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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日军中央队以第二中队进攻船桥里之桥头堡，配合右翼队的攻势，而以炮兵第五中队长山本忠知大尉和第六中队长樱本大尉，合兵排列山炮十二门于碑石洞东面的丘麓，炮击大同江南北两岸之清军堡垒。以中央队进至船桥里，两军处于近距离交战之中，日军炮队对江南岸清军堡垒已不再发挥作用。于是，右翼队司令官西岛中佐乃命山本大尉率炮兵第五中队，以小野大尉的步兵第八中队为护卫，转移至右翼队阵侧之高梁地中，轰击清军之桥头堡。“清兵见日本炮兵阵地近，举全力乱发小铣，山本（忠知）大尉、田上（觉）大尉、副官林中尉死之。田上大尉，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也。至是，联队中无一大队长。”趁日军陷于混乱之际，马玉昆和卫汝贵又下令发起反攻。日方记其事颇详：“当是时，清军善拒善战，日兵决死当之。旗手大森少尉见事急，恐委联队旗于清兵手，令从卒穿穴曰：‘我如战死，宜合我尸以埋之。’因先埋旗以战。联队长西岛中佐伤左额，怒而益进，立于堡垒外角，大呼励众曰：‘宜进而死，勿退而生！’第二十一联队长武田中佐亦挥剑曰：‘不取敌垒，不敢退也！’部队甚决心，奋战甚力。清兵据桥头堡高处，俯瞰射日兵；堡垒以七连发铳愈加射击。日兵以单发铳抗之，弹药缺乏。长冈少佐欲视察战状，跨马出，于弹丸蝗飞中过中央队后。至右翼队，见西岛中佐被微伤，直下马慰之；又骑还本部。会清兵一弹来，摩大岛义昌胁面过，殪其背后通辩人。益张威势．绕出中央队左侧，将绝日军后路。义昌愤然蹶然呼曰：‘以一死报皇思，唯在此时而已！’进立于第十一联队旗下，以督众。西岛中佐、长冈少佐等见义昌立弹丸奔注中，危之，劝义昌使退。义昌厉声叱之，益励众，士气大振。中央队共右冀队奋斗，以当清兵。预备队亦来合。柴少尉率第一中队中一小队留在左侧，清兵自大同江岸进，将自左袭日兵背后，频激射之。少尉防战良久，死伤颇多。……武田中佐见清兵既出垒，指日兵背后而来，左侧兵队益急，即以炮兵护卫小队而当清兵，更使联队旗一小队向左侧。于是，联队长下无护兵。且其从旅团长者，合旅团将校及从卒，仅十余人而已。”注7尽管字里行间多有美化大岛等人之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在马玉昆和卫汝贵的指挥下，毅、盛两军打得多么英勇顽强，且具有怎样的英雄气概！而对于日军损失之惨重，其处境之狼狈，则虽欲盖而弥彰。

当船桥里激战已经打响之际，日军左翼队司令官奥山义章少佐按预定计划，与第十一中队长井上政继大尉和第十二中队长杉山大尉同至大同江南岸。此时，第十二中队之小队长松本中尉已准备好船只，并在江心洲羊角岛筑掩堡以待之。早晨五时，全队悉渡至羊角岛。将渡大同江本流时，奥山少佐命第十二中队乘船先渡。清军见之，连连发枪射击。日军自羊角岛掩堡及草丛中还击，以掩护渡船，遂强行登陆。清军散兵抵抗不住，向平壤外城一里之“长城”退去。日军全队渡江，向“长城”突进。盛军分统孙显寅率清军拒之，苦战良久，始将日军左翼队击退。

