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激励
俗话说:“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强烈的物质刺激,可以让将士忘却死亡,奋勇献身。而高尚的精神奖励,也具有异曲同功之妙。精神奖励是比加官进爵更好的奖励,但如果能做到把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则实际效果就会更好。李世民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春花初绽,是它一生中最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时刻。然而,使春花保持它含苞初放的娇美,需时时培育。同样,政治家初出茅庐,是他们一生中最热情、最积极的时刻。要使人永远热情积极,进取不息,就需时时激励。
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与“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约束着知识分子们的认识,因而,激励不可能来自人民群众,只可能来自于封建专制帝王。李世民相当聪明地意识到,要使大臣们勤勉为政,就需要自己的勤加慰抚,去去肯定他们,赞许他们。
肯定大臣,赞许大臣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口头上的表扬。李世民在表扬臣子的时候,态度诚恳,使被表扬的人既感到获得了肯定,又感到无比荣宠。但李世民能够很好的把握表扬的尺度,并不滔滔不绝地进行表扬,使被表扬的大臣不致于自满而骄、得意洋洋。
贞观时期,受李世民表扬最多的莫过于魏征。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赞许魏征忧心国事、直言敢谏的作风。他曾赞许道:“魏征往者实朕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朕为非,朕所以重之也。”“贞观之后,尽心于朕,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朕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死后,李世民对群臣泣下,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同时经常得到李世民称许的还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王硅、李靖等重臣。而对于犯有过失的臣子,李世民则立即加以批评。不过,李世民的批评并不粗暴,他能掌握分寸,说出臣子的过失所在,以职守责之,使臣子惭于失误。
实践证明,在领导艺术中,过分的批评只会打消一个人的锐气,甚至助长怨愤,破罐子破摔;得当的批评,则使臣属醒悟自己的错误,改正行为,这也是一种激励。贞观二年,封德彝任右仆射,李世民命他举荐贤才,可封德彝并未举荐一人,并对李世民说当代没有奇才。李世民的心头气恼,批评他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耶,皆取士于当时。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这番话指出:认为当代没有奇才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近于搪塞,以此批评封德彝没有尽心去发现人才。封德彝自然理亏,满面羞惭。
关怀也是对臣子的一种激励。得到关心和爱护是人的一种需要,而在专制体制下,对于大臣来说,得到皇帝的关爱则不单单是得到了莫大的恩宠,同时也得到了工作的**和动力。
李世民是善于并倍加爱护大臣的,他对李世勋的爱护堪为典型。李世勋卧病需须灰作药引,李世民自剪胡须,为其和药;李世勋醉卧,李世民自解外衣为他披上。一些重要大臣卧病,李世民经常亲自去探视,并关心医药、休养等方面,甚至亲自为大臣安排。
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又能从小事入手,关心大臣的生活,动之以情,与大臣们达成心灵上的沟通。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赢得大臣们的忠贞之心,甚至不惜为李世民去赴汤蹈火。为了表示忠于李世民,契苾何力决不投降,曾经当着真珠可汗割耳自誓,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李世民之所以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大臣们信任的封建英主,另一方面大臣们也得到了这位英主的信任,同时,李世民对他们的关爱,也是他们效命的原因之一。
李世民不仅从精神上鼓励大臣,还给予大臣物质奖励。每当大臣们上书言事,有可称者,便赐绢赐帛以表彰他们的行为,以资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类似例子史不绝书。李世民奖励臣下,是为了激励他们勤于政事,鼓励他们有言必谏。最典型的就是贞观初年,元律师获罪,李世民意欲处死,孙伏伽认为法不当死,直言切谏。李世民很赞赏孙伏伽的清忠公正,为了鼓励大臣们都像孙伏伽那样敢于进谏,公平处事,赐兰陵公主园给孙伏伽,价值百万。有人认为这一赏赐过于丰厚,李世民却道:“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
人是需要激励的,需要成就感和价值感来肯定自己.如何给他们一种成就感,一种价值感,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不曾虚度,努力不曾落空,因而更加精神百倍地去投入新的工作,追求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奋进不已。这需要领导真心的投入,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