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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下英雄唯使君（第1页）

第五章天下英雄唯使君

一、诸葛亮与法家及蜀汉的权力分配

讲到诸葛亮，我们应该先讲刘备，不过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很难见的一个典型。诸葛亮运气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运气不好的是，活得不够长；运气好的是，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甚至包括西方历史上都难得有的这么一个几乎没有贬语的人物，历史上几乎都是说他的好话，这是他的幸运。而到底诸葛亮的人力资源在哪里呢?

大家晓得隆中对策，晓得三顾茅庐，诸葛亮曾在今天的襄阳、樊城一带（当日叫作南阳）参加了刘备的集团。有一批荆襄的知识分子，那时身处中原附近的边缘。中原混乱，他们逃难到安全地带，第一个落脚点便是汉水流域。这里地方不错，人口不太拥挤，诸葛一族也是一个流亡到那里去的知识分子家族之一。这一批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跟当时首都洛阳的知识分子心态想法不同，他们远离了中央，不必要做官，他们有很多自由的讨论，于是构成这一批人活泼的学风，也构成这一批人不去管儒家经典，自由追寻学问的特点。在《三国演义》里，可以看到诸葛亮的一大堆朋友，庞统、司马德超、徐庶等都是这一群人中的俊杰。老实讲，三顾茅庐是他这一个集团共同计划出来的一个策略，推出朋友中一个人，就是诸葛亮，拿这个人先打广告，打得很响。做出广告，将他当作一个领袖，打入刘备的阵营。用这批知识分子的文才，配合上刘备的武力。刘备当时无家可归，入川后才有发展空间，等到荆襄集团进入四川时，刘备便依仗这些当时全国人才的精华，这是作风很特殊的一群。

四川本身当然也有一批地方人物，四川地方办学，从西汉就开始了，并且做得很成功。四川的经济资源好，所以四川本地也有一批地方性的学术精英。虽然人数与水平跟荆襄比要稍微差点，但是占了土著的地利。为什么差一点?因为它地方性太强，不像荆襄集团，是来自各方的人物，都在那儿聚合，互相交换心得、互相影响，其成员强、智识范围广、知识水平高。而四川地方教育眼界比较小，想到的是地方利益，同质性非常高。但巴蜀人物是土著，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及社会基础，不像荆襄来的一批是流民，是没有地盘的。诸葛亮就靠这两批人物构成了他的一个人力资源，他将这批外来知识分子跟当地知识分子相结合，结果结合出一个非常巧妙的格局：自己是丞相，代表蜀汉的中央；他又是益州牧，代表地方。于是，在州郡的体系里，是地方知识分子掌实权，亲民，直接管理动员及支援的工作。中央政府，丞相府里荆襄人士最多，他们是诸葛亮的辅佐。而诸葛亮自己就担任了荆襄人士和地方人士的协调者。诸葛亮对地方人士给予极大的尊重，因为地方人士有实力，他给地方人士两个极大的权力，一个用地方人士来做纠察，纠察不仅纠察政府，连刘备都在纠察之列。法正谏刘备，刘备不敢不听，这是个很巧妙的运作。一方面使得刘备有点约束，另外一方面使得地方权力有充分加入政治的机会。

至于对魏作战，他是用刘备带来的兵，以及马超的凉州兵。马超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员猛将，马超的重要性在于他代表凉州的兵源，兵强马壮，是蜀汉的主要武力。刘备和诸葛亮有一批武装力量是靠北方来的雍凉地区的人。可是雍凉地区的武装部队，和荆襄与益州的文官体系要结合的话，诸葛亮本身要做协调者。他的做法，跟曹操做协调者身份完全不一样，曹操是用权术，诸葛亮则以恩义相结，以公平待人。公平待人必需有个明确的标准，所以他又是法家了。他将他的标准公开地、明确地交待给大家，他还有一套非常公平的考核制度，使大家都知道：违背了约定的话，就要受惩罚。所以诸葛亮用刑相当严，惩罚相当凶，可谁也没有怨言，因为被罚的人自己知道是该罚的。别人不能说，你诸葛亮存心整我益州人，你在歧视我们地方力量。因为诸葛亮一样惩罚荆襄人士，一样惩罚凉州兵，他拿出来的条文是一致的，规定一致，惩罚过程一致，考核过程一致。