时已过中午，清军在船桥里的反攻战，在马玉昆和卫汝贵的指挥下，还正在进行之中。“分守江东之毅军与盛军三营，合力奋威，舍命进击。敌兵掘沟三条，持枪伏击。我军迎弹以上，夺沟二条。彼此相距十余步，舍死不退，击毙者不知其数，中伤者络绎不绝。血战终日，故兵大败而逃。”注8这已是下午的事了。此时，大岛义昌知道部队全日都未进餐，而且弹药已经打光，便停止了射击，实已无力再进行战斗。下午二时半，日军仓惶撤离战场，清军亦未追击。对于日本混成第九旅团此番在船桥里战斗中之挫败，当时英国政府派来远东观战的炮兵司主事蒲雷评论说：“直至九月十四日，野津尚未得元山、朔宁两路之消息；且是日渡江之际，又有耽延，遂失师期。野津则传令大岛，先于十五日趋前小战，俟十六日始用正兵。大岛对曰：‘元山、朔宁两路，计已如期攻平壤之后，设敌军为尝敌而设，其若预约何！况贵督大军未至，我岂能逡巡观望?’遂于十五日平明，拔队齐出，以步兵为前驱，攻江左之华军。无何，己夺防守船桥之一垒，然他炮台皆屹然完整，大岛始觉部兵之少，而他路不合之苦。适会是时，有立见、佐藤两军驰至平壤之北，遥闻炮声，又未接援攻之军令，因遂麾兵进逼。大岛亦闻其炮声，知北路业已开战，急于见功，愈益奋迅。徒以兵力不足，死亡渐伙，战至下午无奈退守原营。”注9大岛义昌因成欢之胜，滋长了骄傲情绪，而产生轻敌思想，颇“急于见功”，曾对立见尚文少将夸下“本旅团将以明日十五午前八钟时前后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的海口，结果事与愿违．遭到挫败，死伤累累。不巧“此日自午后四时，骤降大雨，士兵浑身淋透，雨水和伤员的鲜血混在一起流淌，满地皆红。”注10混成第九旅团的营地到处呈现出—片凄惨的景象。日本诗人杉浦梅谭不禁为之发出“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注11的哀鸣。

在这次战斗中，清军以两千二百人对三千六百敌兵，拚死搏战，取得了重大战果，这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船桥里之战，是甲午战争的陆战中打得最好的一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注12其中，兵步大尉田上觉、町田实义、林久实、炮兵大尉山本忠知、步兵中尉今井健、细井有顺等六名被击毙，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第二十一联队长西岛助义中佐受伤，炮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永田龟少佐、步兵大尉若月曾一郎皆重伤垂毙。“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第十两个中队，军官全部战死或负伤；第四中队，除柴少尉以外，共他军官或死或伤。”注13可见，日军所受打击之沉重了。

平壤西战场的战斗开始的时间较晚。担负平壤西线进攻任务的是日本第五师团主力，有五千四百余人。因在黄州十二浦渡江而耽误了时间，故比预定时间迟三、四小时才到达指定的作战地点。

先是在九月十一日，野津道贯中将将师团主力分为四队，分批渡江：以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一分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为前卫，第二十一联队长富冈三造中佐为司令官；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一分队为左侧卫，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今田唯一少佐为司令官；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为独立骑兵部队，骑兵第五大队长木村重为司令官；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及卫生队为本部，由野津直接率领。且规定诸队的行军日程。是日，前卫一队至十二浦，先渡大同江。此处江宽约一千五百公尺，水流湍急，渡船往返一次，需数小时，每次所渡人数十分有限。直至十三日，部队才全部渡完。在师团主力等待渡江期间，日军劫持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而来的中国商船，师团参谋福岛安正从船上搜出一封密信，原来是大孤山清军守将致书丰升阿告知刘盛休等即带队来援平壤，略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注1于是，福岛安正一面急报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中将，以进行截击；一面向野津师团长报告。野津虑部队后期，将给作战带来不利，便不等后队赶到，先行进发，这才干十五日上午七时赶到沙川。及至进到预定的阵地山川洞时，已是上午八时许，比开战时间晚到了整四个小时。

