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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君臣之道水舟之间尔（第3页）

这个比喻实在很形象，对当时初登大宝的李世民来说，能有这样的远见，对其治国方针，无疑是大有影响的。李世民二十九岁登上皇位，当时，由于隋朝的横征暴敛引起了人民的激愤，纷纷起义反叛他，全国各地都尚处在战争的阴云中。人们妻离子散未聚，而又逢霜灾，米价昂贵，加上突厥侵扰边境，各地州县都骚乱不安。李世民对此十分忧虑，对治理好一个偌大的国家似乎有些儿不够自信。那时候灾荒十分严重，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石一带，一匹绢才能换一斗米，人们有的以卖孩子来换取粮食。

李世民年轻心急，想很快就能把国家引入正轨，为此多次召集大臣商讨治国之策，而大多数臣子都认为天下大乱之后，社会秩序败坏，难以快速治理。李世民听了之后心情很是沉重。这时魏征却站出来对李世民说：“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这就像饿极了的人，更容易满足于食物一样。人民饱受隋朝暴政压迫和战乱之苦，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就像饥饿的人，是很容易知足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很兴趣，便问他：“古人说，善治国者，亦须百年，才可以达于天下太平，你认为很快可以治理，有何依据?”魏征答：“百年而治不是指圣哲而言，若圣哲施行教化，犹如发出的声音，马上就有回音一样。只要全国朝野上下同心，一年之内就有成效。三年成功，并非难者。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陛下静以待民，不予征徭，人民安静，国家则不治而治。”

老臣封德彝闻言，立即站出来反驳魏征，说：“三代以后，人心日益奸诈刻薄，所以秦朝专重刑法，汉朝杂以霸道，它们并非是不想教化，只是因为欲教化而不能。魏征想用对百姓放纵的办法来达到天下迅速治理，不过是书生之见，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然败乱国家。”

对于封德彝的批评，魏征先引证史实加以反驳，然后总结说：“凡人在危困之时，则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则思安定；思安定则易于教化。如果说三代之后，人心日益刻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人岂不都变成鬼魅了?还谈什么治理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但仍不服气。魏征又说：“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政策好则效果好，政策不好自然治理不好。”

在这场辩论中，封德彝单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而魏征则兼顾到统治者和人民两方面的利益，他不仅仅是看到眼前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问题。魏征尊重百姓的主动性，人心思治，上下同心，积极主动。一方面统治者不制造战乱；一方面，人民都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很快就可以达到。如果统治者为了私欲而大肆挥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或者发动战争，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重负，再顺从的百姓也会揭竿而起。

李世民毅然决定采纳魏征的意见，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李世民处处以民生为己生，发展生产，奖励农耕，为以后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世民还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表现自己爱民责己的一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古人都迷信天命，认为出现天灾人祸，就证明皇帝必有失职失德之处，得罪了上天，上天才会降灾于人间，皇帝应表示忏悔，请求上天只罪其一人，而勿害百姓。李世民的罪己行为却是别出心裁，但这也是出自于他内心，他殷切希望国家能风调雨顺，人民能快乐安康。这种心态和行为必然能激起人民的感动和拥戴，激励他们同心同德地为大唐繁荣做出贡献。

皇帝是否明于知人，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魏征认为：“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世民作为明君，不但有辨别忠奸的标准，而且对当时每个大臣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了如指掌。

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不敢直陈，反而对皇帝歌功颂德一番。世民大失所望，因而面论群臣得失，并且首先提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对臣下了解得这样全面和准确，可以称得上是“知臣莫若君”了。

在一个集体内部，除了正式的组织机构，往往存在着长期共同协作中所产生的另一套习惯性的人际关系。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轻视人际沟通的念头都是非常错误的。

民治则国治民存则国存

由于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李世民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他很形象地比喻说：“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只有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隋朝本来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其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令后人惊叹。隋朝朝廷拥有巨大的财富，炀帝杨广继位时即“海内殷阜”，到了炀帝中年以后，虽然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时，仓禀府库，依然充实。但是，隋朝统治不到三十年，传经二世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李世民对隋朝短命而亡印象极为深刻，从这一兴亡过程中，李世民懂得了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的道理。

