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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伤感男孩之我拿什么去爱你（第3页）

爹说，人死是悲事，但留下的笑话多着呢。方边他爹给父亲上坟，每次都舍不得买香、买纸、买供品，只在坟前放上十块钱。临了，对父亲的坟说：“爹，你不花，我可又要拿走了。”跟爹一起干木匠的张四叔，因为脸上有麻子，外号叫四麻子，四麻子爱说笑话，临终前还跟人开玩笑，他说：“西方大路准不孬，要不，去了的人为啥都不愿回来呢！至于那里到底怎么样，我去了以后给你们捎个信回来，或者回来跟你们说说。他死了以后，人们又拿着他开玩笑了：“四麻子是个说话算数的人，都不回来了，西方大路不孬是肯定了。”张老业死时，他的儿子“叫地门”时，把“你上西方大路”说成了“你上东方大路”，当时众人不敢笑，事后却传为笑谈。张老业的儿子解释说：

“西方是空空世界，还是东方大路上有钱挣，等俺爹给俺挣足了钱，从岳阳山（我村的一座山）后不也同样能转到西方大路上去吗！”

我爹听了，骂他道：

“浑小子，地球是圆的，从东方大路上还能走到美国呢，那也是西方，让你爹在美国给你挣些美元，你再送他到更远的西方大路上不更好吗？”

“破提篮”里出学子

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

焦家是我们村的大户，焦家林是村边最大的坟地。焦家林第一座坟的主人叫焦雄，他于明嘉靖九年正月初九去世。当年九月，他的三个儿子曰强、曰杰和曰远为他立碑。碑早已在“文革”中被砸掉。爹至今还记得碑文上有两句话：“南有行龙，北有岳阳，此村之佳境也。”据说焦雄的石碑两旁的厢板是两块响石，用手一拍，嗡嗡作响，悠扬动听，传出很远。有个风水先生断言，两山夹一村，村名天津湾，水能养木，木能成材，此村必定文人辈出。

爹说，村里也确实出过几个读书人。焦学之、焦习之兄弟俩，焦文时、焦文利、焦文和兄弟仨的名字，分别是从“学而时习之”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古语中取出的，显示了他们是读书人子弟的身份。

出个读书人，是家家做梦都想的好事。但兵荒马乱，人都吃不饱，有几家孩子能实现上学的美梦呢？爷爷常说一句话，不让孩子读书，就永远没有返气的时候。他给爹取名文崇，就是希望家人崇尚文化，以文耀祖。但爹只上了四年学，便不得不退学跟爷爷学木匠。爹说；“‘子曰：巫匠异然。'但只要混口饱饭吃，还管他‘异然'不‘异然'。”一般请人干木匠活的，给匠工吃的饭都是好一点的。有句俗语：“家里做好饭，匠工活路不用看。”是说饭食好了，匠工就会好好干活。娘说，我家每逢请人耕地，中午都是做油花卷给赶牛的人吃。有一次，耕了一个来回了，赶牛人突然想起，这是块吃油卷的地呀，便把犁放深了一寸。爹说，他吃人家最好的饭是馍馍，最好的菜是油条拌芹菜。碰上吃葱拌豆腐时，主人往往忘了放盐。村里流传这么一句话：“清葱拌豆腐，临吃再加盐。”是说如早放盐的话，葱和豆腐被盐腌长了，看起来菜的数量就少了一些。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看书看得有味，“嚼”得也有味。有时不吃一口菜，一个煎饼就已下肚，饭吃完了，还不知就的是啥菜。爹的许多知识就是在吃饭时学到的。爹的同辈人，上学的很少，上中学的没有一个。

乡村对女孩和男孩上学念书的态度很不一样。二姐都10岁了，家里也不提让她上学的事，是她自己跑到学校报了名，才读完了初中。大姐也是10岁上的学。我刚6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爹便给我虚报了出生年月，让我早早入了学。三个人上学，支付的学费书费是很多的。大姐只读了3年便下地干活，帮娘纺线织布。我记得，晚上，娘纺线常纺到深夜。纺完线后到舅舅家的织布机上织布，织出的布或用山上的郎棒枝熬水染成土黄色，或用水湾里的淤泥染成土灰色。到过年时，我们兄弟姐妹穿的都是洋布做的衣服，爹娘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衣。

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学家就指望鸡屁股这个“小银行”，买个笔和本子，都拿几个鸡蛋到小卖部换。上中学了，同学中有城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他们的经济条件不知比我们农民子女好多少倍。他们每顿饭到食堂打饭买菜，我们是每周从家里背煎饼。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就是这样长毛的煎饼，每顿饭用开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同周围几个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学生用破提篮盛饭上学，所以，同学们编了个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天津湾的破提篮。”但我们村的学生学习最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前头，考大学的成绩也不赖。尤其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们村每年考出的大中专生都在20名以上。1979年，考出去了30名。近几年来，全村出去的大中专生总共500多人。爹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天津湾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过去，现还是那么多人，除了计划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学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我们村被称为“状元村”。还有位学者把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称为“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