师团到达山川洞后，野津道贯知清军已做好防御日军进攻的准备，使命令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内定矩少佐，在右方高地架炮轰击。清军也在中城之苍光山连连回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步兵第十二联队长友安冶延中佐率领所部第二大队，由江西大道前进；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今田唯一少佐率部占据甑山大道旁之高地；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长松本箕居，自山川洞向正前方前进，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之第五，第六中队，自高梁地间前进至距清军堡垒四百步处，渡普通江，向平壤中城的西北城墙堡垒进击。城内清军奋力抗御。盛军在左，芦榆防军在右，向进攻的敌人猛射。相持许久，“两军铳击益炽”。野津登高遥望，见攻击难以奏效，便下令说：“白昼进兵不便，即命两队长暂退居要地。”注2正在此时，忽有清军骑兵队从中城奔出，突向敌阵。日军占据有利地形，以炮兵与步兵配合射击，火力甚猛，而清军骑兵目标太大，不适于向敌阵夹击，纷纷落马。清军又第二次派骑兵出城作战，牺牲仍然很大。据日方统计，清军骑兵队两次冲击，有二百七十三头战马被击毙，士兵则牺牲一百三十余名。注3清军见出战不利，便依靠堡垒坚守，位故人不敢渡普通江。据参加此次战斗的一位盛军官员称：西北一路，清军“死力拒守，如铁壁铜墙”注4，终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野津道贯派落合兼知步兵大尉侦察清军动静，归报说：“清兵犹在，阵地不动。”此时中午已过，野津不知其他战场的情况，所收到的报告都说；“敌兵善战，平壤防守甚固”，于是与师团参谋长上田有泽步兵大佐、参谋福岛安正中佐等相商，而皆一筹莫展。野津忿然作色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竞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巳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注5于是，下令停战，以待明日。两军遂处于休战的状态。

平壤北战场是平壤之战的主战场。此处，日军集中了它进攻平壤的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包括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共达七千八百余人。按预定计划，两支队于九月十五口拂晓时分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堡垒展开了钳形攻势。

九月十三日，立见尚文少将已率部抵国主岘高地，此处距平壤城仅五、六千公尺，牡丹台近在眼前。中日两军阵地，由大同江的一条支流合井江隔开。是日，立见少将闻炮声来自船桥里方向，仍按兵不动。十四日，派一等军曹西冈逸太郎驰往混成第九旅团本部，向大岛义昌少将报告情况。至日暮时，元山支队的使者亦到报告支队已进据坎北山。于是，大岛少将决定：“元山支队宜及晓先率众攻敌左翼堡垒，朔宁支队宜逼其侧面。”朔宁、元山两支队皆按计划等待明日之进攻。进攻前，元山支队长佐藤正步兵大佐送信于立见，告以明日从清军左翼进攻并岘高地之堡垒，并问朔宁支队如何行动。立见答以：“明朝贵队宜以敌垒侧面炮击之；朔宁支队今夕以一点钟聚集，在侧面攻坎北山南垒。”注1防守玄武门外的清军也有两支：一是左宝贵的奉军三营，其营官分别是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和守备杨建胜，守卫平壤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计一千五百人；一是江自康仁字两营四哨，由江自康本人、记名提督谭清远及游击潘金山分别带领，防守箕子陵一带，计一千四百人。两军人数共为两千九百人。若将双方兵力作一对比，可知日军进攻部队的兵力是清军的二点七倍，相差极为悬殊。

十五日破晓前，朔宁支队自国主岘营地出发，过合井江，进至距清军最东堡垒五百公尺之兴浮洞高地，并架设山炮。从平壤玄武门外的形势看，并岘高地在玄武门之正北，适为牡丹台与箕子陵以北之要冲，也是清军布防的重点。“清军新筑造堡垒，以严防御；若非拔井岘山，不能入平壤城北。”注2因此，并岘高地附近的堡垒成为日军首先攻占的目标。晨五时许，立见忽闻西北方向响起炮声，知是元山支队发起进攻，便下令向并岘高地东侧清军外重三垒之中垒进击。此时，清军内外两重堡垒之西垒，皆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向进攻的日军射击，“其势猛烈，锐不可当”。注3立见尚文见攻击清军中坚之法难以奏效，便决定改变战术，将部队分为左右两翼，以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为左翼，由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率领，沿大同江北岸丘陵前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步兵第小二联队第一大队为右翼，由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率领，沿元山大道向南穿过丘陵西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中垒。

与此同时，元山支队也正向井岘高地西北侧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发起猛攻。在此以前，支队长佐藤正先召集各队长会议，研究进攻的部署，并发布如下之命令：“支队即时宜以左翼攻井岘山，第一大队长（石田正珍少佐）宜与[第]五个中队合为射击部队，助支队前进路；第三大队长（牛岛木蕃少佐）宜自江东桥店西方迫敌左翼，攻最近堡垒（即外重堡垒之西垒）；第二大队（大队长门司和太郎少佐）宜继第三大队后；工兵第三大队（大队长佐川耕作少佐）及骑兵小队，宜聚集坎北山背后，炮兵宜直射击敌军。”破晓前，炮兵第三联队第三大队长迫水周一少佐，已率部将十二门山炮排列于坎北山南麓，正与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相对。晨五时正，佐藤正下令发射进攻平壤城北的第一炮。于是，“左右两队鳞次射击，清兵亦发炮，山鸣谷应。”注4佐藤支队长正在指挥之际，忽有一颗弹丸飞至，击中其前额，只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佐藤侥幸未曾丧命。

