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第十一章 为君之道 厚德载物（第3页）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作为人类社会的领导者，是否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则是社会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邦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利用民心的人。

刘邦能高瞻远瞩，看清社会潮流，民心所向，识大局，懂大理，顺应民心，敢于前进。他深刻了解几百年的诸侯战争，特别是“苦秦苛法”给人们带来的沉痛灾难，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懂得“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便毅然加入了“诛暴秦，伐无道”的农民起义的行列。特别进驻咸阳后，并不贪图享受，而是“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招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刘邦的这些措施，不但深得人民拥护，由于秦官吏都能“案堵如故”，故而也得到旧官吏的拥护，因为不论是官是民，其心理都得到适当的平衡，而且不是强权压制所为，故“秦人大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并“争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这一用人策略，一下子就调动了绝大多数秦人官与民的积极性，化阻力为助力，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项羽、秦始皇的政策完全相反。正如英国学家汤因比先生所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的刘邦，把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强权政治的心理要求，刘邦恰是平衡人们这一心理的楷模。

古人说：“防盗贼易，防家贼难；防外贼易，防心贼难。”所谓的“心贼”，就是指人的心中欲望。这种欲望会伴随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膨胀。在这种心欲得驱使下治国是很难成功的。如果要治理好天下，必须首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斜的事，也没有上治而下乱的道理。

李世民曾对大臣们说过：“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像用刀割自己屁股上的肉，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肚子吃饱了，人也完蛋了。我每次思考那割股充饥的人，不是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自己内心欲望太强，野心太大，才招致灾祸。”

魏征接着说道：“古代那些圣哲的帝王，都是因为能充分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能回避身外之物的**。以前，楚国聘用詹何，向他请求什么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詹何说是修养身心的技巧。楚庄王又问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詹何却说：‘我没有听说身心修养好的国王却把国家治理得很乱。’陛下所说明的，实际上和古人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像人的耳朵喜欢听悦耳的声音，人的舌头喜欢品尝香甜美味，人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活动。但这些本能控制不好，也许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祸害人间。特别是那些对人财物具有支配权的经营者，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占有他人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的边沿。

有这样一个人禹作敏，是一个十足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十分精明的人，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然而，自从他把大邱庄人民领上了致富路，就一心想当“土皇帝”，结局十分可悲。他之所以栽跟头，就是“皇帝梦”，老在禹作敏的思想中作怪。什么都要他说了算，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结果闹出了人命案。他的聪明一世，却这样糊涂一时。而他这样悲惨结局的根源，就是没有把群众作为创业之本，没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

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子者为诸侯，得诸侯者为大夫。孟夫子的确是圣人，把管理和在企业为管理者的诀窍提炼得简约之极，其中关键便在得字。一个人无论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万事民为先。只有这样才能在稳定中求发展。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中国传统美德讲恕道，讲究“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讲，待人能宽容，能原谅人也是一种美德。待人宽厚是一种美德。俗话说：“君子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宽容得表现，也是人的一种美德，是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程度的外在表现。?李世民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自己的敌人，用和平的方式消灭了曾经与自己对立的人，这不能不让我们敬佩。

管理人才，犹如锻练身体也一样，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管得太死，人才就跑光了；管得稀松，团队精神就没了，一盘散沙，溃不成军。水太清了，养不成鱼；水太浑了，同样养不成鱼。

贞观年初，由于突厥人多次侵犯大唐，使得多次和谈都无果而终，让李世民十分不快。没过多久，突利可汗和颉利可汗又联合出动10万骑兵，入侵泾州京师长安宣布戒严。李世民急命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率兵抵抗。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军队抵达渭水，派心腹爱将执失思力进京拜见李世民，想探听虚实。

李世民身穿盔甲，跨上御马，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出城拒敌。颉利可汗正端坐营中，等待执失思力的汇报，忽然军校进来报告：“唐朝天子来见可汗。”颉利马上出营迎接，一见面，李世民就大声说道：“颉利可汗!我与你在豳州约定，双方不再侵犯，你却背信弃义，屡次犯边，我正要兴师问罪，你却引军深入，莫非前来送死吗?”

颉利可汗见唐太宗威风凛凛，义正辞严，吓得连话也说不清了。唐太宗又用马鞭指着天说：“太阳在上，我没有辜负可汗，可汗却辜负了我，辜负我就是辜负天，试问可汗该当何罪?”望着如狼似虎的唐军，听着动地战鼓，看着连天旌旗，颉利可汗面色如土，当时就勒马回营，闭门静守，不敢再有侵犯。

虽然吓退了颉利可汗，李世民依然骑在马上，凝视敌方。萧璃怕李世民轻敌，发生意外，拉着马苦苦劝告，坚决让他回去。李世民悄悄地说道：“我早已深思熟虑好了。这次突厥大举南侵，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朝有难，新皇即位，不想与他们打仗。我如果表现软弱，闭城不出，他们就会纵兵抢掠，到那时就麻烦了。我之所以轻骑独出，前来问罪，就是想扬我军威，吓破敌胆，迫使他们与我和谈。你看着，突厥人过一会儿就会来和谈。”

果然，没一会儿，就有突厥使臣前来谈判求和，李世民又斥责了几句，来人俯首听命，点头称是。唐太宗就答应和谈，限定第二天订立盟约。第二天，李世民如约到城西会见颉利可汗，双方在便桥上，宰杀白马，饮血立盟。盟约订好，双方军队各自退回。一场血战就这样避免了。

萧弭又来请教李世民：“前几天没和突厥和谈时，众将士请求出战，只有陛下不同意，我们觉得很奇怪。不久，突厥兵自己退去，陛下用什么办法能如此神机妙算，料事如神呢?”

