）。学生们除闹“学潮”外，大部分时间消耗于声色歌舞，冶游宿娼之中。有的与妓女爱恋，不惜放弃学业；有的为博得妓女们的欢心，不惜撒珍珠于屋顶，甚至包下千余人座位的大酒楼（《齐东野语》卷十一）。周邦彦大致就是此时认识李师师的。

李师师在与这些名人学士、风流才子的交往之中，获得了大量的财物，有了自己的楼院。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很快成为汴京的烟花帐子头，歌唱界的头面人物，时人称之为“行首”（《宣和遗事》卷上）。

三、知音稀有

正当李师师在文人学士们吹捧之下青云直上时，一场意料不到的政治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绍圣绍述”。

说到“绍圣绍述”，还得从“元祜更化”谈起。北宋初期，由于实行“不抑兼并”和“守内虚外”的政策。豪强地主在土地商品化相对增强的过程中，用各种方式大量掠夺人民的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断成为大地主及寺院中的佃户。到北宋中期，国家财政匮乏，人民生活困苦，兵变与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北边的西夏也乘机越界入侵，整个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到嘉事占八年（公元1063年），国库“累世所藏，几乎扫地”。一些州、军官库无钱，竟派官吏拿着棍棒强借民钱（《长编》卷一九八）。面对此种局面，宋神宗赵琐继位后，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但由于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失误，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变法失败。王安石被罢相，在悲愤中死去。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十二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年号元祐。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传》），起用司马光、苏轼等人，废除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黜贬熙宁、元丰时用事诸臣。史称此为“元祜更化”。元祜更化之后，保守派（亦称旧党）虽然当政，但由于政见不一，相互攻击，并未同心协力改善政治局面。元祜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病亡，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以绍述（继承）其父成法为名，陆续恢复神宗各项新法。同时，以新党章悖代替旧党范纯仁宰相之职，苏轼首遭贬逐。这次绍圣年间的贬旧党、复新法的活动，叫“绍圣绍述”。在黜贬旧党过程中，章悖等人大兴党籍，元祜旧党在朝之臣，无一幸免，甚至已死者也要“祸及其孥”（《宋史?奸臣传》）。晁冲之因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同辈兄弟，无力承受此种政治压力，抛开李师师，飘然遁至具茨山（今河南禹县）下，过起了隐居生活（《宋诗钞》）。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哲宗亲政的第一月，他已从微妙的政治局势变化中猜度出自己未来的命运。这时，他和李师师在密切的交往中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但也深知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在“露华上、烟袅凉飕”的夜晚，他们相会在“疏帘半卷微灯外”的青楼，以酒浇愁，紧紧相偎，李师师为他“弹泪唱新词”。料定重逢的日子遥远，双双流露出无限的愁绪（《淮海集?一丛花》，《词律补注》）。果然厄运难逃，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秦观出判杭州，尚未到任，被御史刘拯劾以“影附苏轼，增损实录”（《宋史?秦观传》），途中接旨，贬为监处州（浙江丽水县）酒税。接着，他的政敌不断罗织罪名，加上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加重对元祜党人的处分，秦观迭遭贬调，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被编管（囚禁）雷州（广东海康县）。

一场政治斗争，使李师师青楼内的“坐客半惊随流水”，对她打击不小。在当时，一个歌妓的名声，不单靠自己的外貌和艺术造诣，更重要的在于文人们的宣传，随时有名人给予新词，才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定，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立于不败之地。晁、秦二人被迫出京，周邦彦虽未卷入这场争斗，元祜年间却已外放为庐州教授。李师师看到同情、尊重她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各自奔东去西；围绕在她四周的，仅剩俗士**贾。因而，李师师顿感知音稀有，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