在日军的左右夹击下，清军的处境十分困难。清军防守平壤城北的部队虽有两支，但日军却集中兵力进攻左宝贵的奉军。而奉军防守城北的兵力仅一千五百人，还不到日军进攻城北的兵力的五分之一。左宝贵身为清军的高级将领，处此危境，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

左宝贵（一八三七——一八九四年），字冠廷，出生于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原籍山东省齐河县，其先祖于乾隆年间迁居费县地方集（今属平邑县）。他继承了回族人民的尚武精神，“性勇敢，多大略”。后投身行伍，积功至总兵。“治军严肃，重文士，爱材勇，有奇技异能音辄罗致之麾下。功不各赏，罪不私刑，士乐为用。”他还十分关怀部属，“在军中与兵勇同甘苦，部下有受伤残殁者，皆以私财豢养其家属”注5，故深为部属所爱戴。此次统兵援朝后，以昼夜操劳，突患“右偏中风”注6之症。他以为“奉旨御寇，力即不及，义不可挠”注7，仍力疾视事，筹备战守。八月下旬，叶志超至平壤，曾有退兵之议，亦有随声附和者。左宝贵怒斥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日军既以朔宁、元山两支队合攻平壤城北，因“素惮其威名，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注8，遂暂不与江自康军相接，而集中兵力专攻左宝贵军。左宝贵见大敌当前，情况危急，便激励将士说:“吾辈安食厚禄重饷数十年，今敌失约背盟，恃强侵犯，正好愤忠义，扫尽边氛，上纾九重东顾主忧，下救万民西奔之苫。社稷安危，兆在斯时！进则定有异常之赏，退则加以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至，富贵功名，彼此共之。”注9将士们无不感奋，应声争进。

但是，日军以其兵力占绝对优势，向清军外重三垒猛扑不已。左军奋勇抗击，日军久攻而未下一垒。六时，元山支队第一大队长石田正珍少佐重新布置所辖之五个中队，命第一、第二两个中队排列于坎北山南麓，第三中队进至义州大道坎北院前，第四、第五两个中队位于义州大道西侧，以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但因相距甚远，弹丸力不能达，毫无效果。石田少佐遂将第四，第五两个中队委于第二大队长门司少佐，自率第一、第二、第三中队而进，并命第一、第三两个中队占据义州大道西方高地，第二中队占据江东桥店前高地，以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和中垒，掩护第三大队进攻。第三大队长牛岛木蕃少佐则率三个中队自清军左翼进，攻击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此时，突有清军四、五哨上前迎击，掹放排枪，外重之西垒也频频发炮支援。日军势将不支，又以第十一，第十二两中队进行突击。清军英勇抗击，杀伤过当，日军第十二中队长品川大尉亦在此时被击毙。但日军自江东桥店前之高地连放榴霰弹，“弹无空发，皆裂于营中”，“清兵苦日兵榴霰弹破裂，将避”。六时五十分，日军趁此机会，以第一、第二、第九三个中队向清军外重堡垒之西垒突击，遂夺之。外重之西垒既失，内重之西垒便突出在外，七时十五分，石田少佐亲率第二中队急突击之，内重西垒之守兵“不能支，弃堡垒而遁。”注10于是，奉军左翼的两座堡垒皆被敌攻陷。

当元山支队进攻奉军左翼两座堡垒之际，朔宁支队也正向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和中垒发起猛攻。立见尚文少将原先命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率部进攻清军右翼，以第一中队长神大尉为前卫。但是，神大尉在行进中失路，与右翼之富田少佐部队相合，山口遂改命第五中队长小仓信泰大尉为前卫。山见少将知不夺取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便不可能接近牡丹台，遂命旅团副官桂大尉至前卫部队指挥。桂大尉即率小仓的第五中队和中间德次郎中尉（代理中队长）的第七中队共进，向外重之东垒冲击。

