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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史考 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史考一（第2页）

经略宋应昌急于成功，又想到“招抚”，于是派游击周宏谟与沈惟敬前去谈判。

日方提出七个要点：

一、归还被扣的朝鲜王子。

二、迎娶明朝皇女为日本后妃。

三、恢复勘合贸易（即朝贡互市）。

四、日明两国大臣交换誓词。

五、返还朝鲜四道和王京。

六、以朝鲜王子和大臣为人质。

七、朝鲜权臣累世不背叛日本。

日本提出这些谈判要点是打了如意算盘的。日军是渡海作战，给养除就地掠夺外，主要依赖海上运输，但海战相继失利，补给线时断时续，加之粮仓被毁，给陆军作战带来极大不便。而明军似乎意志坚决，长此以往，日军将支撑不住，所以日本高层就萌生了暂时退避、伺机再起的念头。日方提出的第一条和第六条互相抵消（王子放了，又当作人质，还搭上全体大臣），第三条是为打开中国沿海大门合法化找借口，因为一旦同意朝贡互市，日本船只就能自由进出中国沿海各贡市港口，对中国沿海又将造成新的威胁。第七条最为过分，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吞并整个朝鲜半岛的罪恶企图。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远离大陆，资源匮乏，想要称霸亚洲，称雄世界，就必须找到合适的跳板，朝鲜半岛的位置再理想不过，以它为跳板，陆路可以直接进入中国东北，水陆则可抵达中国沿海各港口，异常便捷。因此，在以后历次战争中，日本总是首先进攻占领朝鲜来实现它的战争美梦。

明朝不想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纠缠过久，提出的条件简单明了：

一、返还朝鲜全部领土；

二、朝鲜二王子归国；

三、丰臣秀吉谢罪。[vii]

四月十八日，日军补给困难，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日军表面上履行了和谈的前提条件——归还朝鲜四道及王京。九月，日本方面请求封贡。明朝廷通知宋应昌，不宜应允。宋应昌和石星都为自己辩解称未曾答应日方封贡一事。神宗明确表态：“朕以大义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严备，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仍免入贡。[viii]”

不久，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指出：“为今日计，宜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如李昖不任，令退闲，立光海君珲（hui）；又不然，令众建王族。[ix]”神宗对他所说“宜朝鲜自为守”颇表赞许，至于更换国王一事，则以为不可，这还牵涉到朝鲜王国光海君自身的地位问题，笔者将在以后讲述。几天后，神宗致书朝鲜国王李昖，就此次战事，表明了明朝方面的立场，神宗在信中说：

“尔国虽介海中，传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庙社为墟。追思丧败之因，岂尽适然之故！或言王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车既覆，后车可不戒哉！惠檄福于尔祖，及我师战胜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岂不甚幸。第不知王新从播越之余，归见黍离之故宫，烧残之丘陇，与素服郊迎之士众，噬脐疾首，何以为心；改弦易辙，何以为计？

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cuo，喻隐患）火，行复自及。促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这是神宗对十几天前朝鲜国王李昖上表谢贺的答辞，以天朝对外藩的敕书形式发出，言辞恳切，既不失宗主国的威严，指出了朝鲜国王李昖治国失误之处，同时也对朝鲜君臣的处境深表同情，充满关爱之情。内容绝非盛气凌人，显示了一个大国君主的气度。他如实指出了朝鲜军队一触即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昖自身“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希望朝鲜国王能吸取教训，从前车之鉴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治理朝纲。他还声明，此次大规模出兵，完全处于“大义发愤”，并无“尺寸之土”的企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明朝几万大军完全可以长期驻扎朝鲜，取李氏王朝而代之，但神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朝鲜内部事务，不应干涉，认为宜早日班师回国，由朝鲜国王自己处理其国内事务，表明明朝朝廷对朝鲜半岛没有吞并野心，而仅是有求必应的予以必要援助。十月，蓟辽总督顾养谦上疏力主从朝鲜撤军，神宗立即批准。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并要顾养谦赴朝料理撤兵事宜，神宗特别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x]

至此，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算是胜负各半。此次战争以平壤战役为核心，明军先胜后败，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日方军队受后勤补给先天不足的影响，无法持久作战，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后撤。正如神宗圣谕中所说的那样，“倭情狡诈”，日本此次撤退绝非善罢甘休，他们不久又挑起了第二次侵朝战争，明朝出于大义，又发起第二次抗倭元朝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