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四蓦然回首话沧桑3（第3页）

渐渐地，夜晚的庞大结构消失了。充塞着西方一整天的庞然大物，此时像一块轧制的片状金属，被一种来自背后的光辉照亮，光辉始而金黄，继而朱红，最终变为桃红。已经扭曲变形和正在缓缓消失的云块，也被光辉溶化和分解，如同被一阵旋风裹挟而去。

由云雾织成的无数网络出现在天空时，它们形状各异，有水平的，倾斜的，垂直的，甚至螺旋形的，向四面八方伸展。随着阳光的减弱，光线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好像琴弓忽起忽落，拨动不同的琴弦一样），使每个网络仿佛都具有它所特有而随意的色彩。每个网络在光辉中出现的时候，都是那样干净，清晰，像玻璃丝一样，又硬又脆，然后就渐渐地解体了，仿佛因为其组成的物质暴露在一个充满火焰的天空而无法忍受高温，变黑了，分解了，越来越薄了，最终从舞台上消失，而让位于另外一个新组成的网络。到最后，各种色彩都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如同一个杯子里不同颜色和不同浓度的**，起初还层次分明，接着渐渐地混合在一起。

在此之后，人们就很难跟踪观察远方天际上的景观了，那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的景观。当太阳触及西部海平线的时候，东方的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紫色彩云，彩云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新的细部和色彩，然后从右至左地缓缓消失，仿佛被一块抹布慢慢而毫不犹豫地擦掉。几秒钟之后，澄澈深灰色的天空重新出现在云层堆积的堡垒之上。当那一片堡垒渐呈灰白的时候，天空却一片粉红。

在太阳那边，在原来的那条老带子后面，出现一条新的带子，前者灰白，昏暗，后者红光闪烁。当这后一条光带的光辉暗淡下去的时候，顶端那尚未被人注意的斑驳的色彩，此时渐渐扩展开来，其下部爆发为一片耀眼的金黄，其上部的闪光演变为棕色和紫色。人们似乎在显微镜下，顿时看清了那些色彩的结构，成千上万条纤细的光线，仿佛支撑着一个骨架，使之呈现出浑圆的形状。

白日消逝，夜晚降临，这一系列近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可预测的过程，乃是最为神秘不过的事情。种种迹象，伴着变化不定和焦虑，突现于天空。没有能预测这一特定的夜晚采取什么形式降临。仿佛由于一种神秘的炼金术的作用，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化为其互补色，可是画家要获得同样的效果，则必须在他的调色板上加入一管新的颜料。然而对黑夜而言，它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混合色，它开始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其真正原因是某些云彩变为鲜红的颜色而我却未曾注意，对比之下，原本是粉红的天空就呈现出绿色，因为这种粉红的色调太淡，无法和那种新出现的强烈色彩相抗衡。不过，天空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为红色不像由粉红变为绿色那样令人惊讶。黑夜就这样仿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降临了。

于是，金黄与紫红的颜色开始消逝，黑夜代之以自己的底片，温暖的色调让位于白色和灰色。黑夜的底片上慢慢现出一种海景，悬于真正的大海之上，那是由云彩组成的一幅广阔无垠的银幕，缓缓散成丝缕，变成座座平行的半岛，如同在一架低飞而一翼倾斜的飞机上所看到的平坦而布满黄沙的海岸，仿佛正把箭头射入海中。白日的最后几道光芒，低低地斜射到云朵组成的箭头上面，使其外表很像坚硬的岩石，人们眼前的整个幻象因此更为壮观。那些如岩石般的云朵，平时展现在光辉与黑影的刻刀下，但此时的太阳仿佛已经无力在斑岩和花岗岩上使用它明亮的刻刀，而只能把变幻不定和烟云叆叇的物质，当作它的雕刻对象，不过，这位正在徐徐下坠的雕刻家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格。

随着天空渐渐变得澄激起来，人们看到那如同海岸一般的云彩中，出现了海滩，泻湖，成堆的小岛和沙洲，它们被天上那个平静的大海所淹没，同时在不断分解的云层中形成许多峡湾和内湖。由于环绕那些云朵箭头的天空很像海洋，也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所以天空的景观乃是一种遥远景观的再现，太阳将再次在那遥远的地方坠落。此外，只要看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赵坚译）

教授的尊严

作者：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