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八章 名人轶事 女演奏家致信斯大林 求主原谅你所犯之罪（第2页）

1941年6月22号，纳粹德国全面进攻苏联。玛莉亚·尤金娜当时居住在列宁格勒，在德军围攻的最艰难的三个月中，尽管战场硝烟弥漫，每天都有死亡的消息传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存亡绝续的煎熬，无论是男女老幼，个个饥寒交迫，面容憔悴，精神疲惫不堪，但玛莉亚·尤金娜却勇敢地坚持为列宁格勒人民演奏音乐，因为她知道人民正在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而她为祖国和人民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有艺术。在炮火纷飞的时刻，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尤金娜勇敢地开音乐会，为电台录音，不间断地工作。在尤金娜心中一直怀有一种崇高的信念：“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

在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的眼中，“尤金娜是个奇怪的人，非常孤独。她非常有名，主要因为她是个杰出的钢琴家……尤金娜不论弹什么都‘与众不同’，她令无数的崇拜者着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女钢琴家的演奏一般是温婉纤细，可尤金娜的演奏“没有多少女性的特征，她通常弹得很有气势，很有力量，像男人一样”。“玛莉亚的演奏就如同说话一样。只有极度睿智，感情和精神丰富的人才能像她那样完美地诠释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哲学家的演奏，极端严谨、

高贵，充满着对生活的真正热爱……”

在演奏中，尤金娜表现的音乐张力是热切的，极具狂飙式的戏剧性，坦白直率犹如信徒对宗教的虔诚。一般人演奏莫扎特，不是优雅端庄，就是严谨唯美，而尤金娜表现的莫扎特则像是田野间会唱会笑的奔淌着的溪流，一往无前地流向大江大河，一往情深地扑向大地。当时著名的乐评人与作曲家包格丹诺夫等人对尤金娜极为推崇：“这个有一头平滑柔顺发丝与小巧脸蛋的女人穿着一件暗色外衣，旁若无人似的走上舞台并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她用手帕擦拭自己的手与琴键后又静默了一阵子，所有优雅的动作似乎都在为某件不寻常而且有意义的事做准备。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净化情感，而尤金娜的演出也不让在场的听众失望。”确实如此，对于热爱尤金娜的观众来说，每次听尤金娜的演奏，总会联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

对尤金娜直率和真挚的性格，尤其是特立独行的举止，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中做过生动的描述。一次，尤金娜找到肖斯塔科维奇诉苦，说自己居住的地方简直就是编茅结苇，穷阎漏屋，既不能工作，又不能休息。于是，肖斯塔科维奇动了恻隐之心，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通上层关系，费了好大劲儿才给尤金娜弄到了一套房间。可不久，尤金娜又找上门来，恳求肖斯塔科维奇帮助她再搞一套房子。肖斯塔科维奇不解地问道：“什么，我已经给你弄到一套了，你还要一套干什么？”

“我把那套送给一个可怜的老太婆了”。此言一出，肖斯塔科维奇哭笑不得，还有哪个人会干这种事？

一年冬天，尤金娜向人借五卢布，说是窗户的玻璃破了要赶紧修理，不然晚上冻得睡不着觉。那人非常奇怪，以尤金娜的地位和身份，他应该向尤金娜借钱，而不是相反。当时尤金娜拿着教授的工资，并且还有职务津贴。同时，她还可以灌唱片，有额外收入。尽管那人心生疑窦，还是将钱借给了尤金娜。过了不久，朋友们登门看望，她的房间仍和户外一样冷，破了的玻璃窗用一团旧布塞着。朋友问到，不是借钱修理了吗？她却回答道：“教会穷，我把钱给教会了。”

尤金娜一生只有极少出国的机会，也没有到过西方社会。这倒并不是她不想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切磋交流，而是在当时那种专制的统治下，她根本就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

尤金娜热爱自由，她遭受了无数的苦难，曾几度被剥夺教学的权力，被禁止出现在任何表演舞台上，过着苦难的生活。当时苏联的评论界并不偏爱她，尽管真正的行家高度赞赏和评价她的音乐天赋，可是评论家却不能真正理解她的艺术深度，似乎害怕其中隐藏着一种危险的思想炸弹。

尽管如此，尤金娜从不抱怨物质生活的困窘，也绝不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权势者折节屈从，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异常纯净和冷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生都是“另一个苏联”的象征，一个迥异于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生。