三年前，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们”捐资为村里修了柏油路，盖起了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三层教学大楼就恰巧建在早已铲平的焦家林边上。每天，上课的钟声在学校上空回响，比当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块石碑厢板的响声更悠扬，传得更远。

驴驮子上的故事

爹和那人急了，拿起棍子去打驴屁股。也许“驴脾气”上来了，两头驴不但尥蹶子，还双双跑到河边的浅水里狂奔，结果，驴驮子上盛盐的布袋口开了，盐都撒到了河里，再也收不回来。至今爹谈起此事，还“驴脾气，驴脾气”地骂个不停。

入社前我们家养着一头毛驴，用它推碾、拉磨，上山驮粪。爹说，年轻时，他赶过不少毛驴。那是在日本鬼子时期，兵荒马乱，没有人做寿棺、打家具，我们家的木匠铺子冷冷清清，爹便赶着毛驴做盐的买卖。

从我家到太河集60里，要过九道河，驴驮子空着去，人可以骑在驴背上。但回来时，驴背、人肩都是满载。一头毛驴驮150斤到180斤盐，为了多赚点钱，赶驴人的肩上还要背上一个盛着三四十斤盐的布袋。有时爹能背50斤。遇到过河或走极险的山路，人还要先走过去，把肩上的盐袋放到路边，再回去牵驴过河或爬山。

驴平常很温顺，但脾气暴躁起来，也难管教。若是公驴和母驴相遇，驴性子一上来，更难制服。

爹就遇上一回。那次过淄河，爹刚把盐袋放到河对岸的石头上，忽听“呜嘎呜嘎”的驴叫，回身一看，对岸拴在树上的大青驴，已挣断缰绳朝另一头驴跑去。我家的驴是公驴，爹知道另一头准是母驴，它俩相遇将有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爹急忙跑过去，想和牵母驴的人共同制服这两头**的毛驴。但无论如何拽缰绳，两头驴厮磨着脖颈就是不分开。爹和那人急了，拿起棍子去打驴屁股。也许“驴脾气”上来了，两头驴不但尥蹶子，还双双跑到河边的浅水里狂奔，结果，驴驮子上盛盐的布袋口开了，盐都撒到了河里，再也收不回来。至今爹谈起此事，还“驴脾气，驴脾气”地骂个不停。

我所体会的驴脾气是温和的，我骑在驴背上的往事是美丽的。在我5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的双脚被开水烫伤，大姐在给我脱袜子的时候，把两脚的皮都带了下来。爹和几个叔叔让我躺到一个盛粮的大簸箩里，抬着送到8里外的医院包扎。医生嘱咐每隔三天换一次药。

到换药时，我便不愿躺到簸箩里让人抬着去医院，而嚷着要骑毛驴去，并还要让五婶娘家的翠姐陪我去。爹不肯，我就哭闹，爹直骂我是“驴脾气”。他还是依了我，给驴上了鞍，上了驮。驴驮子的两个条篓我和翠姐一人占一个，娘骑在驴驮子中间，爹牵着驴缰绳，慢慢悠悠地往医院走。

粮食

娘点上一盏油灯，爹拿了把锨，在屋角铲去一层土，露出一块木板。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木板掀开，下面出现一个水桶粗的坑，娘端过油灯一照，我才发现坑里是谷子。

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小伙伴们都长得瘦瘦小小，只有我长得高，长得胖。上坡割草时，我们把绳子拴在树上，看谁跑得快，先摸到绳子。每次我都遥遥领先。和同龄的孩子们摔跤，没有一个人能摔倒我。大人们说，这都是俺家生活好一点的缘故。

1958年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老年人说，从来没见庄稼长得这么好。那一年“大跃进”，村里开始吃食堂。粮食都收到村里的仓库里，家家不能存一粒粮食。坡里的庄稼，离村近的就收割，远在山里的都不去收。成堆成堆的地瓜，就在地下挖三尺深沟，埋在里面，盖上几捆棒子秸，就算做好贮粮过冬的准备了。冬去春来，山上没收的庄稼让田鼠糟蹋得乱七八糟，埋在地下的地瓜都烂成稀泥。

1959年，天气大旱，地里庄稼稀稀落落。地里不打粮食，村里的粮库被大食堂的大锅“吞”得空空****，连续三年的饥荒开始了。开始时还能吃糠吃野菜，后来吃树叶吃树皮。“大跃进”中那狂热的欢乐没有了，家家都有患浮肿病的人。

