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柒 挽救共和（2）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又从人生的高峰跌入谷底，这才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狯和卑劣，军阀的反复无常，以及党内革命势力缺乏真正的信念。这年他已经四十七八岁了，接近五十岁知天命之龄。而国内的形势，历经多年革命奠定的共和国体，却在“独夫”袁世凯手中翻云覆雨。

    1913年夏，21岁的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随其父宋耀如、姐姐宋霭龄到日本东京拜访孙中山，之后，接替宋霭龄成为孙中山的助理，随后的两年，二人频繁接触，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素来仰慕，和对革命事业惺惺相惜，宋庆龄对孙中山慢慢由崇拜之情转向爱情，而孙中山也被她的娴静、优雅、年轻温柔的风度所吸引，深深感受到“自从认识庆龄，才知道爱情之苦乐”。到1915年时，孙中山在生活和工作上已经离不开宋庆龄。

    当庆龄回家告诉自己的父亲，想要和孙中山在一起时，却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宋耀如是长期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老朋友，考虑孙中山与自己是同辈，年龄长于女儿过多，且有妻室及子女，并曾多次带妻儿出席公开场合，因此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老朋友和女儿成为夫妇，故而不同赞同这门亲事。宋庆龄被强行关在房里，这位新女性等待她的是包办婚姻。

    党内人士也反对孙中山和庆龄在一起，其指责理由多是针对他是一党之领袖，对此，孙中山激动地表示“我是人，不是神”，并深情地说：“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一生为革命事业奔波，长年孤苦劳累，还经常得不到理解，多么渴望能陪伴他的知音伴侣的出现。人渐至晚年，豪情渐少，更渴求温情，希望一生的事业能受到认同甚至仰慕，这是英雄都有的心理。英雄也害怕孤独，害怕肝胆豪气化为流水。

    这个从内心深处仰慕他的人出现了，正迎合了此时他孤寂的心理。

    对于婚姻和爱情，孙中山表现得像个大丈夫，他和原配卢慕贞聚少离多，且为包办婚姻，因此更多是亲情而非爱情。他选择了一方面安置好家人的生活，一方面追求自由的爱情。彼时，宋庆龄信奉基督教，而基督教不允许一夫多妻，他便以严肃的态度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为顾及对方声誉，对外只称分居。

    对此，卢慕贞竟毫无怨言，孙先生临死时，她也为之哀悼，赞誉他。这是好丈夫的表现，被妻子真正接受；亦足见先生是伟丈夫，非陈世美之流。之后，宋庆龄更坚决地为爱情不顾一切，素来隐忍懂事的她毅然私自离开宋家，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婚。

    孙中山遇到一生挚爱后，对自己领袖的名声毫不顾惜，并为了爱情，连所谓的革命事业也视为浮云（第二天死都不后悔），这种爱情至上的价值观，是最能显露人的性情，最能体现他精神高贵的一面，是一种认定了人生是追求幸福的至高信念。只有明白真正的“大幸福”是什么，才有极大的自信鼓励和带领别人去追求幸福。当然，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忘年之恋，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生死与共之上，而并非像洪秀全晚年移向奢华，拥有妃子两三千，也是很多浮华的领袖或国家首领没法比的（袁世凯娶妻九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