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5量才用人 各尽其能（第1页）

5、量才用人各尽其能

“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之治后总结用人经验说的话。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优秀的人才也有他的局限性，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做到量才用人，才能最大效率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身修家齐，家齐国治”是古时候每一个读书人入学的必修课程。懂得“廉耻”二字是君子修身的基本准则之一，“治国齐家平天下更是每一个有志之人的一生追求。

但能真正做到这些的人并不多。经过“十年寒窗苦”，一旦做了官，时常会把以前那套原则忘在脑后，一心想刮些“民脂民膏”，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至于身“修”不“修”，国“治”不“治”，干卿底事?由此要真正使国家安定，百姓乐业，就必须在选才上慎重，任使得人。在对官吏行为上做出硬性规定，整饬吏治，从而使官吏真正成为百姓的地方父母，帝王才能通过官吏“明明德于天下”。

由此，李世民制定了一整套铨选和考核官吏的制度，以肃清政风，使官吏始终如一，戒贪戒酷，以贯彻“才行兼俱”的任贤标准。

在人才任用这方面，李世民坚持“用人如器”、“量才授官”、“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的原则。其中的“四才”，取其“体貌丰伟”。在这一点上，古人相信相由心生，人有善行，必形之于貌，人有恶行，亦形之于色，因此对人的形貌要求严格。可以说唐朝君臣都一样，不单是政治家，还是相面先生。二则取其“言辞辩证”。言为心声，言辞有条理者，心中有泾渭；言辞应答如流者，心中早有成竹。对言辞的要求是有较强科学性的，但并不全面，因此还要“楷法道美”。三取其书法，书法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四取其“文理优长”。文章是衡量人学识的试金石。“文理优长”言之有物的作者，自然必须有博古通今的学问，也要有审时格物的见识才行。

“四才”属于理论上的品评。而“三实”，考其德行、才用、劳效，就是从他以往的实绩为依据，在实践上评定才干和品格。“德增多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通过这“三实”的考评，综合“四才”的评定，对人才品级作出高下之分，“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然后据其官资，量其注拟”。

这种比较严格的选才制度确保了人才的质量，其中的合理性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但这种制度在实施之处并不能最终确保选用者都是干才。为此，贞观决策集团又制定了考课制度，以规定条款去衡量官吏的实际行为，以评定优劣，加以陟罚臧否，优胜劣汰。为此，中央机关专门设立了考功司，并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黜滥陟贤。

贞观三年，李世民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朕见吏部选官择人，只取言行刀笔，不注重考察品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那时虽对有恶迹的官吏加以刑戮，可百姓毕竟已久受其害。到底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道：“西汉时选才都是先将德行著称于乡里的人荐上，由州郡贡之朝廷，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我们每年选才，候选者数千，齐集才一时，加以有人善言词伪饰，所以急切间无法悉知德行，选司也只能配给品阶官位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李世民便欲依汉时法，令本州群召。适值朝廷事务繁多，此事遂罢。而究其实，杜如晦这里所献之策，确为泥古之法。举贡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的失败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贞观六年，李世民对魏徵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如今行一事，则天下万民齐观之；出一言，则四海百姓共昕之。用得其人，为善者皆得激励鼓舞；误用恶人，不善者俱得争相钻营。赏与其劳，无功之人自然惭退；罚当其恶，为恶者自然戒惧。朕因此知道赏罚不可轻易施行，用人择官更需谨慎选择。”魏徵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所以才需要考核大臣的业绩来决定黜陟，考察人品来决定取舍。今欲求贤才，必须审访品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如果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尚不足为大害。如果误用恶人，即使他的能力强干，可他的为人却必然为害极多。乱世之时，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如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作用。”

相对于择人问题上的铨选制度和科举制度。在考核上，李世民则推出了考课制度和刑罚贪鄙的法令。考功司是设于吏部之下专门负责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二级机构，设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各一人，掌管对内外文武官吏的考课。考课的内容包括我们在前面篇章中提到的“四善”、“二十七最”。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提出了黜陟使制度，不定期地派出朝廷大员到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和行为。然后根据考察报告，对地方官进行黜陟。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考察“六条”。所谓“六条”，第一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第二条，二千石违公下比，依附豪强，通行贷赂，割损正令。第三条，强宗豪古，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四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谤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五条，二千石署选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第六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犯此“六条”者，根据情形及恶劣程度加以贬黜刑罚。这原本是汉代监察地方官吏的准则。孙伏伽等人以之为标准，纠察官吏，将犯六条者“多所贬黜举奏”。李世民命褚遂良分类具录，具状以闻，自己则亲自根据其恶劣程度加以断决：“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

贞观十七年，前太子承乾叛乱，洋州刺史赵节共同参与了谋划，根据当时例律，两人当处斩。但因为赵节是李世民之姐长广公主之子，李世民之甥。当时，主审者长孙无忌等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李世民知道后，对长孙无忌等加以谴责，责令诸大臣按实依律，治赵节之罪。长广公主泣拜于李世民之前，“以首击地”，为儿子求情。李世民还拜，亦为泪下，道：“赏不能避仇嫌，罚不可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因此，朕不得不有负姐姐所托。”

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原则，大义灭亲。宁可得罪自己的姐姐，也不违背公道，有所偏私，毅然将赵节依律处死。与赵节同时处死的，尚有李世民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名相杜如晦之子驸马都尉杜荷、贞观初年功臣侯君集等。处死侯君集时，李世民问群臣道：“君集有功于国家，欲免死罪，可乎?”群臣以为不可。李世民即对侯君集道：“与君长诀矣。”侯君集临刑，对监刑官道：“君集蹉跌失足，竟至于是。然而君集曾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代我乞请陛下念臣有微功，保留一脉以奉祭祀。”李世民赦免侯君集妻子儿女，徙至岭南。

李世民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官吏操守的严格要求，对整饬吏治的重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对人才制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法规举措，有效地保证了贞观时期贤臣才士能慎终如始，兢兢业业，不敢苟私，以求令终。从而使整个贞观政治集团能较长时期地保持政治活力，使贞观臣子能精益求精，始终迈着前进的步伐，将中国历史在二十年间推上一个**，成为大唐盛世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