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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奉天子以讨不臣（第1页）

第三章奉天子以讨不臣

一、胆识过人惊恐不安的枭雄

“他是一个超级帝王，玩弄天子于股掌之中而自己偏偏不称帝。从争天下的角度讲，我们不好给他下断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战略，一种权谋。”

新版电视剧《三国》甫一开播，观众们就发现，上来就是曹操刺董，流传几百年的“桃园三结义”竟被省略。前30集，故事的推进基本围绕曹操展开，这让心急的观众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三国》还是《曹操传》？

编剧朱苏进说：“在写《三国》的时候首先我会忠实于原著，然后选择了六大命脉人物，这里面任何一个人都不许失败的，第一个就是曹操。曹操在我狭窄的阅历看来，他携带的人生的营养、性格、财富是非常之超群的。他几乎具有所有的英雄品质，就是政治家的品质，也具有非常多的阴谋家的品质，就是流氓家的品质，而且非常随意。在众诸侯争天下的时候，曹操给我的感觉是在玩天下，他不当皇上但是养皇上，他爱女人但爱的都是别人的女人。他看到一个好将军好谋士就抱怨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诸如此类，所以曹操是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难得的人物。

“依照《三国演义》的原始资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有哪个人能站在所有和新事物的交织处？站在历史大潮的浪峰上？可以介入到所有力量当中去？只有曹操。他处在当时的命脉上，黄巾起义那一段没什么意思，从刺董开始就展开了一段很戏剧化的场景。然后是十八路诸侯，袁绍、袁术之争，诸侯之间的争斗，没有哪个人的位置能恰好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到各种力量中去，除了曹操。所以以曹操为主线来写剧本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从故事关系人物关系上的判断来看，曹操最合适。

“我们也可以把《三国演义》看成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因为它留下的空间是非常多的，因为那时的话本是和我们今天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何况那时候有个基本观念叫王道政同。在王道政同的时候，很多价值观，包括美和丑都可能会被取舍，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小说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人物的光辉，这是小说最珍贵的地方。所以，曹操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历经千万年都不会凋谢的人，太有个性了。我觉得是在我的阅历当中，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人，就他个人而言，性格如此丰富，深度，刁钻，智慧，大气，阴毒，残暴……曹操能把那么多截然相反的东西像冰炭同炉一样全部熔铸在他自己的内心甚至基因里头。所以《三国》只是准确地把握了曹操的一根脉，就是治世能臣，国之奸雄，当然这还是从价值观上说的，曹操远比这个描述要丰富得多。”

不管是宋明时期流行的话本还是最终成书的小说，曹操这个人物一直被当成反面角色，即所谓奸雄。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上的“分合”标准，曹操是天下四分五裂时期可成就霸业的枭雄，但不是统一天下的最终成功者。在这一点，他不如司马家族。

中国行政学院张志和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小说《三国演义》版本演变，在他看来，曹操这个人物整体上并不是个成功人物，他认为，如果曹操在早期成就霸业，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胆略。曹操的胆略在三国时期是第一位的，智慧也有，但他的智慧不是最高的。曹操算成功么？也都是失败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讲？结局不好。他在前面，成功是最大的，在三国里面，第一，得的地盘最大，第二，他后来也算传至子孙了，但是没有实现天下的统一。曹操出身很不好，从小过继给宦官当儿子，但是在朝中有权有势，东汉晚期是十常侍宦官掌权，所以在朝里曹操长大后，很年轻就当了洛阳北部尉，属于太子党、衙内一类。开头他也不是个坏人，他在号召十七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还是热血青年，敢想敢干，包括刺杀董卓。实际上《三国演义》把他丑化了，杀吕伯奢一家的时候，他对陈宫说‘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可让天下人负我’，这话是昏话啊，稍微有些头脑的人会说这话么，这是后来加上的。他刺董不成，跑到山东，得了青州兵之后，就成事了。他又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胆略。没有过人的胆略，绝不可以成事。”