一方面公平，另外一方面对人有恩有义，才使得诸葛亮的核心协调功能非常成功。他动员这三群有限的资源，结合成一个非常灵活的组织体。此外，他的政府里面，分成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政务官，另一个是常任文官系统，各位如果看《前出师表》，你可以看到推荐给朝廷的，没有大将，没有高官，没有做州郡长官的人，也没有朝里做丞相的。他推荐了蒋宛、董允，这些人可以辅佐皇帝；另外一位是将军向宠，他做的是管理军队的后勤补给，升迁调派……不是军令系统，而是军政系统，叫作“督”，他委任将军向宠做军中的督，是经过众人的推荐，他咨询了大家的意见，说这个人公平，他才用这个人做督。向宠不指挥作战，只做军队的行政后勤工作。

从上述可知，除了通常我们看得见的官员、执行者和决策者以外，他还有这么一批专门做管理事务的人。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国内还治理得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常任事务官在那儿。我们今天总是忽视常任官，每一个常任官做得好了，就向上升迁，永远没有留在那儿专门管事情的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而诸葛亮所做的这些也是靠着法家的理论。诸葛亮自己注解申、韩，可是他不像曹操将才与性分开，他是才性相合的，也是儒法两家合起来的理论。所以诸葛亮辅助刘阿斗，总是劝他“近贤臣，远小人”，他是注重品德的，不是只注重才能。诸葛亮的法家，是儒法相掺的一个理论，可说是真正直接衔接，继承汉朝的一个思想体系。不过他没有拿汉朝举孝廉的那个制度在四川彻底执行，因为他不想因为举孝廉的制度而颠覆了他三批人才的平衡合作体制。如果又用察举，地方力量一定会将荆襄力量与凉州力量排除掉，而且地方力量是不能单独支撑大局的。这两大力量，一批凉州力量，一批荆襄文人，不能完全从地方上出来。因此诸葛亮不采用汉朝长久执行的地方选才的制度，而是用这三种力量相掺的制度。

当然，假如说诸葛亮活得更长，或者蜀汉维持更长久，我想他必定要改变荆襄人士子孙，也必定要慢慢建立地方基础，凉州武力必定也会产生文才。但是蜀汉没有维持太长久，第二代基本上没有出现，所以就没有发生中间要转型变成另外一种更适合地方性的制度。如果到了那个阶段，就必须转换出一个新的体制，要有良好的人才来源及人才培育制度，重要的是怎样落实本土化，却又不将外来人才投闲置散。

二、刘备：“取天下之量”决定的道与术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罗贯中写刘备，以它来确立道德标准，这种目的再清楚不过。在三国之主中，刘备与曹操、孙权的出身迥然不同。《三国志》中记载，“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起身微贱，没有什么凭借，所谓的皇叔身份，很大程度来自《三国演义》作者的演绎。可是，他凭借自己坚韧的意志，终藉乱世而成英雄。

因他的性情、气量和他在乱世所坚持的“义”，以罗贯中之笔，在当时之世就被曹操点评为“英雄”，并屡屡在战败际，能得到袁绍、刘表、刘璋等各方诸侯的礼遇和拉拢，他有自己的精神力量。

刘备“取天下之量”

194年冬，徐州牧陶谦病势沉重，临终前，他告诉别驾糜竺说：除非刘备，没有人可以保得本州平安。历史学家黎东方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陶谦没有把徐州交给自己的儿子或部下，而吩咐糜竺等人交给刘备，他这么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徐州百姓。