只见垒内“时有一缕烟氛，如墨冲天”，随之“平壤牙城（玄武门）亦烟腾，盖清兵扬狼烟也。”这是清军炮兵发炮的信号。“既而炮声俄起，响声如雷。小仓大尉与第七中队长代理本间中尉共进，近清兵，俄命突击之。清兵小部队坚守不动，本间中尉以下二十余人死之。”桂大尉麾众而进，清军小队被围，虽奋勇搏战，终因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垒内清军坚决抵抗，枪炮齐鸣，“弹丸雨注，勇不可当”。注11日军依仗人多势众，向堡垒发起冲锋。清军将土誓死以战，跳出堡垒，与敌人展开肉搏。五十余人决心与堡垒共存亡，宁死不退，全部战死在阵地。在日军方面，桂、小仓两大尉亦皆被伤。七时三十分，日军终于冲进了清军外重堡垒之东垒。

在此以前，日军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已率队逼近清军外重堡垒之中垒。富田先命炮兵轰击清垒，清垒不应，似“阒无一人”。富田便以铃木直义大尉率第二中队进击。铃木大尉率队刚进至低地，埋伏于附近高地的清军，骤然鸣枪，飞弹如雨。原先极为寂静之外重中垒，“至此俄张气势，炮如飞霰，（与）高阜清弹交叉于中队头上，兵皆伏地”注12，死伤甚众。此时，富田少佐急命大野齐大尉率第三中队进援。大野在铃木中队之右侧展开队伍，向高地清军射击。立见尚文又命炮兵第一中队长山名有友大尉在与清军“相距八百公尺的高地布置火炮阵地，不断发射榴霰弹，支援冲突清垒之富田少佐。”注13占据高地的清军仍顽强抵御，“与垒兵合力战，见日大队渐进，连激射之，其势若猛雨骤至”。注14但是，日军的山炮榴霰弹频频在清军阵地和堡垒上爆炸，使清军伤亡殆尽。

同时，富田又命四个中队发起冲锋。到上午八时，清军内重堡垒之东垒终被敌人攻陷。

先是在元山支队攻陷清军内外两座西垒之后，佐藤正大佐即命令石田正珍少佐率第—大队进攻箕子陵之清军。石田命第五、第九两个中队攻击箕子陵的正面，第八中队的两队从侧面以火力掩护。江自康的仁字营“尽力铳击，其弹丸为十字火注”。注15在清军的交叉火力射击下，日军伤亡不少。石田大队先利用侧面进攻以分散清军的力量，然后实行正面突击，使清军陷于困境。此时，江自康见势不敌，而且“子弹已完”，便“先自撤队”。注16于是，箕子陵亦为日军所占领。

至此，平壤城北的四座堡垒及箕子陵阵地，已全部落入敌手。

于是，立见尚文便将朔宁、元山两支队合并，重新部署兵力，分为三队：山口圭藏少佐率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进攻牡丹台外城；富田春壁少佐率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进攻城后的高地；佐藤正大佐督第十八联队第二、第三两个大队，自牡丹台侧绕险隘出于牡丹台护墙背后。然后，三支部队从“三面以合击之”。牡丹台号称“天设险堑”，“巍然屹立于平壤城北角，截然临大同江”，“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掩蔽极坚固”。注17日军虽从三面向牡丹台发起猛攻，但“因清军固守，而攻取匪易”。注18牡丹台配备有野炮三门，以及速射炮和七连发步枪，火力很强，日军伤亡甚重，难以接近台前。原朔宁支队的一个炮兵中队和元山支队的一个炮兵大队，本来布置炮列，专向玄武门排击。“时见步兵苦战，欲援之，急转其炮口，以炮弹连发牡丹台外城。其弹轰坏牡丹台胸壁，清兵多杀伤，且坏裂速射炮。”注19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其步队乘势蚁附而上，牡丹台守军终于不支。八时三十分，日军攻上了牡丹台。

