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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以及对于维护奥地利债券发行的行动是詹姆斯有生之年的最后贡献之一。1868年，他患上了重病。除了要忍受胆结石带来的痛苦外，他还同时患上了肝脏疾病和黄疸。他于1868年11月15日去世，此时距离他67岁大寿只有半年。而他的朋友、作曲家罗西尼恰好在他前一天离世。对于詹姆斯，只要他有能力办得到，他就会继续积极地在他的生意上发挥力量，只有死神能够中断他穷极一生为之奋斗的生意活动。“罗斯柴尔德死了；但他永垂不朽。”这是法国皇室对詹姆斯的闻名世界的悼词，而这样的悼词以前只是用于国王驾崩；由此可知，詹姆斯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是当之无愧的国王。他无法理解金融运行的民主化。他一生都是一名银行家，在他显赫的家族遇到困难时，他临危受命，他在全欧洲的皇室之间奔走游说，让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成为他的客户。

巴黎市民变得越来越爱投机倒把，而股市永远是这场投机风潮的中心。谨慎而内敛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虽然对那些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的人们非常友好，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他在生命里的最后时光曾经亲自到股票交易所一两次。他每次前往交易所总是会引起一阵轰动。那些股票代理商们每到这时总是乱哄哄的，而詹姆斯很快就被蜂拥而至的股民和行政官员们围作一团。人们会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会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谁要能为詹姆斯递去报价单，或只是为他稍稍服务一下，这人准会高兴之极。巴黎《科尔尼斯彻报》（Kolnische）的一位记者在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写下一篇文章，文中记述，詹姆斯于1812年带着约一百万法郎来到巴黎，而据估计他现在约拥有三十亿法郎的资产。这位记者观察到，英国没有一位银行家的身价可以和詹姆斯抗衡。这个数字当然是记者自己虚构的；因为就连詹姆斯的儿子阿方索自己都无法估量他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价值；但是这篇文章以及对詹姆斯隆重葬礼的描述报道无疑是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个大大的广告。

如果是按照詹姆斯自己的遗愿，那么他的葬礼应该被办得简单朴素，不会有军队为他授予大十字军团荣誉，但是，事实上巴黎半数市民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他这样的荣誉是实至名归的。拿破仑派出他的仪式主祭祀康巴塞雷斯公爵（Cambaceres）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葬礼；比利时国王为这次葬礼派出了一支副官营；奥尔良皇室、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以及美国总统发电报吊唁这位伟大的银行家。詹姆斯的陵墓被安排在佩里拉柴瑟（PereLachaise）的一处古老的犹太墓地，墓碑上只刻有一个拉丁字母R。报纸大篇幅地报道詹姆斯的生平。

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里的最后一位也离世了，而他在生前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业带领上了高峰。

阿方索继承父业

詹姆斯的长子阿方索继承和接管了他父亲在巴黎的事业。阿方索生于1827年，年纪轻轻就被送到波旁大学念书，在那里他结识了年轻的里昂斯·赛（LeonSay），后者后来成为第三共和国著名的金融部长。19岁时，他又被送到英国学习铁路筹备，后来他任职于法国北方铁路公司。他父亲离世时，他已是公司的董事长了。1855年，受到拿破仑任命，他进入法国国家银行的管理阶层。阿方索此时已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虽然他的父亲法语水平一直让整个巴黎笑话，但是阿方索既能使用法语写作，又能流利地和别人用法语口头交流。他注定要带领家族的巴黎团队经历君主制瓦解后的暴风骤雨的日子。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他没能活着亲眼看到。

灾难迈着大步逼近了。俾斯麦所有的敌人都聚焦到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国。他将那些有用的人才聚集到身边，并一直都在思考达成目的的步骤。俾斯麦和足智多谋的银行家布莱谢尔德（GersonvonBleichroder）自1866年起就变得异常亲密。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银行家布莱谢尔德的联合在经历了数年的磨合之后，变得愈加巩固。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一名成员在柏林任职，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有人员在那儿的政府机关供职。因此布莱谢尔德被委托在柏林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整个普鲁士。

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惯例，布莱谢尔德接收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三地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政治消息。这样，布莱谢尔德对拿破仑三世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每当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觐见拿破仑皇帝，俾斯麦就能够通过非正式渠道向皇帝传递秘密信息；同样他也能得到重大机密，就如某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能得知一样。当然，这个过程必须非常谨慎，因为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是一位纯粹的法国爱国者，必须额外当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政权的固有的反感会超过家族大当家的爱国情感。