张志和认为，曹操另一个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用人方式和刘备、孙权都不同，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这么多人怎么用是有学问和技巧的。张志和分析说：“曹操曾下过招贤令，一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我就用你，不需要全才；只要你有才，品德不好，我也用你。今天我们要讲德才兼备才行，如果你有才无德或才过于德都是不可以用的，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忠心是最可怕的，但曹操都用了。这些人怎么使用呢？曹操高就高在这里，他使用的方法是权谋分离，我有这么多谋士，先别给我讲你是好人坏人，只要你是谋士，我就养着你，给你个官职，所以你看《三国演义》，一遇到大事，曹操就开会，征求谋士们意见，这事儿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怎么办，这叫集思广益。等征求完意见了，‘你这个办法好，我就用你这个办法’。我用你这个办法，但这个事不让你办，我另外派我的亲信去办，或者我自己去办，一打一个准，都赢了。这是曹操的高明之处，权谋分离，所以这一条曹操是做得最好的，刘备和孙权都不如他，所以事情往往能办成功。他甚至连敌人他都敢用，用许攸就是个例子。甚至到赤壁之战的时候，连庞统的主意他也听，所以上当一回就不得了，赤壁之战，83万大军就一把火烧掉了。到临终曹操又做了一件错事，重用了司马懿，把司马懿作为托孤重臣，那么曹氏的天下就完了，这是曹操最根本的失策。”

朱苏进也认为，曹操的成功来自权谋：“曹操的权谋是超常的，而且非常之善辨，他第一认清了天下大势，就是三国鼎立之势已成。他制定了比较正确的，包括他长达很多年的政治军事战略，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有利位置，居高临下，挑动无所不和，伺机夺取天下。三国鼎立形成后曹操用很长一段时间休养生息，操练兵马，壮大国力，当然也包括强化他自己的权威。曹操实际上是随时都可以做皇上的，那句话说得很精彩：‘如果没有我曹操，天下不知几人称王称帝。’他是一个超级帝王，玩弄天子于股掌之中而自己偏偏不称帝。从争天下的角度讲，我们不好给他下断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战略，一种权谋。”

管理学专家、《水煮三国》《管理三国志》等诸多管理学著作作者成君忆对曹操这个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讲三国，但其实不理解曹操为什么会成功，很多人会找一些想当然的原因，事实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观基础上，很多都不靠谱。何况他是不是一个成功者可能连他自己都没办法去认同。比如曹操一生，用今天话说就是处于抑郁症的状态，头痛也是抑郁症的状况。这样一个人在并不快乐幸福的状况中度过了所有的时光，他算是成功者吗？这也值得怀疑。不是所有人在三国时都能当军阀的，有哪些人在做军阀？第一个就是高官子弟，像曹操、袁绍这样的人，草民哪有机会做军阀？诸葛亮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背景靠摆地摊起家的。理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很困难，一个人真正懂得人生的时候，懂得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才能去了解另外一个人。人性中有普适性规律，你自己找到了这种普适性规律就可以去理解另一个人。曹操这个人跟现在很多纨绔子弟一样，从小没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童年被耽误了，他的父亲也是个高官，就像我们很多现在的老板自己赚钱去了不管孩子，这个孩子一方面物质上非常富足，一方面心灵上非常孤独，非常扭曲，这种痛苦在曹操早年表现得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起步时候，所谓从小开始狡猾，实际上是缺少智慧或者道德的启蒙。比方说他不懂得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不懂得做一个好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出于本能，他会利用他的狡诈去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所以他从小爱好兵法，这个立场一开始就有问题。人很简单，你手中有把枪的话，你会干什么？换句话说，手中有把鲜花的时候你又会干什么？一个人的爱好立场就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从小爱好兵法这个立场，就决定了曹操未来的走向。曹操的一生都是在惊恐不安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叫与天斗与人斗中度过的，这对他来说是不幸的，对别人也是不幸的。很多企业家为什么要赚了一千万还要赚到一个亿，原因就在心里深处有个严重的不安全感。乱世坚定了曹操的信念，人心是这么叵测，世道是这么险恶，他觉得为人处世的那套谋略是对的。这跟今天很多人崇拜曹操是一个意思——世道是如此险恶，所以我们应该学曹操。今天之所以三国题材这么热，是有很多原因的。”

