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点小说

一驰向思索的海洋2（第4页）

像方才所说的那样，所谓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有能力，即使已经发现有失败的可能时，也应该继续下去。有时虽也认为停止研究工作就好了，但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干下去。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样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个退休的规定。如京都大学，曾把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战后改为63岁。究竟是60岁合适还是63岁合适，其说法也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反正有个退休问题，所以总想一定努力坚持到退休。如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也只好死心塌地！虽然这样想，但是不死心的人们仍然认为，即使不在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干，还是有希望的。

若从我们学者的经历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主观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学术工作本身就需要坚持己见，也就是依靠"己见"来干工作。恐怕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一定都是怀有这种"己见"的。但是"己见"强烈到什么程度？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决不能说因为坚持己见就能作出贡献。不管怎样坚持己见仍旧未能作出贡献的人也的确是有的。如果用数学上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某一个问题成立，应该有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我认为，坚持己见确实是必要的条件，但它也确实不是充分的条件。

为什么持有"己见"？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清楚。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我认为这和人本身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内部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普通的人，有杰出的人，也有无所作为的人、古怪的人或超群的人等等，他们也具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大体划分的活，一类圣者，也就是像所谓圣人那样的人，这已经是属于"大彻大悟"的类型了。我自己远未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对圣者或圣人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是没有己见的。他们在过去可能有，但后来克服了。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事的理论物理、基础物理研究工作就属此类。某位科学家坚信某一学说，看来好像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料想不到的是，自己头脑里也在考虑着相反的观点。这样的事也不少吧！善于工作的人就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惊人的力量。自己完全觉悟了的话，就不必再写论文了。写论文这件事，好像为的是给别人看的，其实首先是读给自己听的。

天才和怪人

不管怎样，只要内心有了那样的矛盾，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形式可能有各种各样，尤其叫人看着有点奇怪时，那就成为圣人了。能够做出点奇事情的人，才被认为是天才。但是天才和怪人并不完全一致，虽然是天才，但有时可能干出怪人的行为来。但干出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天才。人们的性格是很奇怪的，总是喜欢说别人如何非凡如何出奇，所以很愿意把怪人说成是天才，不像怪人的人，说成天才总觉得不够意思。对于自己熟悉的人，能够进行正确的评价，也不致于评价过高。若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时，稍微有点古怪就认为杰出人才也未可知。相反，没有古怪脾气的就不认为是天才。实际上是容易产生这种判断的。但是，独创性真正发挥出来没有？莫如说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隐藏着内部矛盾，并且很激烈，这就涉及到怎么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其外部表现为怪人时；二是外部没有表现出来，从外部看来没有什么出奇的。

不管哪种情况，所谓矛盾和固执己见，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但究竟是包含着矛盾，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坚持己见？简单讲，坚持己见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有非常远大的理想，尽管是不容易达到的，也许是十分遥远的，但想要完成这样任务的人，他的工作视野和规模就会逐渐扩大，取得巨大工作成果的可能性就会随之而来。与此相反，一生之中，始终庸庸碌碌的可能性会是很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点。

所谓创造性，是一时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从表面看，它也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或社会意义的。若不从问题的性质上，不深入到内部或不从内部来观察的话，我认为那是难以抓住其本质的。

前面曾说过坚持己见和自己头脑里有矛盾的重要性。当然，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提到创造能力，就容易联想到一种好像与其相反的能力，如记忆力等。实际上，记忆力非常好，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的人，出了校门之后，一向无所建树，就是成为专家也未能搞出什么独创成果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理解能力的问题。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但自己提不出独创性观点，这种类型的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

所谓理解力，说来简单，但是其中包含着各种因素。如合理的思考能力就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把它想得更狭窄一些，就成为逻辑的，特别是演绎逻辑的思考力了。从某一前提出发，经过理论上的推导则可得出结论。也就是因为这样而得出这个结论。这样反复推论下去，就能成为发挥创造性的基础，或者作为工具，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只说演绎逻辑能力的话，恐怕电子计算机更为优越，速度也更快，在操作中劳累、搞错或者中断等现象都是很少出现的。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也有记忆能力，但跟人相比时，在记忆数量这一点上，计算机还是远远落后的。不管怎样说，计算机是具有记忆力和逻辑思考力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计算机有创造力。若是那样的话，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能力呢？

