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柒 谁知明月照沟渠（2）

    这还只是私人领域，如自身皮肤流脓的小伤。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对革命党人软硬兼施，之后又倒行逆施，意欲称帝，本来被推翻的封建帝制，又有复辟的迹象，江山耸动……这才是，国家民族再度流脓的大伤。

    这年，十月十日，曼殊闻说武昌起义成功后，正在东南亚的爪哇任教并开始撰写《断鸿零雁记》的他，不顾上课还未结束，就立刻兴冲冲地典衣卖书，凑足盘缠，要回国来。可见，革命的热情时时刻刻缠绕他，为国效力，建设新兴自由的大同社会，才是他更重要的理想。

    但在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并多次起草革命政府宪法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当年七月，曼殊就以宗教界僧侣而非革命党人的名义，发表文章《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痛斥袁的暴行：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忆念，擅操屠刀，杀人如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讷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

    一个和尚，痛斥暴行，本没什么，然，他伸张大义，称“宗祀国家兴亡”，人人有责，即便世外的僧人，也不能免俗，这就是革命和尚的本色！他的这种胆气，被时人击节称道！

    九月，袁军攻破南京，令共和派的“二次革命”又失败，曼殊郁愤之下，又投身到花柳歌伎的世界，以沉迷声色麻痹自己，逃避国事苦恨、正义不申的愁烦。

    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国家形势危急时，就义勇果敢地参与到革命活动中，而一旦革命陷入低靡，他又与女人为伍，在烟花歌伶女子那里，听曲写诗绘画，舒缓内心的伤痛……他这个脆弱的人，是凭一己之性情，凭游侠的浪漫主义精神，凭爱国之热心，参与到政事中，而不同于举起枪杆的革命政治家，也无心于权势纷争。

    到了1916年，“独夫”袁世凯竟公然称帝，让死灰复燃，自当更令他心境黯然，此时，他曾多次单独去拜访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袁世凯这个人，过去本来就是满清大官，革命成功后素有暴行，阻挠*，他称帝，岂不是像满清苟延残喘，僵尸复活一样。此时的曼殊对于革命，既抱着希望，又难免有幻灭之感，抑郁难平。

    所以，“我本将心问明月（革命的前景），谁知明月照沟渠（胜利的果实旁落）”，也成为他对革命起义成功之后的情形，多少有些失望的心理的一种解释。

    原本参与革命，建设民~主共和社会，就不是轻松的征途，更何况，他又是个性格复杂，经不起受伤的人！一个胸怀理想，却又性情化，既激昂又忧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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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插话：近来，为袁世凯翻案风~流行，自以为公允，然作者以为，判断一个政治人物的性质，主要是依据当时重要人士的眼光，倘若爱国的人，都指责某个人是卖国贼，那他在别的情况下偶尔说了一些道貌岸然不卖国的话，不能代表他的主流的性质。历史没有公正可言，只有那个时代的民心所向，最能告诉后人，他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他们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我们貌似客观的眼光，有时无视那个时代的人的激情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