成君忆认为，现在有很多成功人士都像曹操那样外面看起来非常风光，其实里面是千疮百孔。他身边始终有很多人在算计他，包括睡觉都没法相信周围的人，他的处境非常艰难。“曹操为后代留下的隐患也是非常多的，曹操、曹丕、曹叡三代都有托孤，临死前对自己的后代不放心，托孤给他的重臣，包括司马懿——恰好就是信誓旦旦辅佐幼主却发动高平陵政变。到两晋结束的时候，曹操的后代已经不见了。曹操没有后代留下来，从现在的历史资料看是没有的，所以曹操的一生不算成功的一生。他把摊子铺得很大但不快乐，后代也不好。”

对于当今那些“痛苦的成功人士”，成君忆分析说：“从根源上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今天的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不一样，缺少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体系。我们的教育是个大拼盘，我们在里面几乎只能学到工具，教育里面丧失了一种功能，就是道德的启蒙或者智慧的启蒙。我们今天对道德是不理解的，更多是看做公关手段、行为规则或者对人的束缚。道德不是这个意思，它和智慧同在，和自由同在。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心灵是很自由的。因为这样我们言行、思想很多时候语无伦次，早上一个说法，晚上又一个说法，比如我们说到人权、道德、与人为善，我们就想到华盛顿、中国古代仁人志士，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我们想到谁很残暴的时候，也觉得不应该，但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变了，比方说到曹操或者成吉思汗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大英雄，他们的残暴是有道理的，我们又觉得弱肉强食也好，适者生存也好，变成了天经地义的法则。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是如此自相矛盾，导致我们从小就是分裂的，找不到那种完整性、一致性。这延续到我们长大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就会比较严重。普通人无所谓，清洁工默默无闻没人会注意他，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很渺小的时候，他所谓的冲突充其量就是自己内心的，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很小的。一个名人、政客、企业家和社会生活的冲突则几乎是方方面面，你会发现他要维系他的成功，会牵扯到许多方面的人和事，要维系这些人和事他就非常痛苦，一年下来说不了几句真话。他们的状况相对比普通人病症严重得多，比如他们比其他人更自尊，这里掩藏着自卑，他都希望周围的人崇拜他，但实际上他只是普通人，巨大的落差是让他们不平衡的原因。当整个社会倾向于娱乐化的时候，娱乐化本身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娱乐意味着痛苦，越痛苦越需要娱乐，很多人会选择娱乐至死。很多事实被忽略之后，就找不到解决方案。”

二、曹操的用人及法家治理

现在先谈曹操。曹操手上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他有中原最大的一批精英，最多的受教育人口，这些精英大致在东汉已经发展为以大家族为中心的力量。大家族本身具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财产，一个是血缘的共同体，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大家族往往可以凝聚一大批有用的人力。好处是：曹操只要能抓住这些大家族领袖，就很容易掌握大量人力资源；坏处是：每一个大的集团，都有自己独立的取向。你能叫他跟你合作，但你也必须注意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力量来源，时时刻刻要先顾及内部的利益。所以曹操需要顾全自己的利益，同时，他手下大约有五十几个这种集团，因而在曹操本身利益跟这些集团利益之间必须设法取得一个平衡。

