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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广纳四海英豪成就千秋霸业（第2页）

由此可见，经历隋末战乱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向就是“厌乱”思定。摧毁旧王朝的反动统治，农民义军无疑是最根本的力量。而就“天下”重新统一来说，情况就很复杂了。

李渊、李世民父子，刘武周，王世充，薛举、薛仁果父子，等都想图谋帝业。即使是农民军领袖窦建德也不断地封建化，企图联合王世充，参与了争夺帝业的活动。但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刘武周行吗?不行。他的起兵比薛举父子，李渊父子都早，依附突厥，军锋尤盛，他还会用人，如部将宋金刚、尉迟敬德等都是擅长骑兵战术的。他率军“南向以争天下”，占据了粮仓富裕的晋阳和河东地区，威逼关中。然而，如李世民所分析：“武周据太原，倚金剐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所谓“虏掠为资”，确实是刘武周的致命弱点。因为刘武周在并、汾一带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拥护，就“以虏掠为资”；而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又使他更加不得人心。所以，等待着刘武周和宋金刚的决不是胜利的桂冠。

薛举父子呢?不行。他们的根据地陇右地区原是隋朝牧监场所，拥有众多的精骑骁将。起兵不久，号称三十万，“将图京师”，兵锋甚锐。强大的军事力量，显然超过了李渊父子。但是，陇右经济上落后，供养远不及晋阳、河东和关中那样富足。薛举不过是隋金城府校尉，在关中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起兵后非但不注意安抚人心，反而“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由是人心不附”。儿子仁杲更加残暴。嗣位后，因与诸将帅矛盾，“众咸猜惧”，内部很不团结，“自此兵势日衰”。《旧唐书》史臣评论说：“薛举父子勇悍绝伦，性皆好杀，仁果尤甚，无恩众叛，虽猛何为?”失道寡助，失败是必然的了。

王世充呢？更加不行了。他“僭即皇帝位”，固守东都。建元名日“开明”，其实政治上腐败无能。“世充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人皆体肿而脚弱，枕倚于道路”。请看，弄到如此地步，其失败自不待言。

一个个枭雄都失败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李渊父子身上，特别是李世民身上。从各种势力或集团的力量对比来看，李渊、李世民父子无疑地具有优越性。因关陇集团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唐的统治区人力、物力与财力都较充沛，后方稳固，社会安定。就军事力量而言，李渊重视骑兵的建置。讨伐薛举时，从突厥颉利可汗那里得到一批精骑，充实了李世民统率的军队。

李世民父子的取胜之道，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争取人心和“英雄景附”。唐初在解决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收罗将才，尤其是骁勇的骑兵将领，并使之在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例如，尉迟敬德，他原是刘武周的将领，勇猛善战，曾多次袭破唐军。投降后，李世民特别高兴，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府“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李世民则命令立即释放，并亲自接见，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敬德感恩不尽，竭忠效劳。

但是，李世民的统一事业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战国累累伴随的却是血与火。另一方面，在第三次大战役结束后，唐王朝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处置明显不同，一个赦免徙蜀，一个则惨遭杀害。这充分地表现了李渊父子的封建统治者立场是何等鲜明。

由于实行高压政策，又惹起了刘黑闼的第二次起兵。李渊大怒，“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太宗切谏，以为不可，遂已。”此事可靠与否，不得而知，透露了这样的事实：李世民，李建成包括李渊已经意识到“杀不能止乱”，而必须改变对河北地区的杀伤政策。

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农民群众也都想过安定的生活。所以，李建成到达河北地区后，魏征建议“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果然是个好办法。“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当时刘黑闼部众犹盛，但在安抚政策的感召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河北社会秩序终于安定下来了。

时势造英雄，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诞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的存在。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其中人心所向是至关重要的。招贤纳士，并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口碑，无疑已为成功打下了必备的根基！

以情动人以礼服人

作为领导者要有卓越的眼光，宽大的胸怀，冷静的头脑，理智的思维，有时候也要学会“感情用事”。情义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最稳固也是最神圣的东西，善于用感情笼络人心的领导，是聪明，也是很高明的。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纽带，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内化的东西，以礼服人，以礼用人，是每个领导者需要学会和探索的学问。

李世民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人安则君安的道理。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他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明白：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他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净无为”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减租减息，减少开支，为民所用为百姓营造一个乐业的环境。

这种“清静无为”的政策，概括起来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从简；三是轻徭薄赋，恢复经济。