大约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已睡着了，突然被爹捅醒，说是起来出去做点事。半夜里干啥呢？我迷迷糊糊地跟随着爹娘来到我家木匠铺的西屋里。娘点上一盏油灯，爹拿了把锨，在屋角铲去一层土，露出一块木板。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木板掀开，下面出现一个水桶粗的坑，娘端过油灯一照，我才发现坑里是谷子。有多少，我不知道。爹拿过一个瓢，伸手要去挖粮，手还未接触到粮食，突然“啊”了一声，大叫“长虫（蛇）”！手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我一把拉住娘的衣襟，从她的身后偷偷地往坑里看一眼，果真有一条长虫在粮食里蠕动。因它身上花花点点的颜色和谷子差不多，灯光又暗，是不容易发现的。我平时对长虫怕得要死，让爹赶快打死它。爹说，家里的长虫不能打，打死了会遭祸殃的。前几年，东头阚家在屋里发现一条长虫，便把它打死了。结果没出几个月，家里遭了大火。长虫是护家的神，还是放了好。他拿来一条木棍伸到粮食里，把长虫挑出来，呀！长虫足足有学校拔河的绳子那么粗。爹把它放到地上，长虫迟疑了几秒钟，便快速地爬走了。爹说，没事了，就和娘放心地用瓢往外挖谷子。开始挖出来的谷子己发霉，直到挖下半尺深，才见到好谷子。爹娘一边挖，一告诉我，地下埋的是两个大瓮，下边的一个正放，口朝上；上边的一个反放，口朝下。两个瓮的口一样大，扣在一起，严丝合缝，上边的瓮底早被敲掉，两个瓮便形成一个坚实的、不透水的地下粮仓。这两瓮粮食是在1947年存上的。那年我村刚解放，国民党残部和土匪还时常到村里来袭击、抢粮食，人民政府号召村民把贮存的粮食藏好，爷爷和爹便想了这个办法，藏起了这800多斤谷子。爹说，在粮食中，谷子是最耐贮藏的，只要干燥，是不会变质的。

爹用瓢往外挖粮，手够不着了，倒扣的大瓮也慢慢变粗了，爹便让我下去挖，一瓢一瓢往外递。瓮里边弥漫着粮食霉变的气味，直呛嗓子眼儿。爹便找来一把大蒲扇往里扇几下风，这样气味好多了。我使劲地挖粮，想尽快干完，生怕又有一条长虫藏在瓮底。

天亮前，才把这两瓮粮食挖出来，运到家里。白天，趁太阳好的时候，爹娘把大门关上，偷偷地在院子里晒。晚上，娘摸黑给周围邻居每家送了几斤。她没说是十几年前的贮存粮食，只说是从远方亲戚家借的，邻居们都说娘送来了救命粮。这两瓮救命粮，帮我家度过了灾荒。

隔代情

一个夏夜，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爷爷抱我到屋门的台阶上坐着凉快。全家人都睡了，不会有人出来，我和爷爷都是一丝不挂。我坐在他面前，他的双腿和双臂包围着我，四周是黑洞洞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豆米糕，一包枣，孙子吃了爷爷饱。”这是我幼时跟爷爷学的一首儿歌中的一句。为啥孙子吃了爷爷会饱呢？我不懂。爷爷说：“等你当爷爷的时候，就知道了。”

从我记事到爷爷去世，只有几年时间，我总觉得爷爷待我比爹待我好。爹的嗓门大，动不动训人。每当他对我瞪眼睛的时候，爷爷总是对他说，“你要咋？要是把孩子吓着了，我跟你算帐！”爷爷成了我的保护神。有时看爹生气了，我便跟爷爷一块睡。一个夏夜，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爷爷抱我到屋门的台阶上坐着凉快。全家人都睡了，不会有人出来，我和爷爷都是一丝不挂。我坐在他面前，他的双腿和双臂包围着我，四周是黑洞洞的，我一点都不害怕。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还跟我讲“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故事。我不懂，听着也没兴趣，他没讲完我就睡着了。

记得刚上一年级放秋假，下了几天雨，爷爷领我到豆地里拾胀豆子。收割豆子时，熟豆荚往往绷裂，豆子便掉到地上。下过雨，豆粒被水泡得鼓鼓的，拾回家去炒着吃可好了。我和爷爷用手翻着地里的豆叶，拾着一个个饱鼓鼓的豆子，心里甭提多高兴。爷爷说，假如现在不拾，翻过地后，种上麦子，麦垅上还会长出豆芽。不过这些豆芽和家里生的豆芽颜色不一样，家里生的豆芽是黄的，地里的豆芽是绿的，也可采回去吃。

记得那次，我和爷爷拾了半瓢胀豆子。回到家，爷爷把这些豆子分出一半，说晒干了换豆腐吃，另一半放在锅里炒。我心急，直往灶里续柴，火势很旺。爷爷说，这不行，“心急喝不了热粘粥”，这样炒豆子外皮糊了，里边还不熟，慢火慢烘，炒出的豆子才又香又酥。因我还要到学校参加秋假学习小组学习，便匆匆装了一把还软乎乎的豆子边吃边往学校跑。等傍晚从学校回家时，爷爷站在家门外的街上，叫住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包手帕包着的炒好的豆子。我抓起几个扔到嘴里，真香、真酥。听爷爷说，他慢火烘了半天才炒成这样。我往爷爷嘴里塞，他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