日军占领牡丹台后，即将山炮队移于牡丹台上，对玄武门及全城都造成了极大威胁。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陷敌，知势不可挽，志在必死。往日，他“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至是，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注20部下劝他换掉翎顶和黄马褂，以免敌人注目。左宝贵回答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注21当时有一门大炮，原“由出洋肄业之某学生管理，未几中炮而殒”，于是他“亲自燃点”注22，先后发榴弹三十六颗。营官杨建胜“劝其暂下，宝贵斥之”。注23激战中，左宝贵已受枪伤，犹裹创指挥，誓死抵御。部下将土见状感奋，无不英勇搏敌。日军富田大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向玄武门冲击，清军则以泥土坚塞城门口，拚死防战。“日兵三突之，清兵三退之。”注24“敌军披靡，相顾失色。”注25日军炮队在牡丹台“瞰视此状，故连发炮，霰弹聚中玄武门城楼，城墙崩碎”。“城门碎坏，唯见四柱耸于半空”。日军遂“乘势越玄武门胸壁跳入壁中，直夺其门以开之”。注26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本“先中两枪，仍在炮台指挥。复被炮中胸前，登时阵亡”。注27“黑云萆山山突兀，俯瞰一城炮齐发，火光所到雷础尝，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注28他将鲜血洒在玄武门城头，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左宝贵牺牲后，光绪皇帝亲作《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表示极度的痛悼。“本期痛饮黄龙府，不意难回落日戈。”注29人民既无限崇敬他的爱国精神，又为他的抱恨牺牲而惋惜不已。时人有数语以评之；“见危授命，血战捐躯，生气懔然，临大节而不可夺。”注30可谓恰当之论。

继左宝贵之牺牲，奉军的三个营官除守备杨建胜重伤断腿外，副将杨建春和都司徐玉生先后中弹阵亡。尽管如此，奉军依然不屈。有数百土兵仍“据高壁，飞铳如骤雨降，不可向迩”。还有部分奉军土兵骤集于乙密台，“自楼橹左右壁眼频放铳”，顽强地进行抗击。日军步兵第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冲进玄武门外门，伹聚集一起，处境甚是不利。“忽有一弹丸飞中神田中尉，再有一弹中上等兵译村宽次，二人皆死。”注31此时，日兵仅余二十七人陷于苦战之中，赖牡丹台炮兵助之，勉强支持，仍无法突进内门。立见尚文见一时难以攻进内城，便派飞骑传令，命进入玄武门的部队悉撤至城北高地，以观清军动静。这样，玄武门的战斗也随即停了下来。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特别是平壤西、南两个战场的形势很好，日军之进攻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共死一百八十九人，伤五百十六人”注1，合计七百零五人。而清军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远少于日军。日军所携带的口粮及弹药已将告罄，而且皆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如果身为总统的叶志超下决心坚守，并能够坚持数天的话，不但战事当有转机，而且日军将无力再次发动进攻，只能不战而退。

但是，叶志超此时却完全丧失信心，他召集各统领商酌：“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注2诸将皆无异议，惟马玉昆仍主抵御，抗言曰：“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注3叶默然，卒不听。又商之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亦只好听任之。下午四时许，遂以闵丙奭的名义，派一朝鲜人冒雨送书于日军元山支队阵中。佐藤正大佐接书读之，其文曰：“平安道监司闵丙奭致书于大日本国领兵宫麾下：现华兵巳愿退仗休让，照诸万国公法止战。伏俟回教，即揭白旗回，望勿开枪。立俟回书。”注4佐藤正又付之传令骑兵，送达于朔宁支队立见尚文少将。立见阅之未毕，已见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等处皆已悬白旗。

于是，立见少将一面命元山支队至七星门外，一面亲与旅团副官桂大尉共率一个小队下牡丹台，入玄武门而至小窦门外，要求门内清兵打开城门。以言语不通，桂大尉即用铅笔在纸片上写道：“若降服，可允。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注5自门隙递于门内。清兵亦书于纸上答以：“降雨甚（大），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注6立见少将知清军今夜必逃，因发布命令：“今夜须严警戒，以要击逃兵。”注7是夜八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先已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趋夜而退。因事出匆忙，未能周知，加以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或自七星门、静海门蜂拥而出，或由城墙攀越而去；或取甑山大道而走海岸，或由义州大道而向北奔。而日军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部队则埋伏于甑山大道，以截击撤逃的清军。自十五日晚间八时至翌日拂晓，清兵络绎不绝，急奔直冲，欲开遁亡之路。无奈日军枪炮排击，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注8据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说：“阴云密布，大两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土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注9天明后，日军巡阅战场，仅箕子陵附近。二三百步间，清兵人马尸体，累累如山，埋没道路，溪流为红。其尸体最为密集堆积者，在五十步以内伏尸百二十，毙马三十头，互相枕藉”。注10据统计，仅仅在此一夜之间，清军在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一千五百余人之多。并有六百八十三人被俘。其中，有一百一十九人系因伤被俘，二十五人伤重而死，三人病死，四十七人因企图逃跑而被敌人枪杀。注11平白无故地丧送了差不多五个营。