事实上，俩人仅一年前刚刚见过。当时曹操因为自己父亲在徐州被杀而攻击陶谦，大兵压境。曹操此时的会用兵之名声已经超过了袁绍，陶谦只有唯一的名将曹豹和4000人的军队，因此只能向青州刺史田楷和刘备求救。

而刘备此时是田楷的部下，所谓平原国的国相，职位比平原国县令稍大——刘备早年一直在县尉、县丞、县令的职位上徘徊，这是他所做到最高职位。因为陶谦求救，他帮助曹豹守住了下邳，以数千人马抗击势大的曹兵。

这在当时令人称奇。《三国志》中记载，当时除数千兵马，跟随他的还有幽州乌丸杂胡骑，数千饥民。为什么有这么多饥民跟随？黎东方解释：《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经常痛哭，婆婆妈妈。事实上，刘备之所以能得民心，在于他能够体恤当时百姓之苦。

刘备在平原相上最有名的故事是，郡民刘平因为看不起他而派刺客刺杀他，没想到，刘备折服了刺客，刺客不忍心而告诉他事实后离开，“其得人心如此”。

刘备早年还有一事也能说明他的气量，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所所长林成西对本刊说：“《三国志》里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性格沉稳内向的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更是性情温和，谦谦有君子之风，与张飞莽撞暴躁的性格恰成鲜明对比。然而历史上的刘备，早年性格中也有与张飞相似的一面。张飞怒鞭督邮，是《三国演义》中一段大快人心的故事，但据《三国志·先主传》和裴松之注引《典略》记载，真正怒鞭督邮的其实并不是张飞，而是刘备。”

这让许多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感到意外，却是历史事实。当时郡督邮来到刘备所任县尉的安喜县，并未索贿，只是称病不肯接见。刘备大怒，回到县衙召集一伙士兵来到馆驿，声称“太守有密令，逮捕督邮”，冲进去将督邮从**拖下来，绑至县界，痛打两百杖，将系印的绶带挂在督邮脖子上，然后把他拴在马桩上，自己弃官而走。

黎东方说，早年刘备就对这些官职并不稀罕，他不久因力战下邳附近的贼有功而当上了山东下密县丞，不知何缘故又不干了；又做了高唐县县令，因为对毛贼作战的小小失利而出走，投奔了公孙瓒。黎东方觉得，刘备的特殊可爱之处，在于他心满意足不求上进，志向在澄清宇内，所以得官不喜，失官不忧，做了官吏也可随时离开，这也是孔融、陈登等人看重他的原因。即使在他未成就大事，屡战屡胜之际，这种评价也没有更改，曹操的部下程昱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刘备在担任徐州牧后是一连串败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对本刊说：“刘备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举兵起事起，到东汉献帝建安13年（公元208年）赤壁抗曹获胜奠定蜀汉政权基础为止，25年间，多次遭受沉重打击，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单是妻室儿女被他人俘虏，就有4次之多。他屡起屡败，又能屡败屡起，到了47岁即将知天命的年龄，仍然不甘沉沦，三顾草庐礼请孔明出山。这样一种坚韧不拔，在汉末群雄中实在罕见。”方北辰由此说，他把坚韧当做刘备的第一品质。20年前，他在台湾出版《刘备新传》等书时，就曾在书中对曹操、孙权和刘备，即三国时代开创者的第一品质，作过一番比较，他的看法是：曹操是机警，孙权是忍耐，而刘备则是坚韧。

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后，刘备去投奔昔日的敌人曹操的时候，必须装出胸无大志的样子。这种麻痹当然被曹操看穿，否则就不会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的评价。而且，刘备的麻痹术大约是不成功的，不仅曹操看穿了他，曹操的敌人和下属也看穿了他，曹操的智囊郭嘉等人也都明确向曹操表达绝不可以放走刘备，这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暗杀曹操的阴谋，主要原因还是程昱的那句话：“观其有雄才，不如早图之。”