偃武修文，就是及时结束战事，实行文治，使当政者的注意力及时从军事斗争转移到治理国家上面来。战争本身必须用军事手段解决，战争的创伤则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医治了。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凭借赫赫武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因此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经验教训，深感自己的经验不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请教以外，每天罢朝归来，安排一些时间读书。他读书的劲头很足，常常是通宵达旦，手不释卷。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隋岁转。”他读的主要是史书，认为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特别重视历代兴亡盛衰历史。他曾下令房玄龄、魏征等主持修纂《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当这些史书修纂完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说：朕观前代史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戒。要以前王之得失，为后身之龟镜。

与此同时，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发挥熟悉经史的官员的作用。北魏以未，开国君主多为武将出身，朝廷内武官地位也较高。李世民以军事起家，贞观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硅针对当时的情况向太宗进言道：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而近代重武轻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极少经术之士，儒行既亏，风气也就越来越坏。唐太宗“深然其言”，颇为重视他的意见。自此之后，便积极提拔“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的官员，引置左右，“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鉴前代成败事”，成为唐太宗终身奉行的三件事之一，也成为贞观时期大臣的一种良好风气。

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头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间奏起《秦王破阵乐》。这是李世民破刘武周时，军中流行的一首军乐。太宗听了虽很自得，但还是觉得这军乐“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太宗当即回答：“平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能武，斯言过矣。”封德彝讨了个没趣，十分难堪。这说明太宗已对“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唐太宗尽量的“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从而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按照以往的习惯，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复崇饰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实，每一想起，使“不敢纵逸”，在贞观初年一直不许修作。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暑秋凉，易引起旧病复发。

贞观二年，有人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说：朕有气疾，确不宜居潮湿之宫。可要是破土兴工新建，必然靡费良多。为了减省宫费，唐太宗还下令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四年，社会经济稍有好转，唐太宗打算东巡洛阳，便下令修复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张玄素竭力谏阻，言词激切，他提出当经济凋残尚未完全复元，如急于修饰乾元殿，“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其做法比隋炀帝还要残暴。

开始，唐太宗听到这些话颇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训，也就极力克制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谏阻下，贞观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没有大事兴修土木工程。不仅如此，当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唐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被大水冲坏的，只令“少加修缮”，并“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除了竭力去奢崇俭节省开支外，李世民还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因而出现了大唐盛事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八月，他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租调，全国其他地区给复一年。贞观二年三月，出宫中金宝，赎回因饥荒而卖掉的儿童。此外，太宗还多次派特使，往各灾区赈济灾民，妥善安排饥民到丰区就食，减轻灾情的压力。由于百姓生活或多或少得到了救济，赋役负担大为减轻，因此贞观初年虽然灾害频繁，但百姓很少怨言，局势相当稳定。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增强抗灾能力，唐初统治者积极兴修水利。还在高祖武德年问，同州治中云得臣在韩城（今属陕西省）自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六千余顷；晋州临汾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太宗时，水利兴修的规模更加扩大。如贞观七年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等，给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民为邦之本，本固则国可安宁；君有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真乃千古明训也。李世民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在此留作总结，他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这真是启迪后人的千古明训啊!

以情动人，以礼服人。这是一种定理，也是一门艺术，需要领导者不断尝试，不断探索。

因贤任命各有所用

如何用人是每个领导者所必须考虑的事情，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潜能和优势，也是每个领导者最关心的事情。用人应该合理安排岗位，因贤任命，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优势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最大的效益。英雄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用武之地，同样一个单位或企业最大的失败在于不能很好地发挥内部人才的优势和潜能为本单位或企业所用。一个合格、优秀的领导者，就是善于发挥和激励下属潜能的人，一个能为下属创造“表演舞台”的人。从唐太宗李世民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了争夺皇位，各自都推行招贤纳士的方针。由于李建成开始的早，所以开始的时候相对占有优势。河北和山东地区是隋末唐初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也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在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根据魏征的建议，“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对比一下李世民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时的残酷镇压，人们开始对李建成有所好感。

借助在河北地区的威望，李建成积极地在各地培植地方势力。所以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的消息传来，“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幽州都督李瑗叛乱，即其一例。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内讧，兴兵作乱，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分裂势力进行谋叛活动，如贞观元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叛乱。再加上太子党羽逃至关东，倘若互相勾结，势必构成严重的隐患。

对于李世民来说，招贤纳士虽然出师不利，但还是有一些收获。洛阳就是一个重要据点。玄武门之变后几天，就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山东、河北局势毕竟是很棘手的，仅仅依靠洛阳重镇，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慎重处理，势必引起社会的动**。

鉴于这样的情况，李世民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魏征本来是山东人，周静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国郡巨鹿县。家境孤贫，通晓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怒涛，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原来，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魏征跟副使商量说：“东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接着．就自行把恩行等释放了。

这样的处事方法，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后，十分高兴，对魏征更是信任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