九月十六日拂晓，立见尚文率朔宁支队，佐藤正率元山支队，自玄武门进入平壤牙城。上午七时，野难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部自静海门进入平壤内城。至上午十时，大岛义昌才知平壤已陷，便率队由朱雀门进入城内。此时，平壤城内早已无清军一兵一卒。平壤本是计划中清军进兵汉城的基地，不仅工事构筑坚固，而且军储甚厚。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三十五门，步骑连发枪五百五十支，后膛单发枪及其他枪六百一十支。炮弹七百九十二发，子弹五十六万发，行军帐篷一千零九十二顶，军用锅三百五十四口，各种粗细杂粮四千七百石，大车一百五十六辆，乘马及驮马二百五十匹，金砖四十三公斤，金锭等五十三公斤，银锭五百四十公斤，以及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注12清军经此次平壤大挫，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了。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其意义及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各有其有利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当时不仅是力量的对抗，也是意志的较量。清军平壤之败，与其说是败在力量不敌，不如说败在战争指挥者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勇敢精神。

日军之发动平壤之役，是带有很大的冒险性质的。日本政府为消除国内日益滋长的厌倦战争的情绪，并避免西方列强插手，非常急于发动这次战役。“对于日本来说，尽快地有机会获得一次重大的胜利，无沦是从不给予欧美各国以干涉的时间来讲，还是从使国内的人心统一到战争上来并维持下去来讲，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日军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这次战役的。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于平壤之战的前两天到达汉城时，即向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注1虽说是为了激励日军将土发扬武士道精神，却也透露了他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并无绝对的把握。日本第五帅团长野津道贯中将在进攻平壤受阻之后，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悲愤情绪说：“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他是做了万一失败的思想准备的。

野津道贯在第三师团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主要以第五师团进行平壤作战。八月底，师团主力离汉城北进，几乎是倾巢而出，汉城附近的兵力已所剩无几。据统计，汉城城内有步兵一个大队和骑兵一个中队，城外龙山有步兵一个中队和骑兵一个分队，仁川有步兵一个中队。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日军仅有步兵一千二百余人，骑兵三百余人，合计才一千五百余人，基本上没有多大的防御能力，而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和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所率领的第三师团，在日本舰队的护航下，却迟迟于九月十二日始从海路直接送运至仁川。“在当时北洋舰队主力完整无缺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一种赌注。”注2不仅如此，如果在九月上旬趋汉城空虚之际，清军以五、六营至十营兵力，在北洋舰队的全力护卫下于仁川登陆，突袭汉城，必可成功。日军北上部队后路既被切断，后援不继，势难坚持下去。

况且日军的北上部队是分路行进的：混成第九旅团从开城北上，朔宁支队从朔宁进兵，元山支队从元山西进，第五师团主力从汉城出发。在半个月的行军过程中，作为师团长的野津道贯根本不可能及时掌握各支部队的情况。各支部队都是单独行动，而且由于道路险阻，行军极为困难。例如：混成第九旅团从凤山到黄州府，必须经过舍人关之险并渡过赤壁江，而对于平壤以内的重镇黄州，清军并未派兵严守。朔宁支队进至三登县南，须渡过水深流急的大同江支流柳绿河，但仅抢到两只渡船，从头天中午到次日拂晓，经过整整十六个小时，朔宁支队才全部渡到对岸。第五师团主力从十二浦渡大同江，一连三个昼夜也未全部渡完。对这两处险要的渡口，皆无清军击日军于半渡。元山支队从元山到阳德，“本道有马息岭、飞虎岭，颇险隘；文川道有留去岭、麒麟岭，亦险峻。

