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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御驾亲征高丽（第3页）

其言谈举止十分沉着，应对不慌不忙。李世民很欣赏程名振的稳重和从容不追，意味深长地说：

“房玄龄在朕左右二十余年，每次看到朕斥责别人，老吓得面孔煞白，不能自持。程名振极少跟朕直接打交道，朕突然发怒，却一点儿也不慌乱，言语条理分明，真是一个奇士。”当即授予他右骁卫将军的职务。

李世民任命刑部尚书张亮当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四州兵马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招募士卒三千人，以及战船五百艘，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逼高丽国都平壤。名将李世勣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带领六万步骑，以及定居在兰、河二州的胡族降兵，进攻辽东。海陆两路大军分道同时并进，形成了合围之势，攻取高丽。

远征军陆路的各路人马在幽州会合，李世民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罗山督促工匠制造各种攻城的云梯、火箭、石孢等器械。远近的壮士纷纷应招从军，还有呈献所发明的攻城器具的人，多到无法计数。李世民亲自挑选，选取使用方便、制造简单的，交付姜行本按图样制造。

隋炀帝亲征高丽失败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抹掉。对于讨伐高丽，一般来说，年轻人比较踊跃，年长者大都持审慎态度。还有一些臣民至今仍然反对，影响士气，影响战备的顺利进行。李世民再次举行朝议，又御笔亲写诏书，传谕天下臣民。

“高丽盖苏文弑杀国君，肆虐百姓，其残暴实在忍无可忍。现在朕准备巡幸幽、蓟二州，兴师问罪辽东、碣石，所经之地的宿营和运输，不要过于劳费百姓。”诏书中还进一步强调：“从前隋炀帝暴虐无道，高丽国王高建武爱护百姓，用心怀怨叛的军马去进攻同心协力的军民，当然一败涂地。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兴师讨伐，简而言之，必胜的道理有五条：一是以强大打击弱小，二是以正义征伐邪恶，三是以治平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欢欣鼓舞对付怨声载道。我们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条件，必定会大获全胜。特此晓谕军民臣等，解除不必要的顾虑。”

李世民检阅了大、小三军，进行战前动员，然后敕令各种类别的军马，以及新罗王国军、百济王国军、奚部落军、契丹部落军，分道出击，向高丽王国发起进攻。

馈运使韦挺在运送军需粮草时，事先没有勘察漕渠，六百多条粮船在卢思台搁浅。韦挺被戴上刑具押送到洛阳。李世民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开除了他的官籍。由将作少监李道裕接替其职务。馈运副使崔仁师也因此被革除了官职。

沧州刺史席辩犯贪污受贿罪，当众斩首。李世民命朝集使都去刑场观看。他的用意十分明显，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让地方官吏知道皇法无情。

御驾亲征的筹备业已就绪，任命特进萧瑀当洛阳宫留守。羽林军飞骑即将护驾开拔，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来到了洛阳，请求觐见，又拖延了几天时间。

皇帝召见，与朝会明显不同，本来带有优礼有加的性质，一般情况下是个别面谈，礼仪也可以随便些。它大致分成两种情形：一是皇帝向大臣或近臣问事，或商略政务；一是普通臣民请求皇帝接待或奏事。后者要呈递“膳牌”，即皇帝在进膳时阅览牌子，选定召见对象。若属值班奏事引见的日子，由内奏事处向皇帝递呈膳牌。膳牌是用极薄的木片制成的，涂上白油粉，宽一寸，长不过尺，上端一寸左右，根据被召见者的不同身份，涂抹红黄绿等不同的颜色，呈递时便写上某官或某人的姓名。如果皇帝决定当天接待，就留下牌子，由内奏事处传知被召见者的先后及起数。要是某某需要连续奏请，还得再递牌子。皇帝召见都在饭后，地点也不固定，一般是在什么地方用膳，就顺便在什么地方召见。有时因皇帝身体不适，或者有其他事情，用膳后回銮人宫，就不递膳牌。由此可见，在朝廷供职的王公大臣可以随时召对，而朝外官员与普通臣民请求觐见相应困难许多，甚至得不到召见。

