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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目录序（第1页）

战国策目录序

作者：曾巩

刘向（1）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2）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3）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4）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5）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6）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7）、商鞅（8）、孙膑（9）、吴起（10）、李斯（11）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12）也。

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13）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14），有为墨子之言者（15），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16），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17）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释】

（1）刘向：字子政，汉高祖异母弟楚元王四世孙。曾校书天禄阁，著有《说苑》、《新序》等书。

（2）崇文总目：书名，为北宋官府昭文、史馆、集贤、秘阁四馆藏书的总目录，分类编目，计六十六卷，仁宗时王尧臣等奉敕撰。

（3）笃：坚定。

（4）二帝三王：二帝：谓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即三代之圣王。

（5）游士：行游各国，谋为诸侯所用之策士。

（6）偷：苟且，只顾目前之意。

（7）苏秦：字季平，洛阳人。师鬼谷子，习纵横家言。尝游说秦，惠王不用，乃往说六国，合纵抗秦，遂配六国相印，使秦不敢窥函谷关者十五年。后客于齐，齐大夫使人杀之。

（8）商鞅：卫之庶孽公子，姓公孙氏，好刑名法术之学。

（9）孙膑：齐人，名不可考，膑原非其名。

（10）吴起：卫人，善用兵。初为鲁将，攻齐大破之。闻魏文侯贤，往归之。

（11）李斯：尝从苟卿学。秦始皇一统天下，斯为丞相，定郡县之制，下禁书令。

（12）寤：同“悟”，觉悟。

（13）泯：灭，毁。

（14）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人宣扬农家许行的学说。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15）有为墨子之言者：有人宣扬墨家墨翟的学说。

（16）二百四五十年之间：《四部丛刊》本作“二百四十五年之间”，今据他本改。

（17）高诱：东汉涿郡人，曾注释《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

【译文】

汉朝刘向编订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本朝修纂的《崇文总目》说十一篇残阙不完整，我到士大夫家去访求，才全部找到，改正其错误，去怀疑不可考查的，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才又成为完整的书。

我的叙文如下：刘向为这部书作叙，说周朝初年，昌明教化，修整法度，因此国家大治；到了后来，使用权谋诡计，堵塞了仁义之道，因此国家大乱。他这论点原来很好，但最后又说：这部书，是战国时代的权谋之士，揣测当时国君会采行的政策，不得不如此。也可说是：被世俗的言论迷惑而自信不坚的人。

孔子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好几百年了，旧有的法制、固有的风俗都已经丧失很久了。孔子孟子却独力阐明先王的正道，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这哪里是把后代没法做到的事去勉强天下的国君们做呢？他们也只是衡量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局，来制定当时可行的办法，而不失去先王之道的宗旨罢了。为尧舜及夏商周的先王治理国家，他们所遇到的世变固然不同，他们推行的法制固然有别，但他们为国家为天下的用心，讲求本末先后，这一点却没有不同。孔孟之道，也只是如此而已。因为法制是用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正道是一切事理成立的根本，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孔孟牢守这个原则，哪里是喜欢发怪论呢？只是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被世俗的言论迷惑而自信坚定的人。

战国时的游士就不同了。他们不了解正道是可深信的，只希望游说可以投合人君，他们的所思所想，只是一时的权谋之计罢了。所以只谈诡计的有利而不提坏处，只说战争的好处而隐瞒后患，他们一窝蜂去做的，都有眼前的利益，可是害处更大，都有眼前的收获，可是失去的更多。结果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谋士，因此丧失生命，采用权谋的诸侯国及秦朝，也亡了国。权谋是世上的大祸这是很明白的，可是世俗却还不知觉悟。

只有先王的正道，顺应时代及世局的改变，而制定不同的礼法，仔细研究，没有毛病，推行起来，没有流弊。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以权谋替代正道的。

有人说：“邪说既会妨害正道，应该去除灭绝它，不把这部书消毁可以吗？”回答是：“君子要防止邪说，一定先将它的理论公布于天下，让当代的人，都知道邪说是不可信从的，然后再禁止，效果才大；让后代的人，都知道邪说是做不通的，然后再告诫，道理才明；何必一定要消毁这部书呢？真要舍弃灭绝邪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了。所以孟子书中，载有农家的言论，也记载墨家的言论，而都加以批评。至于这部书的内容，上与春秋经衔接，下写到楚汉之争，共记载了二百四五十年的历史，本来就是没理由废除的。”

这部书由高诱注的有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记载只存八篇，现在存在的则有十篇。