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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举止有威严腹中存仁慈（第2页）

时贞观七年，他当时任刑部下属官吏“都官郎中”，按司法权限，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案件。唐太宗的儿子蜀王恪有个妃子，妃子的父亲名叫杨誉。此人在京城里，依仗**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某天，他依法把杨誉拘留审问。谁知杨誉的儿子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就在殿廷上诉苦：五品以上的大官如果不是犯反叛罪，就不得拘留。甚至反咬一口，说“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要打仁方一百记屁股，并给以撤职处分。魏征获悉后，挺身而出，进行辩护，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同时，愤怒地谴责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陡防”。魏征晓以利弊得失，唐太宗深感“响者不思”，承认自己考虑欠周，取消了撤职的原议。唐太宗虽是一代明君，但终究也是凡人，难以做的公私分明。难得的是他能广听明鉴，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做到公正执法。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颁行的《唐律》，根据他的“按举不法，震肃杖豪”的意志，制订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间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显例。由于严以执法，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制定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就要依法办事，照章办理。否则，法和章起不到他应有的效果。一个企业无论多大，都要有健全的制度，并且按制度办事，不徇私情，这样才能管理好，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乱成一团，又和谈发展。

以民为本心存百姓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跟一定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的。贞观二年，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这段话简要地揭示了他的民为邦本与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

得失成败，乃至国之兴亡，在此一大一小放握之间。李世民深知这一点，他提出以民为本，静为大的治国纲略，并切实地加以推行，可谓是仁君爱人的充分体现，更是智君治国的现实素质。

民为邦本，原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思想，也是历来所谓“治国大义”，不少帝王在口头上或者官样文书上叫喊过，但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落实力行，却是寥寥无几。他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取决于百姓的生活状况，这可以说是开明的君道观了。他的一句名言云：“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就是君主的安危还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以“抚民以静为大”的治国方略，往前大大地发展了一步。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出发，必然要引申出农本论的经济思想。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即人离不开衣食，因而就要搞农业。重视农业是唐太宗施政的一条基本原则。诚然，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重视农业的思想应是封建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然而，隋末统治却践踏了农本思想；而唐太宗则维护了农本思想。虽然他没有上升到上层建筑要以物质为基础的理论高度，但他清醒地知道，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就必须以经济上不夺农时；如果不留意农业这个根本问题，新王朝的统治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而对于农业和珠宝相比，他更重视农业。

当然，唐太宗的农本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两者比较而言，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而不夺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

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休息，得相存养。”

唐太宗及其臣僚还多次用养病来比喻以强调休养生息的作用时，。贞观五年十二月，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的确，对于经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国家，犹如久病初愈的人，只有悉心护养，才能兴盛起来。贞观六年正月，魏征也生动地讲过：“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又安，未甚充实。”上述比喻把休养生息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足见静为农本在唐太宗经济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有所赐。”诸如此类，尽管有溢美之辞，仍然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在社会经济萧条的境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惟以安养为虑”，与民休息，不违农时，舍此别无其他办法。

唐太宗不愧是一位穿越古今的名君，他登高望远，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却不能否认地造福了百姓，发展了农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可以说，从古到今，发展离不开人的因素。在以人为本思想尤为重要的今天，更要时时处处为人着想，这样才能不断地为企业创造活力。

有一颗宽容的心

宽容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人生修养。对他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在现代管理中，纪律固然至关重要，但对于领导者来说，又一颗宽容的心，是十分必要的，在人事管理中，宽容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

或许过河拆桥是大多数帝王的通病，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对开过功臣大打出手。汉高祖刘邦在当皇帝之后，将立下战功的大将韩信、彭越等一一诛杀，以此来巩固皇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两位都是过河拆桥，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帝王，可以说他们政权的巩固是牺牲别人来完成的。而李世民称帝后，并不像他们一样，让有功之臣都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他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统御术，这一统御术是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气质、个人处事哲学分不开的。作为一名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而是信赖他们，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李世民继位后，面临着三个政治集团，一个是李渊集团，另一个是李建成集团，再一个就是自己的集团。处理与这帮人的关系时，李世民尊重他们，时刻将他们放在前面，给足他们所希望得到的面子。

李渊集团的主要成员是晋阳起兵策划者和追随者，如裴寂等人。有的则是隋朝的旧臣如萧璃等人。晋阳起兵的策划者和追随者们往往自恃其对唐王朝有功、资格老，而傲视一切。隋朝的旧臣，在李渊王朝时已做上了高官，并且早已做惯了高官，对官场的一套懂得多，等待着新皇帝向他们请教、等待着尊崇。如果处理不好与这帮人的关系，他们就会用已有的关系网向李世民施加压力，甚至阻碍新政策的推行。李世民将李渊的心腹、晋阳起兵的策划者，李渊集团的代表人物裴寂列在第一位，这样裴寂因受到尊重，非常高兴。在组织新政府时，李世民任命李渊集团的萧璃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中书令。萧璃这个人很有来头，有一次宫廷举行酒宴，李世民说：“自认为是席中最尊重的人，先斟酒。”当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都相互观望，未说话，这二人为李世民夺权立功最大，然而萧璃却当仁不让，伸手取杯，李世民问道：“你的理由是什么，请讲一讲。?”萧璃说：“臣是梁朝天子儿，隋皇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指李渊）亲家翁。”李世民听罢，见他说得确也不错，于是爽快地拍案大笑，予以认可。经过一番安排，李渊集团的人安定下来，心悦诚服地积极支持李世民。

对于李建成集团的魏征、王硅、杜淹等人，李世民化敌为友，把仇人收为自己的部属，这些人感恩戴德，自然愿死为李世民效力。除了这部分之外，李世民还十分注意对自己原来部属的任用。他即位后，封他的心腹秦叔宝为左武节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

这样，李世民的朝臣中既有李渊的旧部，又有李建成和自己的旧部。一方民可以通过李渊集团和李建成集团的人对自己原来的部属加以牵制，防止自己的部属因功而放肆，更可防止其势力过大。另一方面，以和平的方式消灭了自己的政敌，一箭双雕。这也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贞观六年（公元632），李世民的统治已经巩固，大臣都各就其位，各有所得，然而由于背景不一样，也难免产生矛盾。在一次宴会上，尉迟敬德因太上皇宠妃的哥哥宇文士及坐在他上面，就大骂：“你有屁功，敢在我的上座!”王爷李道宗出面劝阻，尉迟敬德又将李道宗的眼睛打肿，李世民见状宣布罢宴，他对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诛杀功臣，认为是汉高祖的过错，所以总希望与你共享富贵，子孙不绝，然而你做官总是不断犯法，才深感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不是高祖的过错。国家的纲纪惟赏与罚，非分的恩典不能常有。你要特别留神，否则后悔不及。”尉迟敬德是一员猛将，在作战时，冲杀在前，战功赫赫。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射杀了齐王李元吉，立功最大，对这样一个心腹爱将，李世民丝毫不迁就，有了过错，仍然严厉斥责，这无疑是给那些居功自傲的官员敲了警钟。

李世民就是这样，既给予大臣，又掌握住分寸。宽容宠信之中不忘给大臣敲钟，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得言行应该在其得范围之内。

得饶人处且绕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小事若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祸，因此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我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因而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李世民亲身经历了农民战争深深诫惧，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隋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登基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并采取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