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话：宦官乱政

    唐文宗与李训和郑注等人发动了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只有借藩镇的兵力对抗宦官的权力，埋下晚唐时藩镇和宦官直接冲突的种子。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了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了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也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宦官势力真正的猖獗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他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在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给老奴我处置。”

    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了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都被宦官侵夺。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弒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的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

    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其中以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有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

    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想要夺取宦官的兵权。

    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是这一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伾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的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

    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文宗和文武百官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

    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于是率领文武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

    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

    文宗此时回头命令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

    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一千多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aa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唐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改元会昌，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

    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崇，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宦官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想要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为，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宣布御旨：“此事纯属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病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

    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辞职。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唐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唐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

    唐武宗是唐朝第十六代皇帝，在位的二十六年中，他最重要的政治业绩之一就是打击佛教寺院。他下令，除长安、洛阳等保留规定的少数佛寺外，其余的寺院一律拆毁。

    此举计毁了大中型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四万所；二十六万多僧尼被迫还俗，寺院的所附奴婢十五万人被解放，数千万顷教田被没收，此后佛教势力受到惨重的打击。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纳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宇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与存在着矛盾，因此唐武宗决定灭佛，以解决财政困难。

    在唐代，自太宗、武则天、睿宗以至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几乎每朝都有反佛的人士，有时意见十分激进，韩愈甚至提出了灭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主张，但灭佛的事并没有发生。

    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四子，把帝位让给了他的侄子文宗。文宗死后，武宗疑虑有他谋，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苍，幽禁数日。在宦官仇公武的协助下，李忱逃出了宫门，隐身于佛门。

    为了查杀李忱，武宗做出灭佛的决定，而李忱即位后，马上大兴佛教，其原因可能也在于此，佛门曾在他危难之际收藏了他，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