布莱谢尔德在普鲁士的财政和商业运行上很有影响力，俾斯麦已经指示他要留意政治局势的发展。不过在这方面，俾斯麦比当年梅特涅在处理与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关系时显得更加谨慎矜持。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利用布莱谢尔德，还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但是他还是能做出公允的评判，他说：“没有必要让那些犹太人占得上风，或是在财政上过于依赖他们，以致会如某些国家那样最后后悔不已。作为首相，我与犹太人的金融合作始终是他们的责任而不会是我的。”

通过布莱谢尔德的私人渠道，俾斯麦对巴黎的局势一直密切关注着。而自从经历了1866年那不幸的一年后，巴黎人民对君主制越来越不满。拿破仑希望为在和平获得卢森堡统治权后遭受的间接逆转做出一些补偿，以此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是他这样的努力并没能成功。这位皇帝发现北德联盟反对自己，卢森堡宣称中立，而普鲁士守备部队的撤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俾斯麦被迫承认，拿破仑永远不能容忍他自己梦想的那样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可是，他还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德国，如此看来，战争在所难免了。

拿破仑因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感到心烦意乱，犹豫不决。俾斯麦希望有可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达到他的目的。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两国的领导人都无法再控制自己的人民，灾难即将降临。

一直都备受政治危机困扰的西班牙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国内不赞同共和体，也拒绝仿效建立类似波旁王朝那样的政治制度。最终统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后，就要选葡萄牙的一位皇室成员领导这个统一的国家——有人提名利奥波德王子。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国王的女儿。俾斯麦很支持这位候选人，因为他觉得利奥波德当选对普鲁士有利，然而在法国，这项提议让人们异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法国会因此被面临德国和西班牙左右夹击的局面。

到了7月3日，巴黎方面了解到利奥波德王子已经同意成为候选人，法国人这下真是方寸大乱了。大街上有人高呼着“为撒多瓦（Sadowa）报仇！”此时法国不得不承认1866年奥地利战败的同时，法国也是输了。宫廷和皇帝不能使用武力阻止愤怒的人群。

在这重要时刻，拿破仑派人去请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他希望能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力劝英国出面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公爵（TheDukeofGramont）对英国大使里昂斯（Lyons）说，法国不能也不愿容忍这样的羞辱。1870年7月5日，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被皇室副官紧急传唤去见陛下。他来到皇帝面前时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被拿破仑传唤。皇帝告诉面前的这位银行家，此时国家没有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6月27日去世，而直到7月6日嘉连维利（Granville）才被任命），所以他想让阿方索给首相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带去一个口信。这似乎是一个略显笨拙的借口，因为他大可以利用官方渠道的，但是拿破仑宁愿私下解决，并且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拿破仑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格拉德斯通明白，法国决不能容忍利奥波德王子作为候选人，同时他还想让格拉德斯通竭力撤销这项提议。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立即给伦敦的莱昂内尔发去密电，莱昂内尔之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即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勋爵，为他的父亲破译了该密电，随后，他又迅速把这封密电带到了卡尔顿·豪斯·特里斯（HouseTerrace）。他在那里找到了即将前往温莎见皇后的格拉德斯通；他钻进他的马车，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火车站。

读罢这封密电后，格拉德斯通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虽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候选人，但是他不愿侵犯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权利。莱昂内尔发来的回复告知了这个消息，而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分行很不安。

早在7月7日，布莱谢尔德就收到了阿方索发来的一封信件，信中，阿方索透露了自己对战争威胁的恐惧。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安塞姆也收到了一封相似的警报信，信里悲观地阐述了当前的局势，并且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金融手段。维也纳方面也陷入了恐慌。安塞姆的生意刚刚从1866年的打击下慢慢恢复过来，此时却面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后果，而奥地利也很可能被牵扯进这次战争中去。据说，他对此非常气愤，咒骂政客和将军鼠目寸光，是他们给欧洲带来了这样的灾难，他决定如果不能制止西边的局势恶化，那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奥地利卷入这次的武装冲突当中去。

到了7月11日，布莱谢尔德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那天，他给他在伦敦的通信员沃穆斯（Worms）发去了一封电邮，指示沃穆斯不管以什么价格尽快卖出他的所有债券，当然，这么做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似乎所有事情还是会峰回路转。7月12日，利奥波德王子自动放弃这次的候选资格。这让阿方索松了一口气，他给格拉德斯通发去一封电邮：“王子已经宣布放弃这次的候选资格；法国人对这样的结果会很满意的。”

可是阿方索的庆祝为时过早了。莱昂内尔立即与伦敦所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接触，他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力缓解当时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让和平重新回归。他和他的儿子纳撒尼尔去找了他们的朋友本杰明·迪斯雷利，因为迪斯雷利反对格拉德斯通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父子和他详细讨论了争取和平的行动部署。之后，迪斯雷利向陛下咨询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并设法得知政府是否不会参与调解冲突。最后他巧妙地向陛下发出警告：此时扰乱欧洲和平的人将要承担可怕的政治和道德责任，而且要面对文明世界强烈的舆论谴责。