李世民对佛教并无多少兴趣，感兴趣的是希望通过玄奘了解西域及天竺的国力与民情。他很佩服玄奘本人的品学、素养、风采，及其执着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大唐一统江山，李世民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不减当年礼待秦府十八学士的做法。玄奘作为当代高僧，出国所历多年，其佛学造诣无与伦比。李世民推重儒学，旁通释典，对学问僧视若学者。他思想开明，不以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实行示存异方之教的开放政策。对待佛、道两教，他的基本态度是可以宣扬，并加以利用。当然，随着时势的变迁，也各有所侧重。贞观十年以前是佛道并重。十一年开始抑佛崇道，当年二月即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晚年又转向关心佛事：一方面是受玄奘的影响；另一方面，贞观十九年前后，因废立太子酿成离散悲剧，后来征辽失败又伤了自尊心，精神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心理状态陷入了空虚境地，以致转向从道教的方术寻求长生，同时也想从佛法中求得灵魂的慰藉。

贞观元年秋八月，玄奘抱着“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的夙愿，潜出长安，偷渡玉门关，西出河西走廊，循天山北麓翻越葱岭，至北、中印度各地，遍参高僧，广求佛法，瞻仰圣迹，精究梵文，以十余年的时间，走访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在天竺的那烂陀寺向戒贤大师请教种种疑问，潜心钻研，尽窥瑜伽学派的底蕴，成为其首座弟子。戒日王设法会于曲女城，由他担任论主，讲经十八日，提出《制恶见论》一千八百颂，元有诘难，佛国服膺，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七年初，玄奘以二十二匹宝马满载佛像、佛具和佛典等，跋山涉水，穿越以人骨或兽骨当作“路标”的大沙漠，不顾寒暑，历尽千辛万苦，于次年春夏间到达于阗，遣人上表朝廷，申述自己的奇迹般的经历，得到了李世民的垂青。朝廷特别下达敕文：“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且末迎接。”贞观十九年正月初八日，玄奘一行回到了长安。

留守房玄龄亲自率领朝臣迎接，僧、俗、士、庶莫不争先恐后夹道欢迎，焚香散花，顶礼膜拜。在朱雀门南，玄奘把带回来的物件公之于众，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他西天取经，历时十九年，行程五万余里，克服了大苦大难，完成夙愿。本人由二十四岁的年轻和尚变成了四十三岁的中年僧侣，誉满归国，带回经典六百五十七部，以及若干佛像、舍利和花果种子等，开创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正月二十四日，李世民在洛阳仁寿宫仪銮殿召见了玄奘。玄奘在炎热的异域生活多年，皮肤晒得黝黑，眼角皱起了鱼尾纹。但他神态端庄，谈吐自然，措词文雅，风节贞峻，给皇上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李世民爱才惜才，很想说服玄奘还俗做官，效命朝廷，谋划打通西域和天竺的方略。玄奘早已超脱红尘，不可能再染世俗事务了。他郑重恳辞，并乘机提出了选贤译经的请求。译经若能得到皇上的敕许，就成了国家的事业，费用、场地和助手便都有了保障。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通过大量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争取把“道先佛后”的排列位次改变成“佛先道后”，提高佛教的地位。然而李世民对于佛教的宽容是有原则有限度的。唐室自称陇西李氏的后裔，祖先是五胡十六国时在敦煌、酒泉建立的西凉国的国主李暠；又追尊道教教祖太上老君李耳为皇祖，宣扬“老君垂范，义在清虚”，吹得神乎其神，甚至把它同创物兴邦联系起来，颂赞道教清静、无为的教义有益于治理天下，“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老子李耳是天神上帝，道藏是中土之经，道教是华夏之教。因此，在李世民的心目中，方外之教传人中国，可以传播，但不能过分膨胀，以至压倒华夏本教，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不过，玄奘不畏艰难险阻，万里迢迢奔赴佛国搜集佛经，决心以毕生的精力投入经卷翻译，献身佛事。他的无怨无悔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感动了李世民，勉强依从所请，朱笔批示：“爰召学人，共成胜业。敕许译经，为亡母太穆皇太后窦氏的菩提。”由国库开支，在长安弘福寺兴建译经场所。玄奘千恩万谢，眼里莹莹地闪着泪光，说：