举个例子，假如我今天是个大企业家，我手上有许多分公司，如果每个分公司不是我发展出来的，而是加盟进来的，有的是愿意的加盟，有的是不愿意的加盟。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始终要求取这个很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主要的条件是靠互利的局面，才能使分公司愿意加盟，愿意跟你一起操作一个大的棋盘。曹操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使得这些人加盟之后，每一家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可是独立的利益之外，他们必须依赖曹操的中央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安全。曹操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给予这些加盟的集团一些特殊的名分，使他们在当地的力量是合法的。不是因为他姓曹，也不是因为姓夏侯，才能得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因为政府委派他做胶州刺史、徐州刺史，才是合法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第二，将中央作为一个总的转运站，接济各处的不足，要做到这一点，曹操必须发展一个相当集中的资源中心。为什么曹操要将皇帝从洛阳搬到许都去，就因为洛阳残破，不能发挥核心地区的功能。他必须迁往新的地区——许都，后来再发展到邺郡，这两个地区就构成了他的新资源经济。但光有地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力。曹操安顿了大量的黄巾义民，将这些流散的流民，安插在这两个新核心地区里面，从事生产工作，结果曹操就拥有别处没有的一个新的资源中心。用这个中心来跟各处五六个小地区比，中央足够帮助他们，这是使得分公司愿意依靠总公司的原因。有一大堆集团，曹操仍需建立自己的最忠诚、最有掌握能力的几个公司，他就以曹氏和夏侯氏为主体，用他本来的亲族来作为他最核心的力量；同时，他早期吸收进来的一些集团，变成内圈。核心加上内圈，总数不超过十个单位，以这一群力量足以平衡里外五六十家的力量。但如果五六十家合起来，甚至五六十家的一半合起来，或者三分之一真正合起来，向中央挑战的话，他也吃不消。他必需一方面构成自己的中央优势，另外一方面要保持五六十家对他的向心力。这工作并不容易，必须经常依靠谈判协调，甚至要拿出自己的资源分享，以获得手下。一方面，他继续不断地给人特权，让部下扩张他自己的力量，但是又不要让他扩张到跟别的集团发生严重的冲突，做这个协调工作相当困难，因此在曹操时代，始终没有东汉的第一级地方政权。

东汉分作十三个州（州就是现在的省），曹操政权的州的统驭权是很有限的，换句话说，他不容许有各州直接结合起来向他挑战的可能性，也不能容许各个州互相作战，所以由中央直接扮演这个协调角色。一方面使得主要的力量都有重要的人物参加中央政府的运作；另外一方面，这些参加中央政府运作的人，也就变成一“抵押品”。譬如说，我有一个州的力量，但我的弟弟在中央政府做事，一旦中央政府有什么消息，我马上能知道，而弟弟也能将我的意思很快地带给中央。可是同样道理，我最好不要造反，一旦造反了，我弟弟还押在首都。当然，今天企业的总公司，不能把分公司的儿子拘禁起来，可是代表性的参与还是可以发挥功能。

曹操的统治方法运用，不能靠儒家的伦理来帮他解释，他必须另有一套理论系统。于是，他用法家的理论来作为他整个统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尊重大族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用才，而不在乎道德。儒家则是非常重视道德的一个学派，所以当时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开的争论，儒家说不能分开，儒家贤能这个“贤”字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好人，一方面是能干的人。儒家认为，一个能干的人没品德的话，越能干，越会做坏事，这不叫贤人，叫奸人。曹操就说不然，才跟性可以分开，才干是一个事情，品性是另外一个事情。我只要用他的才，同时用另外一套制度来制衡他，使他坏的品性不能危害于我。曹操基本上是用了申不害的那套东西——“术”，用考核，用选拔，同时有相当大部分用的是权术。后世之所以对申不害那么不理解，不懂得申不害“术”的真义，曹操是要负点责任的。曹操解释申不害的“术”时，总往权术的方面去解释，而不从方法的方面解释，基本上他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管理，控御一个原本分散的集团。有了这些之后，各地的地方资源才可以结合凝聚成为一体。所以在曹操这个集团里，我们看见最重要的连接点，是中央与各地大族的领袖，在这一个连接点之下的即大族底下的事务他不干涉，听任他们自己去组织。换句话说，分公司的加盟，是以一个领袖加盟的方式出现的。

