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太冷,要记住温暖的感觉。”鸥路只说了这一句话,就从我身边走过。
他的肩轻轻蹭过我的肩,像曾经我用鼻尖轻轻蹭他。在他走过的时候,我落下泪来,咸咸地浸到舌尖,好涩。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彻底地失去他了。
我回到家,蹲坐在窗户下面。我一直围着那条围巾,温暖的感觉包围着我,我想着鸥路的话,泪流得已经没有感觉。
翻开以前的相册,看鸥路与我的那些点点滴滴。我看到我们在山上的合影,想起他向山谷大喊的那句“我爱你”,悲伤像锋利的剑刺痛着我的心。这才知道,我所度过的3个冬天,都是因为有鸥路在温暖我,他的体贴竟安稳到我完全没有察觉。而我却亲手将鸥路的爱剪得支离破碎,再也拼不回曾经的完美。我明白,这段感情已经不能回头了。
不久我就与金友宁分了手,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我要的爱。我去上班的时候并没有看见鸥路,从同事那里我知道鸥路已经辞职了,离开了这座城市。我早就应该知道鸥路的那句话就是对我的道别。
我对爱情的左右摇摆最终使我错过了本来拥有着的幸福。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辗转去了很多的地方,幻想着或许某一天我能遇到鸥路。我没有再恋爱,因为我已经无法找回最初单纯快乐的感觉了。好像在那场花事中,所有绚丽的花朵都已落入尘土,最后,只剩下了荒凉干枯的枝杈。鸥路的围巾,我一直戴着。
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子射在身上,轻柔地为我的身体镀上一层温暖的颜色。我闭着眼轻轻地笑,恍若看到那个熟悉的轮廓……
好妻犹如万千资产
我和妻子爱娜完全是被绑到一起去的,绑着我们的那根绳子叫“贫穷”。
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你让我、我让你;为了熬过没有暖气的寒夜,一人一口地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取暖;为了让我吃一口热的,她把刚烤好的红薯捂在胸口跑回来;我半夜去敲药店的门,给她买感冒药……穷日子让我俩相依为命,这种务实的爱却让我们都觉得心里很有底。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香火》,我把攒下的15万元钱全投进去。一边往外扔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边心里很郁闷,我暗暗骂自己:“活该,谁让你喜欢这个。”
最后,《香火》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DV数码单元金奖,可除了这两个奖项外我没得到别的东西。积蓄没能拿回来,我相当于用自己的钱,换了两个不能吃不能喝的奖项。
我不死心,寻思着,既然我得奖了,也就应该算是名导了吧,再拍电影,资金应该好弄了吧。起码,我得通过拍电影把那15万元给赚回来。于是,我又拍了《绿草地》。
结果,拍《绿草地》时,资金再次出现问题。我已经没钱了,是爱娜从她父母那儿凑了10万元,再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元,才凑合着开机。
拍摄第三天,剧组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到深沟里,很多人骨折。小城镇上的骨科病房里住满了我们剧组的人,很多人哭了。爱娜坐在病房里,跟着牧民唱蒙古歌谣,声音悠长绵软,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听着她的歌声,大家都慢慢安静下来。
爱娜和我后来总结,拍这部电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世上无难事。就像你到了一个四壁封死的空房间,以为无路可走,但是,能够想办法开出一扇窗。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地想办法,不断地解决问题。
制片主任走了,就请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副导演离开了,就请当地的教师当副导演。每一个人都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爱娜也没闲着,除了给大家鼓劲儿当心理辅导师外,她还挑上了编剧的担子。
《绿草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投进去的钱最终还是没拿回来,又亏了一笔。
后来,我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疯狂的石头》。制作费是固定的300万元,全剧组所有费用全在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赚的,超支了得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分钱也拿不到。
拿到钱后,我先挪出15万元放在一边,这是我要赚的钱,我必须把剩下的285万元把这部戏拍完,多一分钱都不行。我对着镜子发誓:“这次要是再贴钱,我就是孙子。”结果,拍着拍着钱就不够了,我把我的15万元导演费搭进去,还是不够。我又在拍钱的同时去接拍MV,来补贴拍电影短缺的资金。杀青以后,我觉得挺绝望,我这算是干的什么事儿?人家干活是赚钱,凭什么我卖一次力就亏一次钱?我忍不住问爱娜:“我能不能靠电影活下去?”她只说了一句话:“胡思乱想。”
遇上这种情况,爱娜远远地就会让我别回家,去找朋友打发时间。等我在外边儿吃饱喝足后回家,家里已经被她拖得干干净净,而且喷了足量的消毒液,气味很清新。
现在,我依然靠拍MV赚钱,也照样接拍电影。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称不上富足。不过,爱娜一点儿都不着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巩固,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是,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这就够了。
因为不舍,所以绵长
“舍不得”这三个字,是他一生里说过的最多的话。她嫁他的时候,他刚刚长成一个青涩的少年。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六十年代末,他父母双亡,住在姐姐家的仓房里,没日没夜地帮姐姐干活养家,自己却饥一顿饱一顿。
尽管,他很出色,或风情款款地笑,或者优雅地沉默,哪一种神态都是那么俊俏,但是来相亲的姑娘一看到他老鼠窝一样狭小的住处,都话也不说就走了。
只有她没有离开,到村子后面的荒地里摘了一麻袋草仔,晒干了,帮他做了枕头。又怕他饿着:在半夜里顶着大雨,走过八里山路,送来一个地瓜。
他就娶了她。姐姐一家人腾出半铺炕,拉上帘子,做他们的新房。第二天,他们又住进了仓房。直到两年后,东挪西借买了一个破败的茅草房,才算是正式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她实在是不漂亮,粗壮的身材,厚厚的嘴唇下面是倒人胃口的黑牙。她也知道自己长得丑,和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她总是退后几步,像不相干的路人。但是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极其恩爱。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能歌善舞,长得帅,被推荐去市里的文工团工作,同去的人十几年后都出息得像模像样,可是他去了几天就回来了。他对妻子说:要长年跟团外出巡演,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舍不得啊!他这样说起的时候,坦****的眼神里,没有一点悔意。
两个人守着田地,守着孩子,守着别人或许看不见的爱情,生活了三十年。她在四十八岁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撒手去了。
他那时也只有四十八岁,还年轻着,还帅气着,常常拿起扇子,穿戴一新,跟着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扭一曲欢快的秧歌。他的风流体态,潇洒笑容,吸引得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他却看也不看一眼。
他五十六岁时,在睡梦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去的时候,面容安详,好像这是他向往己久的结局——终于又能和她在一起。一把黄土,亲近了两个相爱的人,同时也掩去了一段现世难寻的爱情,穿越名利,穿越浮华的一切,穿越生死,直达生命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