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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孙中山辛亥历程 武昌起义后向美求援被拒（第5页）

单取广东观察，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总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谭钟麟替换。他为李鸿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战争结束，他将34的士兵遣散，这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被遣士兵返乡亦难，最主要的出路，即为加入当地会党——三合会。长江中下游，则主要为哥老会控制。退伍士兵成为会党成员，清末之际，是其潮流。在乡间与城市，中国的底层社会，会党组织虽然秘密，却无处不在。

率领或者说雇用这样一支由会党成员构成的“军队”，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够的经费，而这正可对应广东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与华侨。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积月累，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史扶邻概而论之：“西方的渗透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

只是，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还是华侨，在中国传统等级结构里，基本上属于边缘集团。孙中山即为这一集团里的人物。但是，他天才地发现了华侨的钱与会党的力——两者能够缔结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后来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军队”不一样，它更类似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孙中山希望凭此力量按欧洲人的方式改造中国。

华侨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感关系结构。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广东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一般的规律：若以25岁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干10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回家乡娶亲；再过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庄建造房屋，只有过了最后10年，才可能再购置一些田亩，重返故乡安度晚年。当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国，成为华侨。他们在外的生存，相当艰难。孙中山曾谈及他的爪哇富翁朋友的一次耻辱的经历。这位富翁外出拜访朋友，耽搁得有点晚了，而且还忘了带通行证和灯笼。根据荷兰人的规定，没有这些东西，华人晚上不准到离家二三公里远的地方，但日本人却可以。因此，他不得已雇用一个日本妓女陪他回家。孙中山的结论是：“在爪哇，一位华人富翁比一个日本妓女还不如。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太软弱，不能保护住在国外的华人。”一方面，华侨因为居住国外，比一般中国人更理解世界大势；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清政府太弱而备感屈辱。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变革之心。孙中山是他们中的一员，更是其中的卓越之士，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回到历史现场，1894年的孙中山与兴中会，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会被意识到他们的价值。重要的是，他们为拯救中国的奋斗开始了。

百年后，我们来重新检视那段历史，套用当下的词语，“体制外”的孙中山以及他所在的阶层，在边缘，从社会底层开始推动的中国变革、由此进入现代化轨道，确需种种时势变化相助，才可能最终成功。换言之，研究中国如何现代化，辛亥何以革命，不理解英雄与时势之关系，无从索解。而所谓“时势”，对于后世读史者而言，在乎能否发现历史动力及其演变。这才是关键。

康有为的思想动员

逃至日本的孙中山，处境并不轻松。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中日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华侨自然恐惧被清廷悬赏1000元的逃犯孙中山所牵连。冯镜如与冯紫珊拿出500元，资助孙中山再次跑路。孙中山分给同伴陈少白与郑弼臣各100元后，拿着300元钱赴美。抵美不久，孙即将500元钱寄还日本冯氏兄弟。冯紫珊感慨：“初时以此500元作救国牺牲。不料中山迨后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处也。”

革命并不为个人谋财，即如史扶邻评价亦甚高：“我要特别指出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

清廷1000元悬赏缉拿的要犯，当然是重犯。孙中山从夏威夷到旧金山即被清廷密探跟踪盯梢，即使此时孙中山已经“易容”剪辫留须，“愚蠢地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这样一来，曾给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伪装也就不起作用了”。孙中山从美国去到英国，他的行程，甚至船号以及登陆地点，悉数传至英国的中国公使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公使馆秘密逮捕。经过14天关押，才得以脱险。随后，孙中山将此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般史论，这是孙中山成为世界性领袖的开始。对中国之外的人而言，此论成立。但是，对中国人，这还是需要时间才可能被认可的。而回到中国当年的历史现场，孙中山因英国人干预而脱难，甚至是一种耻辱。比如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即直接指斥孙中山：“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因为他是通过沙士勃雷伯爵（英国首相兼外务相）干预才从中国使馆获释的。”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暴得大名的显赫事件，但似乎这也成为康氏的宿命，鼓动舆论而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叙述康有为的思想来源，综其要点：一是以晚清的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是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以《孔子改制考》为例，历史学家李剑农论及：“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

“变”，是康有为思想的关键词。特殊之处在于，当康有为获得上书皇帝机会之际，史扶邻的评论是：“康有为就挑起了两副担子：他不仅想要改造中国，而且还想改造儒家学说。孙中山想通过将政权授予他那样有才干的新人和西方专家来拯救国家，而康有为的目的则在于使包括皇帝在内的传统知识界皈依一种新的、革命的、变革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修正者就承担起一项巨大的任务，它与崛起的革命党人的任务相比，并不容易。”

所谓时势，甲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开始用“革命”的行动来寻找古老中国变革之道，对应“体制内”的康有为，他掀起的是“变法”之舆论。历史之变迁，当然有明流与潜流，循此以观，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焦灯下的明星。若将后来形成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竞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演变的脉络之一，双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将康有为的努力视为体制内人士尝试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动员，似无不妥。作为康氏弟子，梁启超对“变法”的阐述直接明朗：“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

从结果看，梁启超之议似乎更具传播效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引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并不顺利。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虽流行一时，3年后却迅速被禁，连印版也被焚毁。光绪皇帝的老师，支持康有为一派的权臣翁同龢也要将自己与康说划清界限，称之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时为张之洞幕僚的章炳麟评论康有为，更是道出根本：“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对于甲午战争耻辱的回应，“变法”遂成潮流。若欲寻历史动力，失去对思想史演进的观察，将会茫然无措。1898年，变法之潮，终由思想动员而推进至清廷实际行动，康有为也由此一跃而成“政改”的操盘手与政治明星。只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世读史者，多易被传播规则制约，康氏光芒之下，无论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还是保守的变革者张之洞，都已逸出视野之外。但是，历史动力并不只是明星演出。