“陛下真是一代明君，功德无量，声名远播。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曾向我问及《秦王破阵乐》，非常钦佩陛下的文治武功。”

“朕学浅心拙，”李世民心里颇得意，口头上却很谦虚，“在物犹迷，况且佛法高深幽微，岂能仰测。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避法门，不妨撰写西行的种种见闻，让朕开开眼界。”

玄奘乐意地接受了旨命，由他口授，弟子辩机笔录，于次年七月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下了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进表呈上。后来玄奘在长达十九年的译经岁月里，虽然助手欠缺，译场屡易，困难重重，而译经事业始终未辍。到他病逝为止，共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召见玄奘以后，李世民抛开一切杂务，亲自总督各路军马从洛阳出发东征，并下诏说：“朕自定州发兵后，由皇太子监理国政。”兵马刚要启程，收到了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的奏折。他说：“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居留定州，长安洛阳心脏地带守卫空虚，恐怕发生类似杨玄感那样的变乱。高丽不过边陲小国，不值得劳动圣驾。调遣一支人马前去讨伐，旗开即可获胜。”李世民不肯采纳，反而任命尉迟敬德当左一马军总管，随驾出征。

“皇上没有带你一起走，你就变个法子引起皇上的注意。哈哈，看来尉迟兄比俺会用心思。”程咬金扬起胡子拉碴的下巴，亲切风趣地笑着。

“别笑话人家，先说说你自己。”尉迟敬德反唇相讥道。

“皇上点名叫俺来的，俺没有提要求。”

“混世魔王耍滑头，”秦叔宝检举说，“尉迟兄有所不知，他在皇上面前亮出膀子卖弄自己，说他愈老愈精神，天天坚持练武，如今学会了射箭，能开十石力的弓。”

“俺没有说自己，是问皇上还能不能拉开十石力的弓弦。”

“欲盖弥彰，纯粹是毛遂自荐。”

长孙无忌匆匆走过来：“让我好找，皇上召你们咧。”

“干吗?”

“见了皇上自然会知道的。反正皇上少不得你们，你们也少不得皇上。”

长安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到留台声称告密，留守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果敢地回答说：“告你!”房玄龄不敢专断，用驿马传送到行宫。李世民心里的火一下蹿到了脸上，满脸通红，让尉迟敬德、秦叔宝和程咬金率百骑侍卫持长刀伺候。他双眉耸立，厉声问道：

“你告谁的密?”

“告房玄龄。”来者脆快了当地对答。

“哼哼，”李世民一声冷笑，“当真不出所料。”他手一挥，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腰斩!”

告密者哭喊道：“我有证据。”李世民连听也不听，转过背去了。事后，他亲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够自信，吩咐说：“再有类似事情，由你独断专行。”

远征军途经商朝太师比干墓地（河南卫辉市境），李世民下诏追谥比干为忠烈，命当地衙门整修坟墓，设春秋二季，用少牢（猪、羊）祭祀。免除附近五户人家的捐税差役，常年打扫墓地。

军马进抵邺城，御驾驻跸。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和随征大臣绕城走了一圈。东汉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在此建都，兴筑宫殿、衙署和苑囿等，又在其西北隅筑铜雀、金凤、冰井三台。其中以建安十五年所筑铜雀台最出名。台高十丈，殿宇百余问。李世民亲写祭文祭祀魏太祖曹操，评价道：“临危制变，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员将帅计谋绰绰有余。然而做万乘之尊的帝王，则才智略显不足。”

先行出发的李世劫军，已经到达了离洛阳一千六百里的幽州。李世民的车驾进抵离幽州四百里的定州，传令三军休整数日。他看见患病的士卒，便召到御榻前安抚慰问，交付给州县进行治疗，无人不受感勉。有些姓名没有列入东征军簿籍的人，自愿以私人装备从军，动辄一千多人，上书乞请说：“我们不求得到皇上的封爵赏赐，只愿为国效忠，死而无憾。”李世民怕影响后方的农事和社会秩序，竭力解劝阻止。

从定州启行前，随行的太子一连哭了几天。李世民皱着前额，显出三道深深的抬头纹，带着鼓励的语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