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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臣共勉 同舟共济（第1页）

1、君臣共勉同舟共济

最高的地方亦是最危险的地方。然而，究竟有多少帝王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这不胜之寒，步覆巍巍长城，脚踏雄雄泰山，龙颜何其悦也，那感觉就象一双龙足架在万民的肩头之上；舟于五湖，乘于四海，龙心何其畅也，那感觉犹如天下众生托其龙体，飘飘欲仙。李世民一生不好风流，不慕潇洒，更不是得意妄形之君，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言不仅使自己傲视群帝，亦使他的帝国傲视古今。同样，对于今天的管理者们，这些话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李世民一向“崇儒好仁。他所推崇的儒学，源起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无力恢复周礼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制度，便强调那种与原始民主遗风相联系的伦理情感，达到以“仁”求“礼”的目标。孔子所标榜的“仁”对于士人来说，既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李世民却也不止一次强调并身体力行。他鉴于隋亡教训，多次说：“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唐太宗对儒学的推崇还体现在他的“教子”问题上。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琏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王圭，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在这里他要求儿子对老师要如同对父亲一样尊敬，显然迎合了儒学士人做帝王师的理想。李世民还宣称有为君主也必须有老师教诲，他愿以儒学士人为师，在儒学士人的指导下去“保民而王”，这显然是一种对儒学士人地位的肯定，从而以儒学士人去为他影响并争取天下人之心。这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手段，也是他的“君道”能够得到历史上的儒学士人所承认的原因。

唐太宗的所谓“君道”，即“仁道”，他崇儒而好仁，行儒而推仁，“仁”的思想和行为贯穿了他治世的始终。他曾说：“朕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高汉祖，而规模不及也。”如果单以好仁而言，唐太宗明显是自谦之辞。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听说西周、秦朝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基本国情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异。然而，西周是只做好事不干坏事，积累功德，所以使国家维持了800多年。秦朝是恣行其事，放纵奢**，喜欢用严刑酷法惩戒人民，没有超过两代就亡国了。难道说做善事的人，就能给国家带来福气，延长国家的寿命。干坏事的人，政权就不能长久?我又听说，夏桀、商纣都是帝王，把他们和普通百姓相提并论，似乎侮辱了他们。颜回、闵损都是普通百姓，把他们和帝王相提并论，却又抬高了他们，这种比较方法，也是帝王深以为耻的事。我每次用这类事情作为鉴戒，经常担心赶不上人家，会受到人们的嘲笑。”

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夫子说：‘有人好忘事，搬了一次家，把家里的妻子都忘了。’孔夫子说：‘还有比这忘性更大的人呢!我就听说夏桀、商纣连自己的身体都忘记了。’但愿陛下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笑话，免得自己也做荒唐事，贻笑天下。”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身边大臣说：“身为一国之君，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损害百姓来供奉国君一时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充饥，肚子虽饱了，命也没了。如果欲使天下太平，必须首先正己严身，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斜，上边井然有序而下边混乱不堪的道理。为此朕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往往不是来源于外界，而大都是由自身的各种不良嗜好造成。假若过度沉溺于声色，贪欲越多，对自身的损害也就越大，不仅有害于国，也有害于民。若再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更会使民心涣散。民心怨恨一生，叛乱必起。朕这样想，就不敢再有纵情享乐的念头。”

李世民还爱说的一句话是：“民，水也；君，舟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此言出自《荀子》，是荀老夫子的一句名言。它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很发人深思。如果说帝王是船，老百姓是水，王公大臣无疑就是船上的掌舵人。上了这条船，就要同舟共济，君臣互勉，绕过险滩湍流，历经千难万险，互祝一生平安；上了这条船，就不要三心二意，朝三暮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旦船体触礁，皇帝老子是保不住了，做大臣的难免不会被大水淹死。

由此可见治理天下的态度十分虚心克己，这种小心谨慎处理政事的态度，令人钦敬，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专制体制下，国家治理的好坏，仰赖于人而不是法，因而一个封建君王能对治理国家抱着如此认真的态度，天下何愁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