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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要选德才兼备之人（第1页）

2、用人要选德才兼备之人

回顾历史，作为封建统治者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和坚持“德才兼备”，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明确提出有才无德者不可用的，却为数不多。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这“为数不多”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有识人之能的一位，他所说的“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可谓一语中的。时至今日，这句话仍有深远的意义。

“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是李世民的一句名言。他对“有才无德者不可用”，不仅在理论上多有阐述，在实践中也基本上严守这一用人标准。

隋朝有名的重臣苏威，隋亡后曾先后当过字文化及的光禄大夫，越王杨侗的上柱国，王世充郑政权的太师，“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从求容免。”世民平王世充后，苏威请求谒见，却遭到这样的斥责：“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对于这种缺乏政治品德的人，李世民绝对不会任用的。

他认为，君子、小人应当加以区别，不如此就不能正确的进退百官，但正如魏征所说，“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识别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李世民也知道：“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已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人所谓毁，未必全恶。”所以他又说：“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作为封建皇帝，由于地位特殊，就更容易为臣下所欺骗，世民对此有相当清醒的估计：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这样深刻的认识使他特别强调“则哲为难，良可慎也”。确实是“知人则哲”，一个封建皇帝是否英明，能不能明辨贤佞是重要标志之一。李世民在知人方面，也是有一些经验和原则的，他认为辨别一个臣下是否奸邪，要从一下几点入手：

首先君主看他是否对皇帝阿谀奉承。世民还明确地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征就是“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以及“巧言令色，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几千年的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在人们的性格中往往形成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譬如不对别人阿谀奉承比较容易做到，拒绝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则行之为难，有的人即令自己不屑于对别人阿谀奉承，但对来自别人的阿谀奉承却仍受之欣然。能够象世民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要防止左右陪伴君王的人蒙蔽皇帝，否则国君就难以洞悉幽隐。有一次宦官出使还朝，“妄有所奏”，世民大怒，魏征借机进奏：“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潜，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其源。”世民笑着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唐玄宗以后不少唐朝的皇帝为宦官所蒙蔽，不辨忠奸，就生动她证明了此点。只可惜世民抑斥阉宦的做法没有为后代所继承，致使朝政日非，民不聊生。

最后，要看一个臣下怎样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然后据以识别奸臣。魏征曾说：“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八或时有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确实是，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向上反映一个人的善恶呢?魏征认为。“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小人则专事告讦，而“告讦者进，遏恶者不齿，君子苟免，小人遂志”。世民本人也发现，“告讦之言，案验多谬”。这种人“告讦百官”时，“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因而世民下令，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

太宗还认为用人是一种赏罚的手段。魏征明确地提醒世民，要做到“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用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尤其要注意防止“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宜详审。若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但世民进行赏罚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过失，但就总的方面说，错赏滥罚的事还是为数不多。他自己也说即位以后，“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基本上是实事。

一个人就象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有功也有过，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上并存的功过进行赏罚呢?对此，李世民的主要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

房玄龄、杜如晦和温彦博是当时的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瑟却因数人“尝有微过”而“劾之”，世民对此事置而不问。后来有一次批评萧璃说：“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恐怕所指的就是弹劾房、杜的那件事。此外，对薛万彻也曾有“录功弃过”的事。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贪残不问，自然不免失之过宽；但世民不以细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因而赢得大臣的赤胆忠诚。

李世民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黩职贪官，素以行“仁政”著称的世民则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毫不宽容，坚决打击。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世民遣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有“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唐政权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正是它具有生命力的生动表现。当然世民并不是单纯进行打击的唯惩罚论者，他深知“不教而诛”是错误的，因此对百官经常谆谆教导，讲明利害，告诫他们不要因贪纵而自陷刑网。世民实际是把赏罚与教育结合起来的双管齐下，因而曾经借评论古人而大发议论：“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险履贵，则哲士去焉。”这样做是收到了一定效果的。

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之处和识人、用人之能，无须再用更多的言语来表述，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对自己的“先意承旨”，并有自己独到的识别奸邪之法，从而将无德之小人挡在了朝门之外，其英明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