命运的“中世纪”

前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曾说：“苏联社会体制在其存在的所有时期都从未被理解过。”这个“从未被理解”究竟意味着什么？

苏共当政时期，对它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批评都会被视为诽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会被视为反苏分子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仅在苏联国内，就是万里之遥的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苏”就等同于“反革命”的同义语。当时，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被判处徒刑、流放、监禁、甚至枪毙。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还在延续那种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与分析苏联社会体制的产生与灭亡，将苏共的垮台以及苏联的解体看成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看成是苏共党内叛徒出卖共产主义事业的结果。

关于革命在不符合它理想的条件下发生以后，可能甚至会出现蜕化变质的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2〕普列汉诺夫在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人民如果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取得政权，“革命可能蜕变为一种畸形的政治制度，即共产主义背景下蜕变为一种与古老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相类似的改头换面的沙皇专制制度”〔3〕。从先哲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出现绝非是历史的偶然。

当革命的暴力被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崇为“历史的接生婆”时，对于这种暴力的实施就被披上了神圣和万能的光环，认为它是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万能工具。因此，凡是对苏维埃政权的绝对权威与作法稍有微词和冒犯，即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挖社会主义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与残酷的镇压。作为绝对的统治，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人地位。社会一旦出现对财产国家独占的质疑，都会使当政者产生失去权力的恐慌，他们对于不同政见的批评、主张以及要求的敏感与恐惧，是与其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高度垄断密不可分的。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的高尔基曾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愤慨地说：“我们革命为以前在君主专制的铅封顶盖下蓄积的恶劣的兽性的本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革命又把一切民主的理性力量和我国的全部道德力量从自己身边扔到一旁。”〔4〕只有理解了这些，才会懂得为什么苏联会演变为极权性质的国家，才能认清这种国家形态内部的各种关系的特

性。

在一个经济、民主与科学并不发达的国家中，斯大林的极权与专制的出现，首先是个人迷信的胜利。爱伦堡在自己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写到：1935年回国后，他到克里姆林宫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当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地鼓掌，会场里响彻“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大家刚刚落座，又有人高喊：“斯大林，乌拉！”于是，大伙又得站起来，一切从头再来。长达十几分钟的狂热稍作平息，人们开始陆续坐下来，突然会场的角落中传出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此刻，会场上的群众像打足了气的皮球，“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斯大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这一切怎么有点像萨满教的巫师？

记得曾有一位哲人说过：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中世纪”的历史。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中世纪”的时代，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惨烈事件与人民的英雄业绩交织在一起。

当年列宁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领袖人物，除斯大林外，另外五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二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七人有二十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七人，除斯大林外，六人被枪决或暗杀；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十五名成员中，除五人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九人全部遭枪决；1936—1938年间，苏共有一半的党员——约一百二十万人被逮捕。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据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有不少于一百五十七万人被判刑，约六十九万人被枪决，约七十万人被关进劳改营，而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八百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一千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一千万人被送进劳改集中营。

与此同时，在美好理想的感召下，苏联人民激发出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苏维埃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建起了世界上著名的第聂伯水电站，创建了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出现了帕帕宁、安格琳娜、斯汉达诺夫、布色金等等这样受人尊敬的劳动英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打败了法西斯的侵略。

如果据此用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来评价斯大林的功劳大，还是罪行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诚如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这部传记中所说的，“任何功绩都不能说明无人性是有道理的。既然几百万人因这个人的罪过而丧命，那么还有什么‘功绩’可言呢？这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借助暴力使人民同权力异化，造成稳固的官僚制度和教条主义共生”〔5〕。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轻易地在极权统治面前俯首称臣？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在2006年反省多元文化主义的专著《认同与暴力》（IdentityandViolence）书中指出，人类生命重要的意义在于负责任地理性思考并自由选择。但是，当人们对某一群体（如文化、宗教、种族）产生一种强烈的、排他的归属感时（他称之为“自我的缩影化”），不但扭曲人性，更会导致冲突和暴力。笔者以为，正是由于这种深深扎根于人类盲从的心中的极权主义，使得那些对自由和独立思考感到恐惧的民众走向集体的狂热，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甘于被奴役，需要被强暴。统治者的无限贪婪和被统治者的普遍容忍纵容了独裁与专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