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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章情缘（第1页）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章情缘

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1932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要比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1]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1941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成人，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2]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3]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5]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