风雨如注，或桥绝阻行，或崖崩压杀兵卒，或马僵浸粮食于溪水。其运炮送粮，马痛人疲；搬弹中马发蹄炎毙者相踵。”注3如果清军掌握日军的这种情况，而釆取正确的战术，集中兵力对敌人实行各个击败，歼其一支或二支，那末日军就会有完全失败的危险。对于日军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匮乏。由于朝鲜人民对日军侵略的抵制。日军在朝鲜征集粮食是非常困难的。

混成第九旅团前锋抵金川露营时，“雷雨大至，入夜不止，军无雨衣，将土皆立两中，且乏粮食，每人一日之粮不过米四五合而已。所至村落，征发食物，才得疗饥。”朔宁支队也“苦粮乏”，当其抵新溪时，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啜粥者数次”；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幸亏“腰载干饭，仅免于饥”。注4元山支队到达阳德后，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师团和其他部队一样，“粮食极缺，师团长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注5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末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注6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所有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日军之进行平壤作战，是带有很大程度的军事冒险性质的。如果中国方面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次战役是有可能打好的。伹不幸的是，中国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中国方面的失误，就其最主要的而言，有以下五点：其—，长期没有任命具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了“有将无帅”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各方面都寄望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也希望他能够出来，并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一职。早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令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注7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注8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这次告急，马、左欲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注9直到八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孚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注10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注13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八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九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注14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宣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注15马玉昆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注16只是在严旨的督促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又决心不大。恰好率鸿章来电告以：“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后路，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注17此电正合叶志超之意，遂调各军回营。日本军事评论家曾对清军派兵南进之举给予肯定的评价，指出：“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敢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注18此论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清军果能对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清军并未从战术的高度自觉地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法，派兵南进也只是单纯的截击。唯其如此，李鸿章和叶志超既惑南进成功的可能性甚小，又怕后路被敌包抄，只有坚匿平壤之一法，仍回到消极防御的老路上来了。

其五，主将的失败主义导致清军的平壤溃退。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决心。先在成欢之战时，他率一军撤至公州，使守卫成欢之聂士成军为之削弱，即已铸成大错。及至抵平壤后，更是丧失信心，提出撒军之议。因遭到左宝贵等的反对，也知朝廷不会批准，此议始寝。他见退兵不成，又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注19后被派为清军总统，仍“奏请开缺就医”注20，而朝廷则多方慰勉之，谕其“毋庸开缺，在营安心调理，一俟痊愈，即统帅全军合力进剿”。注21叶志超本应义无反顾，激励将士拼死搏敌。果能如此，则平壤之战局或尚有转机，起码不会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因为经过九月十五日一天的激战，平壤南、西两个战场都打得很好，北战场虽然失利，敌人也只是突破玄武门的外门，一时尚难进城。此时，大多数日军皆一日未曾进餐，又饿又累，疲惫万分，已不甚任战。兼之雷雨交加，更不利于日军作战。如果叶志超下定决心抗战，重新调集兵力从北门反击，不仅可把敌兵赶出玄武门，而且夺回牡丹台和其他几个堡垒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叶志超却下令逃跑，使清军遭受到惨重的损失。有的日本历史学者亦认为：“清兵仍然有继续战斗的可能性。但是，总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招致了大溃退，使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就占领了平壤。”注22对于清军在平壤的大溃退，叶志超是应负主要罪责的。

叶志超逃到安州后，又重演成欢之战谎报军情之故技，上奏朝廷：“倭人遽以三四万之众猛扑环攻”，“苦战五昼夜”，“子尽粮绝，退出平壤”。注23朝廷又信以为真，降旨慰勉有加，称其”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故，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竟“加恩免其议处”。注24后言官揭发其捏造战功，清政府下令查办。又被“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注25，叶志超本人虽受到严厉处分，也是其应得之咎，但朝廷用人不察，以致造成平壤大溃退的严重后果，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卫汝贵则系受池龟之祸，被拿交刑部治罪。据刑部上报，卫汝贵之罪状有三：一、“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二、“克扣军饷”；三、“纵兵抢掠”。注26卫汝贵所统盛军纪律不严，事诚有之，然不能说就是“纵兵抢掠”。至于前两条，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指挥盛军在西、南两个战场激战，重创敌人，坚守阵地，是有战功的。共过有二：一是未能整饬军纪；二是不曾反对叶志超撤出平壤的错误决定。但若全面衡量，他还是功大于过的。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六日，由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将卫汝贵斩决。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功罪不辨，草率成案，处以极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