类推

人的各种智能，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任何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能力，但跟创造性工作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是类推的作用。关于类推的作用很早以前就曾有过论述，各位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们想使别人理解一个难懂的问题时，常用的办法是列举众人皆知的事例进行比喻。因为跟已知的事物相类比，即使是很难理解的问题电好像容易使人接受，这就会使说者和听者双方都能明白。但关键是要找到跟疑难问题相似而易懂的事例。某人若能用易懂而相似的事例，使任何人都认为难懂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就可以说是开始发挥了真正的创造性。实际上，在古代的哲学书籍中，例如在希腊和中国的古书中，有很多"例如"的字样。古代的思想家，实际上用这种所谓"例如"的办法，不只向人们传授了很难懂的思想方法，而且恐怕他们之中自己依靠这种类推而达到独创性思想水平的人也是很多的。

关于创造性这个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正好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所以只讲跟我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从现今开始，正在进入比过去的机器文明更为高度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创造性就不那么重要了吧？大家可能都在同样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持有这样消极悲观看法的，我想可能大有人在。但是机器文明越是向前高度地发展，在那个世界里，人类得怎样才能更进一步地发挥创造性呢？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笛卡儿已经在300年前就研究过自我培养理智的问题了。处在现代的我们，不但不能自我培养，而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处奔波，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不是将要处于十分狼狈落后的状态吗？为了摆脱那样的处境，请回忆一下笛卡儿，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陈耀亭译）

知鱼乐

作者：汤川秀树

"这张彩纸，请给我写点什么吧！""给我写幅匾额吧！"不断有人来求写字。彩纸嘛，写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于匾额，写什么词儿却大伤脑筋。最近，我常常给写"知鱼乐"三个字交差。于是，必定来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从（庄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后一节里摘出的词句。我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但是我想，大体上是如下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起在河边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好发议论的人。两个人来到桥上的时候，庄子说：

"鱼悠悠然地在水面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于是惠子立刻反驳：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辩驳说：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我的论证方法天衣无缝吧？"于是庄子答道：

"请从头说起吧。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我是在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呀！"

这段对话好像禅的问答，实则大相径庭。也可以这样说：禅是把话头引向科学所达不到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关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看来惠子的论证方法远比庄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觉得不承认所谓鱼的快乐这种既不能明确地下定义、也不可能加以证实的东西的一方，是接近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的。但是，尽管我是一名科学家，却对庄子所要说的这一方面有更强烈的同感。

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了。莫说是德漠克利特（）的往古时代，就是到了19世纪，原子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证明。尽管如此，从原子出发的科学家们对于自然所能达到的认识，却比企图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们远为深而且广。"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参照科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了。

虽说如此，但是所谓"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则显然过于宽容。科学家在思考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换句话说，或者有意识无意识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必须至少暂时地忘掉它们。

实际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会固守哪一个极端的思维方法。问题在于宁可采取接近两极端的哪一方的态度？

当今的物理学家最不了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远比原子为小，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仔细观察，我认为它似乎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通过实验去直接分辨那样微细之处，是近于不可能的。要想仔细观察一个基本粒子，必须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时，显示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能够捕捉到的，并不是反应的现场，而只是两个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则容易偏向于上述两极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维方法，是认为应该只把两个基本粒子相互远离的状态作为问题来研究，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什么要考察一个个基本粒子的细微结构，那是毫无办法的。我则与此相反，相信采取某种方法将能够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结构；只是苦恼于想不出好办法。我想，这虽然不像庄子知道鱼的快乐那样简单易行，但是可以说：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为此，也许必须打破截至今天为止的常识的框框，采取一种奇妙的思维方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预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为纪念《中子论》①发表30周年，在京都召开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会。会议期间，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曾把上述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译成英语，向来自外国的物理学家们宣读。大家好像很感兴趣。恐怕都在考虑：自己是接近庄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这样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杨铁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