战争依旧不可阻挡

不过，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次徒劳了，世界历史舞台上浓墨重彩的一幕还是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无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努力地试图阻止。一宣战，阿方索就完全偏向了法国的一边。尽管他的家族和拿破仑之间存在分歧矛盾，他仍然全心全意地希望法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阿方索辞去了普鲁士总领事的职位，这是对德国政府的藐视行为。他竭尽所能地在财政上支持法国打败普鲁士。

同时，战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让全欧洲都惊诧不已的是，法国军队竟然在几场间隔时间很短的战斗后就被打败。帝国四分五裂了，拿破仑三世被囚禁。9月1日，他和他的军队在赛旦（Sedan）投降；9月4日，巴黎革命推翻帝王政权；皇后逃离皇宫；共和体制被实行；国家防守政府建立，特罗舒将军（Trochu）任政府主席，尤勒斯·法莱（JulesFavre）任外交部长。不久，普鲁士的军队就到达巴黎城外，1870年9月19日，军队全部进驻巴黎。

同一天，普鲁士最高指挥官威廉国王、俾斯麦、莫特克（Moltke）带领他们的精锐部队占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菲尔里斯的地产。战争的喧嚣、响如惊雷的枪声与那里的平静格格不入，湖面上畅游着悠然自得的天鹅和鸭子，森林里栖息着各种动物。普鲁士军队虽然之前已经领略过法国查图（Chateaux）地区的秀色可餐的风景，但是当他们来到菲尔里斯，还是情不自禁的被这里绝美的景色折服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详宁静，马厩里满是良驹，葡萄已经成熟了，一颗颗硕大的果实挂在藤蔓上，温室里的兰花怒放着。当威廉国王从拉格尼（Lagny）来到这里，走进华美的厅堂时对他的随从说道：“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可能建成这样金碧辉煌的建筑，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做到。”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只留下了一名管家和几个女仆。威廉国王忍住没住主人富丽堂皇的卧室。他在一间小房间里摆了一张铁质床架，还明令禁止他的随从触摸房子里的任何设施。就连打猎活动也被干涉了——这是一条特别针对俾斯麦的命令，因为他对体育尤其热衷。

1870年9月19日，国王一行人刚一到达菲尔里斯，尤勒斯·法莱就专程赶到查图和俾斯麦商谈停战协议以及和平条款。

这次的会晤却没有任何的成果，法国谈判者们不愿割让哪怕一英尺国土，于是，菲尔里斯的这次会晤被无限期延长，而另一边，战争仍在继续着。这当然让罗斯柴尔德家的那位管家很不满，于是拒绝为这些人提供酒水，就算那些人付钱，他也不合作。这事儿最后传到了俾斯麦耳里，他立即叫来了那位管家，指责他怠慢了普鲁士国王。这位管家还是不合作，俾斯麦就问他知不知道一捆稻草能做什么用，管家很困惑，没回答他，于是俾斯麦就告诉他，那是让那些顽固粗鲁的管家们面朝天空躺在上面的，至于接下来的，他让管家自己去想象。不久，管家妥协了，并把酒拿来了。不过他找了个机会让他在巴黎的主人获知这些德国人威胁要揍他。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把这事告诉了他在巴黎的一个熟人，他取笑那些德国佬，而这个熟人后来给某一位穆斯蒂耶女伯爵（tessdeMoustier）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件事。他用气球送信，这是一种和外界通信的办法。不过，这只气球被德国人打了下来，信、当然还连同信里的所有内容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这信被送去给德国情报部门研究里头是不是包含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封1870年12月28日寄给穆斯蒂耶女伯爵的信被德国人截下，发现了以下内容：“现在在巴黎附近的那些普鲁士人对野鸡有着特别的喜好；昨天罗斯柴尔德告诉我，他们对他在菲尔里斯养的野鸡不满意，他们威胁要揍他的管家，因为那些满肚子都是块菌的野鸡没四处飞来飞去。”

还在菲尔里斯的指挥官们得知了此事，俾斯麦觉得这是在说他，因为他就是信里所说的“那些普鲁士”中的一个，如果说的不是他，谁无视国王的禁令在公园里打过野鸡？他说：“他们能拿我怎么办？他们不会逮捕我，因为要是逮捕我，就没人来安排和平进程了。”

信里援引的那些詹姆斯说的话让俾斯麦很不高兴，他发现那位老詹姆斯男爵有很多随机应变之道。

同时，尤勒斯·法莱第一轮的停战会晤没有成功。他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停战条件，国民战争开始，一直要战斗到流光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