三、曹休墓的文化价值被娱乐化

河南省文物局日前确认位于洛阳邙山的一座大型墓葬为三国名将、曹操族子曹休之墓。考古专家史家珍同时表示曹休遗骨无法DNA鉴定曹操头骨。昨天复旦大学“DNA验曹操墓”项目负责人之一韩昇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表示对曹休遗骨进行DNA测试对鉴定之前的曹操头骨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韩昇还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去提取曹休遗骨DNA，因为该样本对“DNA验曹操墓”项目有很大的价值。

曹操从子（史载“族子”）曹休墓被意外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低估。毕竟，曹魏大墓被完整发掘的，并不多见。尽管曹休墓出土文物并不多，反而为研究曹魏时代讲求“薄葬”的墓葬文化提供了研究契机。有趣的是，对于曹休墓的历史文化价值，从专业的考古学者到复旦的专家教授，似乎并不关心，而是纠缠于曹休墓和曹操墓的DNA检验。

这意味着，真正的曹休墓还是变成了悬疑曹操墓的配角。曹休墓的出土，又激活了人们对曹操墓的记忆。人们魂牵梦绕的还是曹操墓的解惑。于是，有人想出了用现代DNA检测的方式，用曹休的头盖骨给疑似曹操的头骨验明正身。这相当的有趣，因为这很符合现代人的娱乐趣味。很可怜，被曹操视作曹家“千里驹”的曹休，反而在千年之后要为曹操“滴血认亲”。考古学家很理性，说不能！因为曹休头骨被岁月侵蚀得厉害，验不准；而且父系DNA验证有缺陷。更重要的，还指出曹操家族的复杂性，曹操本性夏侯，是宦官曹腾的义子。也就是说，曹操和曹休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这些都有道理。可是经考古学家这么一折腾，人们的兴趣立刻从曹休墓本身转移到DNA和曹操墓上，就使被时间淡忘的曹操墓的娱乐价值又复活了。更可笑的是，专业的复旦学者对考古学家的言论不以为然，认为“DNA验曹操墓”项目有很大的价值。专家们的口水战，放佛曹操墓娱乐口水战的翻版。可以想见，两方观点经过舆论弥漫发酵，在民间引起的讨论该是怎样的热烈。经过这番民间讨论的孵化，曹休墓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就被全面娱乐化。

无论是曹操墓还是曹休墓，发掘的目的当然不排除解惑历史的奥秘。但是解惑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重建历史时空的真实模型，让现代人透析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然后，通过专业精研的科学研究，阐发出百家齐放的学术意义。还有就是，通过有效的方式，对这些见光的历史文化遗迹予以保护，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

可是，考古学家们的专业知识被地方利益的功利化所绑架，轻易且轻浮地下结论，按照地方公权的意图制造惊天考古效果，把死去的历史名人当成本地经济发展的摇钱树。曹操墓的悬疑就由此而生，多元舆论的评判和民间娱乐化的冷嘲热讽也就跟风而上。在此逻辑下，才衍生出验证曹操DNA的说法，而专家学者们也乐得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炒作。就在曹休墓出土之前，复旦大学就已经开始了在全国各地征询曹操后裔进行DNA验证的工作。不过，随着曹操墓娱乐热潮的退去，这样的工作也就湮没于民间。曹休墓的发掘，使之借尸还魂，所谓的DNA验证，自然也就火了一把。

事实上，这种为古人血缘担忧的学者除了制造一些现代人的娱乐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文化价值。这种画蛇添足，既不能证伪曹休墓，更无法证实曹操墓，只能误导人们进入伪文化的歧途。

公众需要大众娱乐，更需要文化启蒙。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们，要做好的文化导航者，而不是制造娱乐泡沫的好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