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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遭酷刑忍辱负重（第1页）

惨遭酷刑，忍辱负重

然而，由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是漫长而充满艰辛的。司马迁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经受了肉体以及精神上的种种痛苦和磨难，付出了毕生精力。

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孟子·告于下》）。司马迁正是如此。他继承父志，独自修史，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他虽做过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但实际上却无什么实权，而他为人又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所以只能在公务暇余时才能著书立说。虽然在史籍中并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述说其中之甘苦，但是，如果我们看了《史记》的宏大规模，对此便不难想象了。如果说司马迁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精神令我们赞叹不已的话，那么他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的毅力和勇气更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前98年，也就是司马迁着手创作《史记》的第7个年头，当时他42岁，正处于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之时，巨大的不幸却突然降临。

这一年，李陵征战匈奴，战败投降。当时朝中诸官都极尽谄媚之能事，对李陵落井下石。司马迁其实与李陵并无什么过甚的交情，但他了解李陵孤军深入，无援兵支援，投降匈奴实属万不得已，最主要的还是他对士大夫们溜须拍马的丑恶嘴脸十分厌恶，极力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认为李陵降匈奴确实有“败其家声”，但从国家的战略角度来说，主要责任并不在李陵。因为李陵却曾不顾牺牲地闯入敌人阵营，连战十日，所杀过百。可后来李广利对手下看管不力，以至将李陵是孤军作战的消息传语匈奴，所以匈奴起倾国之兵，将之团团包围，左右受敌。而李广利却坐视不管，不发一兵一卒去救援。即使在这种燃眉之急的情况下，李陵尚能转战千里，后终因救兵不至，遭到失败。可是那“全躯保妻之臣（包括李广利在内），随而媒孽其短（诬陷和嫁祸于人）”，司马迁当然是“私心痛之”的。司马迁这几句话，不但鞭挞了李广利的贪生怕死和妒贤嫉能的误国行为，也揭露了汉武帝因贪色而任用无才无能的亲信为统帅的过失。听后，汉武帝恼羞成怒，“以迁诬罔，欲沮贰师”的罪名，乃“下迁腐刑”。

腐刑又称宫刑，是当时严厉仅次于杀头的最残酷的肉刑之一，也是最侮辱人格的刑罚。根据汉朝的法律，即使是死罪，也可以用钱去赎。但是司马迁一向家贫，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可见司马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是受到何等的摧残和迫害，人格上蒙受了多大的侮辱。司马迁为治学之人，当然对人格和名节十分看重。

司马迁出狱时，已经将近50了。后来，虽然汉武帝又任命他为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尊宠任职”，但其实他却是一个“身残处秽、动而见尤”的人。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详细说明了当年他为什么受宫刑的原因。这篇《报任安书》，是他53岁时写的，一字一泪，不忍卒读。这时，他的朋友要他“推贤进士”，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只有著作才是自己真正的业绩。他的《悲士不遇赋》，就是在他出狱之后写的，尖锐的抨击了汉武帝及其集团，叙述了自己的处境。由此可见，严刑峻法并没有击垮他，奇耻大辱没有让他就此妥协。

正因为司马迁对历史太熟悉，他深知“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秋因景监见，赵良寒心”等史事，因此忍受着比常人更大的痛苦。甚至事隔四、五年后，司马迁曾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中，愤慨地写道：“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他认为被处以官刑已苦不堪言了，其实担任中书令一职本身就可算是奇耻大辱（因中书今一职均由闲者担任）了。他在信中还列举了人生十大不幸，并认为被处以宫刑位于十大不幸之首。突遭飞天横祸，忍受如此屈辱，司马迁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着勇敢活下去的呢？他自己形容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很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进而发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的千古名言，而且自比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立志要做重于泰山之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正是凭借着修国史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才从逆境中奋起的，表露了他高度的自信心。

为李陵正义辩护反而倍受凌辱，这使司马迁更加清楚的认识了当朝统治者的昏庸。司马迁出狱后，不仅没有减少敢于直言的勇气，而且将之化作了一腔感愤溶于著作中，从而使文章更加深沉雄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