建安五年，因衣带诏事件与曹操公开作对后，刘备惨败，妻子和关羽都被俘获，他自己去投奔青州袁谭，也是昔日仇人袁绍之子。历史记载，袁谭听说刘备要来，立刻带步兵和骑兵迎接。袁谭报告袁绍后，袁绍也亲自出邺城大本营迎接。黎东方解释，如此这般，是因为谁有了刘备，谁就得了人心。刘备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的深得人心：对朋友之信，对百姓之仁，并非所谓“皇叔”身份的招牌。

儒家色彩与真性情

在乱世中，刘备是众多枭雄中身上最带有儒家“保民”色彩之人。很难说这与他早年向同乡大儒卢植学习没有关系。“北中郎将”卢植当年以少量兵力对付张角，居然能围困张角于广宗县城，并在太监来视察的时候拒绝行贿，表达了儒者的气节。

刘备早年似乎不是一个好学生，身上的枭雄色彩反而很突出：“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而且“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这些真性情使他不太合儒家规范，但史书上记载他，“士之下者，必与同座而席，同簋而食，无从择捡，众多归焉”。

关羽、张飞与他感情至厚，早在召聚队伍前，三人就已经“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每逢有公私聚会，他二人都“侍立终日，随从周旋，不避艰险”，所以后来关羽虽被曹操俘获，不顾优厚待遇，回归故主。赵云原来隶属于公孙瓒，可是见到刘备后，早就想把他收于麾下的刘备倾心接纳，也“同床卧眠”。

《刘备传》的作者张作耀对本刊说：在三国时代，人才竞争非常厉害，出身寒族的刘备很难得到出身士族的众多谋士，所以他与曹操、孙权吸纳人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靠意气或者权术，而是靠性情，这种罗致人才的特点伴随了他的终生。“大家最熟悉的三顾茅庐故事里，他打动诸葛亮的也是真性情，而且两人志趣相通，理想一致，所谓‘汉贼不两立’。”

而在刘备逐渐走向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时候，按照林成西的说法，他的真性情的一面就要收敛起来，成为深沉内敛之人。这时候，他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就起了重大作用，“他的真实情感，就在儒家的框架下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这种表现方式，就是“宽仁信义”。208年，曹操南下荆州，刘琮背着他投降曹操，诸葛亮提出占领荆州，可是刘备“不忍”，荆州人士随其南奔有十万之众，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众人劝他放弃这些人士，因为万一曹操追来确实是无法抵抗，可是刘备明确表示：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去之。除了对待民众的善良之外，张作耀强调，当时刘备也很善遇部属，士兵甘为驱使。刘备拙于用兵，战则常败，但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建安元年，吕布将他打败，虏其妻子，及至请和，很快便“复合兵得万余人”。建安五年，被曹操打败，几乎只身逃依袁绍，一个月工夫，所失亡士卒又集中起来。“刘备很知善待卒伍之要。士卒感恩，愿为驱使。”

他走到哪里都能影响大批人。到后期，曹操与刘备的性格对立就越来越分明，他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鹬，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而。”虽然这话里免不了矫情，可是基本还是说明了他的行为规范，他想以道德信义号召天下，帮助他战胜他视为与汉不两立的“贼”，包括曹操、袁绍、刘表这些人。取成都后，他没有将田宅分给众将，而是归还原主，使民安居乐业，也是他理想的一种体现。

到了晚年，他身上的儒家色彩更重。方北辰对本刊说：早年的刘备，俨然就是江湖中的快意游侠小帮主。但是，晚年的刘备和早年比，形象变化极大。同样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裴松之引录了刘备临死前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其中一段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方北辰说：“刘备晚年形象发生变化，其原因是多种的。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因素，就是读书。他早年不爱读书，但是后来创业，必定会读书，不然他怎么能给刘禅开出上面如此清晰的书单，而且还点明读后可以‘益人意智’？”

驭人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