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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疏于监管巴林终酿大祸（第3页）

财政大臣还就另一问题对巴林银行提出了批评：巴林银行在接到李森的请求向新加坡客户发出3亿英镑贷款之前没有在1月底进行任何独立的检查，李森实际上需要用这笔钱弥补他的损失。英格兰银行不了解巴林银行从2月底起从伦敦向新加坡发出了大量资金。克拉克后来还证实，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负责监督海外商业银行（包括巴林银行）的高级官员已在7月中旬辞职。

次日，即7月19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长篇报道，"极为重要的警告信号是如何受到忽略的"，发表了英格兰银行关于巴林事件调查报告的摘要。

首要的问题是：损失是如何造成的？

李森本来无权让未结清期货合同过夜。关于一天之内的交易，他是受到某些具体限制的。他没有权力进行期权交易（除非他是作为代表客户的执行经纪人）。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一贯都是越权行动。

在李森被派到新加坡后不久，1992年7月就开设了88888号帐户，然后，他就通过这个帐户开始了未经授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后来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据英格兰银行的计算，到1994年12月31日为止，他在这个帐户上累积的损失已经高达2。08亿英镑，可是自始至终他都声称赚了钱。

然而，在巴林银行内部，他被看成是一个经营明星。巴林银行认为，从新加坡的期货公司赚来的利润主要是内部交易中的套汇，即在东京和新加坡各交易所之间的转手掉期，他们还认为这种交易对巴林银行并不构成真正的危险。到1995年2月27日，88888号帐户上累积的损失已达到8。3亿英镑。

这些未经授权的交易的资金来源是：

（1）使用日本巴林证券分公司和伦敦巴林证券公司预付给新加坡期货公司的钱，因为据它们了解这是它们自己帐户之间的交易。

（2）使用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应新加坡期货公司的要求作为保证金预付给新加坡巴林证券公司的钱。伦敦巴林银行在满足这些要求时没有提出任何询问，也没有采取任何充分的措施进行核实或使预付款与客户的交易记录一致。巴林过分相信他的下属，放弃了自己手中本来可以使自己免于危险的权杖。

（3）在1995年1月和2月新加坡期货公司的资金问题变得尖锐时，制造假交易以减少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要求的保证金数量。未经授权的交易是用若干手段掩盖的。它们包括在伦敦巴林银行隐瞒88888号帐户，向伦敦提出假报告，谎报新加坡期货公司的利润率和把若干子乌虚有的交易额入帐。新加坡期货公司那些未经授权的交易活动在1995年1月和2月加紧了，累积起来的巨大损失在被发现时已无可挽回地导致巴林银行破产。

这份调查报告还专门提到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早发现真实情况。

彼得·诺里斯作为新加坡期货公司的主席经营官曾从1992年开始给巴林证券有限公司当时相对来说不受控制的环境增加了一些控制措施。现在看来，即使如此，甚至到1995年的时候，这个目标也并未达到。巴林银行的董事长彼得·巴林认为新加坡期货公司的失控是"绝对"的。正是这种缺乏有效控制的情况给李森创造了机会。

调查人员们认为大部分责任必须由那些应对制定有效控制措施直接负责的人来承担，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下级管理部门的其他人也因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履行职责而失职。

有一些引起人们警觉的迹象，如果能正确处理的话，本来是能引起巴林银行查出李森这些未经授权的活动和这些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的。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主要是因为各部门的一些人没有正视或追踪已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各部门和个人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

允许李森在新加坡期货公司同时负责前台和后台办公室这一点就是最严重的失误，他的职责根本没有分开。虽然1994年7月至8月的内部审计没有发现这些未经授权的活动，但是内部报告的确提出了职责分开的具体建议。不幸的是，这些建议从未得到实施。

内部审计报告在伦敦的管理部门广泛传阅，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报告是重要的，接到报告的大部分人说，他们认为实施这些建议是其他人的责任（尤其是新加坡那个管理部门的责任）。其实伦敦管理部门只是假定会针对这些建议采取的行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有一点是意味深长的，这就是终于在1995年2月把期货和期权高级清算员托尼·雷尔顿派到新加坡，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查出了问题。

对于新加坡期货公司如何能从据认为基本上无风险的活动中获取这么大的所谓利润，人们没有做出有足够根据的估价，这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巴林银行并不了解他们的下属是怎么做的，也被新加坡期货公司的所谓"成就"冲昏了头，从没想起用一只清醒的眼睛去看看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调查报告认为这个责任在巴林投资银行的最高级管理部门。从1993年底开始对李森的专门交易负有责任的罗思·贝克和作为股本产品部门负责人并对股本产品的风险承担责任的玛丽·沃尔兹两人都对新加坡期货公司的交易性质或是否可能真获利等都不真正了解。

在到1993年12月截止的15个月中，新加坡期货公司的交易活动造成和未造成的损失为1900万英镑。它报告的利润是900万英镑。利润必定是大大谎报了。

新加坡库斯一利布兰公司负责为新加坡期货公司1994年12月截止的这一年的帐目进行审计。它的审计到巴林银行破产时已基本结束。1994年11月，库斯一利布兰公司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期货公司内部的控制环境是令人满意的。

很显然，对新加坡期货公司的审查是不够的。巴林银行的审计师，伦敦的库拍斯一利布兰公司恐怕也未进行足够的检查，以致它确信该行对保证金支付和相关的帐目等的控制措施是有效的。

作为英国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也是负有责任的。如果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的远东业务有更多的了解，并对伦敦巴林银行对于这些业务的控制程度有更深的了解，它就更有资格对这个集团进行监督。

为了对信贷风险进行监督，该行监督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该行有关承受风险的大量规定。这些规定包括这样一个要求：巴林银行应把拟承受的超出其资本基础25％的任何风险通知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负责监督商业银行和英国各大银行的高级经理克里期托弗·汤普森在1993年允许巴林银行在大皈的股票交易中超过25％的限制。巴林银行把对它的这个让步也用在新加坡承受的风险上。对它的这个让步显然未向银行的更高级管理部门汇报，这违背了银行内部的指导原则。更要命的是，对这个让步未加任何限制。到1995年2月，在大阪的股票交易所承受的风险已高达到73％，而在新加坡也已达到40％。调查人员们认为这个非正式的让步是判断上的错误。

英格兰银行对巴林事件的调查已告一段落了，但新加坡对此事的追究还没有完。李森迟迟未上庭受审，也许是检查官还需要更详细更充分的证据。10月18日，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对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当然是以前曾存在过的那个机构）罚款50万美元，以极力挽回新加坡金融监管的形象。

巴林银行成立两百多年来，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数次面临险境，但这一次，只要有一次，就足够使它跌落马下，再也爬不起来。

就象李森说的那样，这种事情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果然被李森不幸言中，没过多久，国际金融业再次爆出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