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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台共根据地 一个台湾村庄的遭遇（第2页）

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是和杨逵、龙瑛宗同时期的日据时代作家。据他的老友形容，他是一位浪漫而具有才气的人物，曾经留学东京学习声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以日文写作，就这样，这群由文学家、农人、矿工、木工、大学生组合而成的奇异队伍，在大学教授陈本江的领导下，以山林中取之不尽的木材和丛生的管草，开始在鹿窟山区建造房舍。

为了避免外人起疑，他们必须小心掩饰，以隐藏林木、管草被大量取用的痕迹。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警政措施还不十分严密，基地的房舍之间彼此又距离遥远，有的相差一、两小时以上的路程，因此他们虽然陆续建造了四、五十座木屋，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或告发。

至于基地人员和当地鹿窟村民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恐怕仍然是个谜。尽管部份村民加入了组织，但对于那些不愿意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的，又该怎么办呢？

陈桑坚持说，村民看到来自山下的知识份子们，也和群众一样亲自劳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都纷纷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少数坚决不愿参加的，在保证绝不将基地的秘密外泄之后，也能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离开。但在之前，陈桑也曾脱口表示，说服全体村民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顽固的人被打死了。

显然地，村长陈启旺的加入，给予他们不少工作上的便利。然而，将村民视为掩护体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冒著被检举的危险，让哪些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村民自由行动？从陈桑口中，我们并未能获得前后一致的答覆。

陈本江领导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随著组织成员的增加，他们开始将每三到五人编为一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并且研习共党理论。为了使组织更健全，蔡孝干派遣刘学坤上山担任指导员，并指定廖朝为联络员。

组织的名称也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就在陈本江总指挥，以及陈朝阳、许希宽、温万金、陈义农的领导下，隐密地发展、壮大。

到了一九五O年，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松柏村、耳空龟等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从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以布桩的方式，发展一些外围组织。

基地内的队员，被编制为安全小组、情报小组、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小鬼队等几个单位。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的背景、言行，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戒备工作：情报小组负责与岛内其他地下组织以及中国方面联系，并尽可能掌握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动向：学习小组策画并进行所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课程：妇女小组则负责烹饪、女红、看护儿童，以及教育孩童的工作：小鬼队的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儿童，每两个小孩编成一组，分配区域，在白天看顾各出入据点，注意陌生人的进入。

专设法庭，放逐党性不坚的队员

据陈桑描述，常时鹿窟村外表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其实周围都处于戒备严密的状态。外来的陌生人，从进入某地势力范围到离开为止，一举一动都受到队员的监视。

各小组中唯一失败的是“家族小组”，原本计划以家族为单位，以吸收该家族中所有成员进入组织为目的，但因为大家意见纷歧，最后被迫取消。但是，为确保成员忠诚而订立的“血亲连坐法”，并没有同时取消。据说，“血亲连坐法”规定，凡是犯人的介绍人以及六亲之内的队员，都要和他接受相同的处分。

事实上，从加入组织开始，队员就必须接受基地一切的约束，宣誓效忠并严守纪律，否则愿受重惩。组织内设有法庭，以审判不守纪律或“党性”不坚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对于犯规的队员，他们多半处以长期苦役或者流放，让他们接受沉重的劳动工作，或是放逐到山林里，任他自生自灭。犯规者如果熬不过处罚的期限，等于只有死路一条。

陈桑回忆，那时唯一直接被队上法庭判处死刑的，只有周生发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长期的饥饿以及日常的劳动，想要私自逃离山区，结果被逮捕处死。那时候，受不了艰苦的山林生沽，想要偷偷脱离组织的队员很多，周生发被处死，可以说是故意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有意逃跑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由于基地人员众多，开支庞大，而山上恶劣的环境又使他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他们将生活的需要减到最低，仍然时常因短缺经费而苦恼。当初从各地上山的队员，大部份已竭尽所能地捐出自己的财物；队上的干部，也不时被派遣到山下，向同志及群众募款。陈桑说，他们的上级---中国华东局---只有精神支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队上不论男女老幼，都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队上的粮食十分缺乏，依照规定，每位成年人每们月只能分配到十八公斤的食米、二两的食油。佐饭的菜馐多半以酱瓜、萝卜干、小鱼干以及自己种植的青菜居多，几乎从来没有大鱼大肉上桌。