李世民说：“我发现突厥的军队，人数虽多，但行动不一。君臣上下见钱眼开，利令智昏。当他们请求议和时，颉利可汗一个人在河西，他的部将大多数都来拜见我，如果我设宴招待他们，把他们灌醉了全抓起来。同时发兵袭击突厥大营，再派长孙无忌、李靖在豳州埋伏截断他们的退路，管教他们全军覆没，片甲不留。一不过由于我刚刚即位，国家没有安定，百姓也不富有，一旦与突厥交战，积怨必多。所以我调动大军却备而不战，赠给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这就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李世民这样做，不但是给颉利可汗一个下马威，让他自己觉的心中有愧，而且也保护了自己的子民，一举两得，真可谓是明智之举。

得饶人处且饶人，李世民在这件事上做的恰到好处，达到了绝妙的效果。由此看出，过与不及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而，做事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恰到好处。处理人际关系也一样，太亲密了，物极必反，有可能反目成仇；太远了，形同陌生人，没有任何亲情、友情，关系照样处不好。

作为企业领导，对自己部下的管理，也应采取把握分寸。宽严有度的用人策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该宽容的就得宽容，该严格的就得严格。小节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含混处理，效果最佳；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效果最好。

所以，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口蜜腹剑，不要无所事事挑起事端，要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容难容之事，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渡难渡之怨。

戒骄戒躁防微杜断

一瓶水不响，半瓶水晃**，骄傲自满，是成功人士不断发展的拦路虎。而一个真正廉洁的人，一个真正超越功名利禄的人，是不会到处炫耀自己功绩的。只有那些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完美无缺的人，才会四处炫耀自己的功绩。

封禅是历代王朝的大事之一。朝廷每年为封禅往往会就会劳师动重，不惜重金大整大修一番。贞观年间，文武百官请求唐太宗到泰山去封禅，李世民起初并没有答应，但是随着要求封禅的人越来越多，他逐渐有点心动了，终于决定举办封禅大典。魏征得知李世民的这个决定，极力劝阻。

魏征回答说：“陛下英明伟大，功德盖世，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您的恩德；您的品德高尚，施恩泽民，可是您的恩泽并没有散布到全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身上。“中原虽然安定，但并没有使每个人都安居乐业；蛮夷虽然仰慕您的仁义，可您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使他们心悦诚服；吉祥之气虽然已经降临，可是国家治理还没有尽如人意，天灾人祸不时地发生；今年的粮食丰收了，可是国家的粮仓还没有完全充实。以上这些，就是我认为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的理由。”

魏征又接着说到：“我现在不能用深入浅出地说明其中的道理，只能用人作比喻给陛下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人，患病生疮历时十余年，疾病刚刚治好。按道理说，他是个健康人，应该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可是，由于瘦得皮包骨头，体弱无力，让他扛1石米，一天走上100里，那显然是做不到的。”

“隋朝造成的祸乱并不止10年，陛下妙手回春，医好了国家的疾病，使国家恢复了元气，但并没有完全富强起来，战争造成的疮疤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如今您要向天报功，我觉得很不合适。”

“况且陛下去泰山封禅，要经过许多军事要塞和荒凉地区，那些地区的官吏和百姓都要为此事奔忙筹备。由于洛水、伊水泛滥成灾，造成泰山周围地区一片汪洋，人烟稀少，听不到鸡犬之声。道路萧条，商旅不行，让大队人马在这里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怎么能把蛮夷的首领引来，向他们展示我们国王的虚弱呢?国家就是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也不能满足穷人生存的要求；连年征发劳役，又不能支付老百姓应得的报偿。如果将来发生水灾、旱灾，那些庸俗无聊的刁民肆意议论，无事生非，到那个时候，陛下恐怕要追悔莫及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许多人都这样认为。”

后来，李世民想通了，觉得魏征说得有道理，也就放弃了封禅的愿望。

“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这不仅会发生在唐太宗身上，我们的一些干部也有的不由自主。认为领导得要高人一等，保持距离，摆官架子，对下属趾高气扬，对百姓不屑一顾。“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如果我们高高在上，只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因此，我们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居庙堂之高更忧其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安不忘危，戒骄戒躁，在勤勉实干中把握发展机遇，在孜孜奋斗中实现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