“以隋亡为鉴”，是贞观年间李世民和众大臣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话题。李世民反复思考过、总结过前朝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变通之则。这是与他的切身体验分不开的。唐朝李氏凭借武力推翻了隋朝，消灭了各地的起义队伍，建立了李氏政权，消除了割据，并且，李世民本人又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帝的宝座。但他知道，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下去，还必须依靠一整套治国安民的办法。因此，李世民特别重视学习历代封建政治学说，总结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统治的得失，也即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认真研究分析之后，李世民认为，一是由于炀帝杨广本人生活奢侈“广治宫室，以肆行事”，所营造的离宫别馆之多，自长安至洛阳，以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炀帝杨广是个贪心不足、欲壑难填的好色狂，长安的隋宫里面“美女珍玩，无院不满”；三是“东征西战，穷兵黩武”。李世民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隋炀为首的隋朝的统治集团，由于本身的腐朽性和扩大剥削的贪欲，他们仅看到府库丰盈，兵强马足，因此便自恃其强，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倒行逆施，滥征徭役，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同时，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劳动力大量死亡，田地荒芜，生产不能继续。民富则怀安，民乏则思乱，这千古不破的真理，隋末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了反抗，导致了隋朝危机的迅速到来，各地兵起，隋炀帝也被臣子杀死，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由于这些都是李世民亲目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并且自己又是隋朝的掘墓人，隋朝的覆亡一幕幕现于眼前，使得他“深以自戒”。

为了寻找“安人之道”，历史的经验就必须注意。据《通志》记载，隋炀帝初年，经过隋文帝开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当时国中户数已近九百万，人口达四千六百万。但经过炀帝大业年间十余载的劳役死伤，到唐代初年时户数已经不满三百万，即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形势的锐减情况，显而易见。

针对这一严重形势，戴胄、魏征等人曾经作过比较明确的分析。出于共同考虑，贞观之初的君臣们认识到刚刚得的政权仍有失去的危险。戴胄、魏征等不时地列举当时的荒凉惨状，以期引起李世民的高度重视，他们哪里料到，这正是李世民所焦心、所忧虑的。听到戴胄、魏征的奏报，李世民当机立断，不仅接了他们的建议，打消了封禅泰山、颂述功德等劳民伤财的活动，还锐意改革，设计了裕民富国的蓝图。

李世民有鉴史的高度的自觉性，尤其是魏征在奏章里经常引用隋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作为借鉴，对李世民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大。譬如魏征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魏征分析道：出现这种悲残局面的原因在于隋“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举，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千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异，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性，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

在这里，魏征把隋亡的原因同隋炀帝杨广个人的品德结合起来，指出隋朝的覆亡主要是因炀帝杨广生活奢侈无度，滥征徭役，同时所喜谗言，为下所蒙骗的缘故。魏征此论有理有据，对李世民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从他在贞观前期所制定的各种政治措施来看，无不是从隋之所以失天下、唐之所以得天下的对比总结中做出的决定。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个人骄奢**逸，因而横征暴敛，“徭役无期”、“赋敛不已”，致使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关陇之地“田畴多旷”，“万户萧疏”。“普天之下，百姓穷困，财力俱竭”，百姓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尸骸蔽野”的悲惨景象到处可见。李世民就是在这样的“危难之间”君临天下的，因而记忆犹新，萦然于怀。正缘于此，在其在位的二十三年里，他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顺应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总趋势，虚心接受魏征提出的“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失”的劝诫，果断地制定和执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治国大计。其中首先是与民休息，满足人民欲静的种种措施。在这上边，魏征不仅仅是为李世民运筹帷幄的支柱，甚至常常独辟蹊径，为唐朝初年的社会安定、经济恢复铺平了道路。

魏征也不忘在奏章里不厌其烦地提醒身为天子的李世民，向他灌输君民互依的思想，譬如他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李世民经常对侍臣们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对李世民的这一认识，魏征甚以为是，于是趁机附会说：“自方失国之主，皆为君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时期，君臣上下都懂得治理国家就必须处理好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基本道理，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治世，就必须先“存百姓”，为“存百姓”，就必须“与民休息”。

李世民说过：“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正是由于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较为积极、正确地认识到了隋亡的历史教训，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为后来“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