个案：秀才用兵

百日维新，103天的时间，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即告终结。细观当年，康有为所处清廷之政治情势，殊为不易。既有慈禧与光绪脆弱的双权力结构，也有积弊甚久的满汉矛盾与中央地方矛盾，看起来，康氏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结果，当然失败。戊戌变法之败，政治运作的代际传承关系崩裂，由中央控制的变革，不是不可能，也将艰难异常。所以，严复批评康有为是亡清260年社稷的人，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也为历史另开新面提供了机会。

有趣味的问题是，康有为甘心吗？或者说，他还有机会吗？

所谓机会，基于这样一种可能：只要光绪的皇帝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那么康有为就有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反过来说，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努力，即为保护光绪在位或者在世。这是康有为逃离中国后，两年多时间里的核心工作，史称“勤王”（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皇帝）。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曾租左斗山书店一家铺子为诊所，而左斗山书店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院万木草堂不到1公里，左斗山书店有翻译书，所以康有为常来光顾。孙康距离之近，超乎想象。但这种近距离，只是地理上的。孙中山得知康有为对西方文献感兴趣后，打算安排一次见面，但康有为通过中间人拒绝了，如果要见，则需递上门生帖。在各自人生道路尚未展开之前，阶级落差，即阻拦了两个广东人可能的交往。

维新运动过于短暂，康有为被迫迅速地离开权力中心，他亦如当年孙中山，逃亡至日本。这个时候，事实上，康有为如同他曾诅咒那些领导起义的“叛徒”与“土匪”一样，“他自己也被推上这条卑贱的道路了”。只是，阶级意识未必那么容易去掉，在日本他坚持拒绝与孙中山见面，虽然双方的日本朋友，如宫崎滔天竭力撮合。

除了潜意识里的阶级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或许是，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才是他的王牌，而如孙中山所愿，一旦正统王朝被推翻，这张牌以及他这个人，当完全失去价值。

从上层变革中国，与从下层变革中国的两种动力系统，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难以融合。

1900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之子为皇子，史称“己亥建储”。此举在所有人看来，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的目的，也可能确实如此。康有为以及他的“保皇会”不能再无所作为了。而且，此时，至少在对华侨的资金募集上，康氏一派完全超过孙中山。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全力支持弟弟革命的孙眉也将改变忠诚，他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梁启超在日本的大同学校读书。

这一年确实是多事之秋，历史学家桑兵将其政局分析为“鼎足而三”：北方拳变、东南互保与勤王运动。细察这场由康有为领导的勤王运动，颇有价值。革命的手段——暴力，断非一般人可以采用。所以，纵有“时势”之便，也未必能够产生英雄。

庚子勤王，一般述史者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唐才常的起事。唐才常与谭嗣同、毕永年是挚友，谭嗣同遇害后，异常愤恨。逃至日本后，唐才常倡议勤王，成为康有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日本时，毕永年极想将唐才常拉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但唐仍然选择了康有为。唐才常之所以不从好友毕永年之请，李剑农分析：“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

秀才权术演化成的江湖之道，由此便成为：大肆鼓吹之下，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各路豪杰的贪欲之心同步增长，其增长之快，又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毕永年为孙中山先生所招募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等一干人马，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兴中会而改投唐才常旗下。毕永年受此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去往浙江普陀寺出家。

这段勤王历史因其隐秘，长期未有清晰描述，历史学家桑兵耗10年之力，逐渐揭其面目。其中颇有能展示康有为实际行动能力的种种可乐之处。康氏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他指示总局建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三句话不离本行。

头巾气之外，最麻烦的是康有为毫无军事常识。桑兵在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里记录：“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用……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

更重要的战略选择，一般人注意到唐才常的失败，以为长江流域是勤王之战略要点所在，但实则康有为的重点在两广（广东、广西）。1900年，义和团事发，广东总督李鸿章征调入京，这看似广东有了机会，但康有为又犹豫于广东还是广西。迟疑之间，康氏海外所募30万元，用支无章，耗去大半。而被宣称为战略重点的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元，其中3万元还是最大的资助者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而保皇会仅分拨1万元。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苦等经费不至，失败就义。而两广起义，事未举，财已尽，当然失败。被财源**而改投康有为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几年后去到香港寻康索钱，被康有为直接告发，一怒之下，借来手枪，意欲杀死康有为，后来被阻未遂。由此江湖广泛传言，康有为借勤王敛财自支。而这与孙中山借用500元尚能迅速还款对比，格调高低，判若云泥。

游学日本与历史潜流

与康有为大事张扬而最终不举的勤王对应，1900年10月，极其艰难境况之下，孙中山领导下的惠州起义却爆发，而且坚持时间不短，虽然仍告失败，但取与康有为竞争的角度观察，孙中山领导革命，无论意志还是能力，康氏完全无可比拟。

在当时的粤督德寿的奏折与文告上，康孙并列，“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据此以观，李剑农先生分析：把“（传说里）红眼睛绿眉毛”的孙中山，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显然，有此比较，传统的阶级等级并非霄壤之别。所谓“变”，此亦为一例。而孙中山也说：“当初次之失败也（1895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情势已变。

体制内的康有为，只能依仗体制供给的资源以助变革，而当体制撤销对他的支持，事将不成。勤王运动，是一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