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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征高丽社会动荡不安（第1页）

1、三征高丽，社会动荡不安

中国历史上的高明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取之于民而民不怨”。言外之意，就是要剥削你，还要让你高兴，没有怨言。李世民在早期，处理君与民的关系十分高明，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而民无怨。到了老眼昏花的晚年，由于他三征高丽，大兴土木，的确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痛苦，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处败笔。

李世民三征高丽，大兴士木，导致了唐朝百姓的负担不断增加。这不仅威胁到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而且导致了土地兼并程度的提高，破产农民大量增加，治安状况的严重恶化，社会动**不安。

素有“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偷盗抢劫现象几乎绝迹。可李世民认为，高丽经过连年战争，民穷国困，府库亏空，明年调发30万大军东征高丽，就能一举灭掉高丽国。

此时有人提议：“大军东征，人马众多，必须储备一年的粮草器械，马驮牛拉，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军事需要，必须征发民工，建造大型运输船，才能满足粮食供应。洪州、荆州等地，从隋炀帝三征高丽时就连年造船，百姓不堪其苦，逃的逃，死的死，现在已无法征集造船民工了。而剑南地区却始终没有承担造船的任务，百姓生活也比较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与其他地区相比，老百姓十分富庶。应当让剑南地区承担军队舰船的营造任务。”李世民欣然同意，于贞观二十二年秋，派遣右领左右府长强伟，在剑南地区伐木造船。

由于造船数量太大，民工不够役使，强伟就把雅安、邛州、眉州的少数民族强行征发出来，去帮朝廷造船，引发少数民族武装起义。李世民于是派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府卫将军梁建方，调发陇右、峡中折冲府的军队2万人，前去讨伐，给巴蜀地区的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造船负担太重，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巴蜀地区的老百姓建议由他们出钱，雇佣潭州人去伐木造船，既可节省运输费用，又可提高造船效率。李世民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剑南各地迅速募捐，集资造船。由于征收时间急迫，老百姓只好卖儿鬻女，卖田抵宅，去筹集船钱。尽管如此，还是筹不够造船费用，加上谷价狂涨，社会治安混乱，昔日富庶的“天府之国”，此时已是盗贼横行，田野荒芜，乞丐遍地。

听到这种状况，李世民立即派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去该地区视察，了解民情。长孙知人调查了当地的实际情况之后，对李世民上奏说：“巴蜀地区的百姓，身单力薄，无法胜任伐木造船的大强度劳动，干活十分吃力。而一条大船的建造成本，要花费庸绢2236匹，山谷中的大树已经砍代殆尽，如果不对森林进行保护和蓄养，就没有树木可砍了。伐木的劳役还没有完成，现在又要征收造般佣金，两种费用一起征收，老百姓无论如何是负担不起的。”

听完这些，李世民当即决定免除剑南地区的船庸，潭州造船的费用由国库调拨，但是造船工程还要继续完成。于此同时，李世民又以翠微宫地势险隘，不能容纳百官，又下令在凤凰谷建造玉华宫，结果又征发了大量的民工，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以满足自己的贪欲。然而怨声载道，对李世民的做法极其不满。李世民早年“取之于而民不愿”的现象当然无存。

“取之于民而不怨”的原则也许同样适合今天的企业。山东沂蒙山老区有一个内地私营企业，是一个加工火腿肠为主导产品的优秀企业，它就是国内著名的金锣集团。公司员工中层人员能拿50万元的年薪，高层人员能拿到100万元左右的年薪，如此之高的薪水让很多人羡慕。

金锣集团的董事长周连奎是这样想的，企业的钱都是领导和工人齐心协力赚来的，既然取之于民，就要用之于民，有付出总要回报。干部50万年薪，他认为这并不高。他们厂有一位24岁的女大学生，原来在河北一家肠膜厂当推销员，全厂一年销售1600万元，她一人的销量就达1500万元，后来因为与领导不和，一走了之，来到了金锣公司。她来到企业时，没有提出工资要求，只是埋头苦干，周连奎主动给她年薪定在50万元。

周连奎说：“我这个企业是私营企业，我常说，大家这么多人，加起来的工资恐怕也不如我一人拿得多。分50万也好，分100万也好，这算什么呢?有人劝我，说工资成本太高，风险也大。我就不承认这个事儿。其实，失去大家才是最大的风险。我这些人有一定的报酬，首先是对他的劳动的认可，是他们自己价值的体现，同时也给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这一举多得的事儿为什么不干?”当然，如果周连奎把这些钱全部据为己有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他失去的就远大于他得到的。

一旦身为领导者，在立场上就应先考虑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的利益；如能做到无私无我的境界，才会是个令人信服的领导者。须知道，古往今来无论是杰出的政治家或成功的领导者，都因为他们能洞察人性的本能，并利用其优缺点，导向自己所预期的目标；如此，不但事情能办得顺利，还能深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