甚至，为了让队员适应艰苦的生活状况，并预防将来万一被官兵围困山区时，交通可能被封锁的恶劣处境，每位成年的队员，都必须接受经常性的“饥饿训练”。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米或干粮，依照所分配的任务，进入没有人烟的深山，直到任务完成了才能返回基地。如果队员们不培养自己忍受饥饿的耐力，或是无法应变丛林峻岭内的种种突发状况，就会被自然淘汰。

宗教式的热情加强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交通不便，也是基地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当初他们选择鹿窟作为基地，主要是看上深山的隐密形势，这一点却同时造成补给的困难。食米除了小部份可以自已生产，大部份都必须向山下搜购。为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必须轮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买米，并分装成小包运输上山。以今天鹿窟仍然不很方便的交通，我们很能够体会，当年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在运输补给方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饥饿劳动，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是他们日常主要的生活之一。作为他们思想理论基础的书刊杂志，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刘少奇的“论修养”“展望”“观察”。多数队员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有许多甚至不识字，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常用的是“比较”，以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多么坏，将来解放之后，实施共产制度又会怎么好。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确实加强了某些人的信心。

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配合将来内应

解放台湾的需要。训练项目包括学习搏斗射击以及制造土制炸弹和地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不高，军中对枪械弹药的管理也很松懈，盗卖的情形很普遍，只是价格并不便宜，最贵的三八式步枪，一枝要三千元左右（约现在币值二十万）。

武器多半经过拆卸后，再由妇女伪装偷偷携带上山，连陈桑的母亲，都担任过这种运输武器的工作。军备最多的时候，累积到手枪三、四十枝，步枪七、八十枝，武士刀和镰刀，则是家家必备的防身武器。

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等待他们的未来

然而，由于弹药昂贵而且缺乏，他们不得不格外珍惜，以致于从来没有真枪实弹地训练过，顶多只能模拟而已。这一点，后来证明了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制造炸弹的火药来源，倒是此较容易，因为队员中有些原本就是矿工，鹿窟附近也有些小型的矿坑，而当年国民党对矿坑用的火药、雷管，根本还没有任何管制。

就这样，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鹿窟等待著他们梦想中以及意料之外的未来。

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九日，蔡孝干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被国民党情治人员逮捕。蔡孝干的被捕，使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台共组织，在后来的几年中陆陆续续被破获，因为，他不仅获得自新，更在调查局担任要职，专门负责追查台共组织并审问被捕的重要台共干部。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左右，侦破一连串的台共案件，大部份直接或间接与蔡孝干有关。

这些年来，调查局仍然借重著蔡孝干的经验：出卖过许多同志的他，似乎也离不开情治单位的保护。据说，他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病逝，一直活到八十二岁。

陈桑认为，蔡孝干被捕，当年并没有影响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运作。但是，对于后来谁递补蔡某的位置，担任他们的上级指导员，他显然已经记不清楚。

就连吕赫芒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一份当年遗留下来的官方资料指出，蔡孝干被捕之后，鹿窟方面曾经两次和中国华东局直接联络。一次是一九五0年四月中旬，张金海的姐姐（姓名不详），由基隆大武仑乘走私船到香港，会见林良材，林良材将她介绍给谢雪红，再由谢雪红引见华东局驻港人员，报告台湾地下组织现况。第二次为一九五0年七月上旬，派遣吕赫若至香港，同年八月下旬返台。后来因为联络困难，和香港方面终于断绝消息。

然而，陈桑却说，吕赫若在基地担任的是收听中国广播的工作。而且，他到基地不过两三个月，便被毒蛇咬伤，伤重不治死亡。由于吕赫若曾经是著名的台湾文学家，他的生死之谜，成为后世议论的焦点。有人认为，他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打死；有人说，他因为逃避追缉，在深山中被毒蛇咬死；更有人主张，他早已秘密潜往大陆，并没有在台湾死亡。但是，就连吕赫若的家人，也不能明确地知道，他后来究竟是生，还是死。

从陈桑的叙述，以及官方资料中，我们只知道吕赫若并没有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而是上山参加了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至于他到基地之后的详细状况，仍然是一团迷雾。

小型的“两万五干里长征”

一九五0年，中国华东局指示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改变工作方针，一共包括七大原则：一、扩大并巩固鹿窟基地，成为山地解放区。

二、增加基本成员的人数。

三、成立作战指挥团、战术研究委员会，以及基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